通人王蒙

南方人物周刊 2013-08-20

核心提示：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穿着黑面布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你看，这一脚下去，没什么动静。但这个力和能量不会消失，它一定在哪里，转移，储存，积聚。也许过了10年、50年、上百年，它跟无数这样的力合在一起，酿成一次地震或者海啸。”

这是7月的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一个独门小院。海风好像从隔壁吹过来，天是高亮之蓝，丁香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79岁的王蒙在说“无端”。

在汶川大地震现场，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革命里，在命运一次次丢给他的拐点里，甚至在人生低谷（1991年）一头溺进的义山诗里，他读出两个字：无端。

“大问题都是无端。就是千头万绪，说不清。李商隐的抒情里，有悼亡，有怀旧，有感遇、思乡、冤屈、牢骚、自恋、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不是一时一事一史而起，有一种深刻的弥漫性。汶川地震，专家告诉我，那是上万年地壳的各种运动，各种力量积存、作用的结果，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结果。”在无端面前，王蒙说，他感受到庄严、恐怖和内心的震动。

这样的话题多少让他显得有点疲累。他已经到了，他的老友张贤亮告诉我的，垂垂老矣的年纪。他的写作、游泳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速度放缓、距离缩短。在这个安泰的、甚至有些甜蜜的夏日里回顾人生，寻找意义或别的什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现在一条绯闻比一篇正经作品影响大。面向历史发什么深邃思考，领导不愉快，群众也不买账，两面不讨好，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必要惹这个不愉快。”张贤亮说。他比王蒙小两岁，现在是西北一座大型影视城的董事长。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交税一千多万元。

赴北戴河前一天，王蒙在《锵锵三人行》中和查建英、窦文涛闲聊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我瞅着电影里头那些小小子小姑娘都挺俊的。”他慈祥地说，“《小时代》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

及至见面，请教宽容爱护的出处。王蒙缓缓道：“浅是浅，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只不过赶上大时代、大事件。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而正是这种不困惑，制造了后来许多许多的悲剧。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一种语法和活法

“所谓成长，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学的理念一步一步变为现实。”王蒙在他的自传里说。

他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其中16年在新疆），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以及，写作长达60年的作家。

他有一些尊号或者注脚：大师（语出莫言）、贯通先生（语出贾平凹。行前得贾先生指点：他是贯通人，以此出发，大有写头。）、人精（语出许多人）……关于他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有过一些争议；关于他的绝顶聪明，毫无争议。

张贤亮讲起一件旧事。某年出访美国，一位希腊裔美国人教他英语，几天后，老师坦率地对他说：你比王蒙笨多了。此前，这位老师也教过王蒙。

1950年代王蒙在区团委工作时，就有人说，这孩子太聪明了。妻子崔瑞芳所在学校的校长，在终于放行崔瑞芳、允许分居两地者团聚时，说了一句：王蒙，厉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蒙说，这8个字会让他落泪，“它是一种生命历程啊”。

因为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王蒙从小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在自传中，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喜欢哲学与咖啡、艺术与科学的晚年绰号王尔巴哈的书生。在全家断粮的情况下，他得了点钱，先买温湿度计（代表科学），或先给孩子们买巧克力和外国童话书（代表理想状态）。二姨兜头泼向父亲的那锅热绿豆汤以及父亲的应对，长久地刺痛着他。那些又怨又怜又痛的文字出版后，王蒙告诉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读出了他对父亲的感情。而据崔瑞芳回忆，年轻时的王蒙很少谈论他的家庭——2005-2006年书写自传的王蒙，将自己的心灵最大程度地打开了；但同时，他仍然必须“向还压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

“我不能对不起她（指妻子），我要让她快乐并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而崔瑞芳，“至少有5件事可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她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丈夫；跟所有劝她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亲人划清界限；当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决定去新疆，她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一直去到巴彦岱生产大队……那些年里，他们之间惟一的障碍似乎是“江青”——只要提起这个名字，会影响夫妻生活，用王蒙在自传中的表述：一夜无话。

张贤亮曾对王蒙的不沾绯闻愤愤不平：一个作家，怎么可以没有绯闻！转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么办法？

1990年1月，王蒙发表了辞去部长之职后的第一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写梦境、青春和爱情，写一个青年坐火车、坐汽车、放弃等车走着去看未婚妻的旅程，那是1954－1958年王蒙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的再现。

“你可以有大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乐，跟爱人一起吃西瓜，买到便宜的处理货……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80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忽然大吼一声：瑞芳！

王蒙惟一的文凭是初中毕业时拿到的。因为跳级，他没有小学文凭。他的聪明从人堆地气里来，首先表现为他的说话——

陆文夫曾对一众作家说：人家王蒙一个意思能用18个词儿，你行吗？河南作家乔典运有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为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

老作家们戏言：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5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说法：文人口才好，因为开会多。

周扬、胡乔木、丁玲、老舍、冯雪峰、贺敬之、冯牧、林默涵、艾青、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再后来，丛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冯骥才……新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从会场上、从王蒙身边，一一走过。

受丁玲批判的萧也牧，受周扬批判的丁玲，受毛泽东批判的周扬，受老舍批判的刘绍棠，由红卫兵抄家搜出美元始、以投湖自尽终的老舍，在图书馆上吊的徐宝伦……都是在他眼前留下过音容笑貌、命运残篇的人。他们曾对着他说话。

在历时54天、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23岁的王蒙听着老作家们激动的发言，“只觉一阵冰凉，又一阵遍体发麻发酥的温暖，如得了虐疾。”他还记得老舍的语言风格，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礼数：“丁玲同志，您的态度是错误的……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批判、检举、检讨，已经成了一种语法，和活法。

“文革”结束，四次文代会上，难兄难弟们纷纷亮相。王蒙环顾四周，都是久经锤炼的文艺战士啊。

后来，则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先说是为了布防，后说的才是本意。比方说，一个讲，有很大成绩，但更要看到缺点和问题；另一个讲，有很大问题，但更要看到伟大的成绩。我相信一个生人或懂汉语的外国人在这种场合，一定会觉得两边说的没有差别啊，可暗含着剑拔弩张。为了这点逻辑顺序，我们消耗了多少时间，伤了多少和气，绞了多少脑汁！”

再后来，是文坛的明暗纷争。“我说话利落，口齿清晰，喜欢辩论、婉转解释、稍作说明、淡淡一拂或以退为进或及时打住——休兵一笑。我用词力求准确，有分寸，有棱角，自自然然，随机应变而又有所控制。我说过，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我太熟悉咱们的政治语码。同样一句话，我会从25种说法中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我不怕反驳不怕攻击，我反应迅速。而更多的时候我明白不反应更好，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他渐渐形成了另一套语法：幽默的、调侃的、戏弄的、高天阔地形式豁达暗含机锋的，间或一露尖刻的、骂人不带脏字的。他说，我原是多情的、敏锐的、梦幻的，时有偏激的；荒诞油滑实不得已，须让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这里头，既有命运的馈赠，也不无人的变化。

90年代初特殊时期重新登记党员，安徽某诗人曾有暂缓登记的考虑，经过当地领导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王蒙描述为：“没有出现其他情况。”

至于文人笔战中的身段风度，一方面各显天性，一方面也是鸡同鸭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辩论环境的写照：总体质量下降、PM2.5上升。

韩寒发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虚伪》，王蒙回以：“我是新概念大赛的评委会主任，韩寒的出现我有责任。”

王彬彬发表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回以《黑马与黑驹》。因“彼时彼刻扯出黑马有失品格”，一时遭遇众多拍案而起。有批评者看出，这不仅仅是厚不厚道的问题，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党性和立场的一闪而过——其时，当事人未必自觉。

他还有一篇经典之作《训贤侄》，是对官场斗争、政治暗算的回击。在自卫反击方面，王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奉者。他有自察，晚年亦有反省：还是火气大了些，意气用事了些，相逢一笑该多好。他仍然心向他推崇的老庄境界：大道无术、道法自然。

毛主席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

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会前每人发到一份参考资料：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结婚。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保留了这次会议的不完整的记录稿，开头有几句话：“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

这是王蒙的第二部小说，写于1956年4月，经副主编秦兆阳修改，发表在9月的《人民文学》上。如果说，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他对经年阅读的苏联文学的一种致敬，这一部短篇，则是响应团中央号召，向娜斯佳学习。娜斯佳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里的主人公，一个经验不足、却勇于同落后现象作斗争的青年。五十多年后，王蒙说，他曾试着翻过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怎么也读不下去。

王蒙刻画了两个仍然保有学生气的人物林震和赵慧文，面对区党委里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陷入一种困惑：现实中的党委工作和他们小学时听的党课内容不是一个味儿。小说后半部，弥漫着一种孤寂之情。

崔瑞芳曾说：王蒙有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在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7岁，放了学，怕父母吵架，不想马上回家，于是闲逛。闻到肉香，馋，没钱，也没有向父母要钱的经验。再往前走，是一家棺材铺，他问：掌柜的，您这棺材多少钱？他幼年曾跟姐姐谈论过死亡，很小就失眠。

43年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这篇小说有了新的发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

而当年的需求不同。全国展开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多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据黎之回忆，“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惟一一次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分析。”

这一年，王蒙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录音，“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王蒙在自传里写道：“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周扬说：你现在成了老作家

1957年5月，“鸣放”到了关键时刻，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出现了。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通知又来：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上，领导们也拿捏不准。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交待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批判会后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照片：将小棉袄甩在肩上，一脸阳光潇洒，有点普希金风范。他也提道：“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10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其时王蒙正在山沟里劳动，妻子在山西上大学，故起名“王山”。两个多月后，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对着儿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婴儿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3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都印刻了他与妻子的一段经历，有山有石，有伊犁。

劳动使人强健、接地气、开眼界、长知识。比如北京东城的大粪比西城的有劲、价格高，因为东城富人多。

斗争中也有发现：基层右派（来自各行各业）有一种受虐虐人的积极性，他们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强暴转施于人时，表现得习以为常、驾轻就熟。王蒙悟出：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无欲者授受最亲。这本是一个人性彰显、适于反躬自问、问一问“个人在运动中该负什么责任”的题目，却被平反后的大部分人略过了。

“文革”的爆发是必然的，王蒙说。他的老友冯骥才说，推动“文革”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迂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力量。

“文革”中，王蒙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日记。他丢失了钢笔，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祸从笔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笔，为刚出生的女儿记婴儿日记。他读大量相关书籍，研究记录婴儿便秘、腹泻、消化的经验，直到孙辈们出生仍能发挥作用。他被子女们授予“屎学家”称号。

1979年，周扬见到王蒙：“你现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里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写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21岁半，再回文坛，23年过去了。

冯骥才告诉我，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一次是从“文革”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有那么几分钟，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

张贤亮告诉我，22岁进监狱，蹲了22年，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他与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叔”。

艾青错划右派21年，平反时给他3个字：搞错了。诗人算了算，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

……

晚年嗓音退化、风度依旧的周扬，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你们说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合集《重放的鲜花》。人们争相传阅，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右派。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在内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

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乡插队时，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个80年代，我对王蒙印象很好。”

近代文人多半是弑父弑兄长大的

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

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4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获赞同。

王蒙此时发言：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哪来的失落？谢泳立刻指出：王蒙的参照系停留在50、60年代。我在此次采访中分别请教了张汝伦和朱学勤，想弄清当年人文精神的参照系到底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五四之后民国前后的，还是“文革”之前抑或80年代的，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朱学勤说，当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指向的“人文精神”，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共识，是某种压抑中的自然爆发。当他发觉批评正慢慢走向声讨市场经济的路子上去时，便退出了讨论。

在回忆这场大讨论时，王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从考证定义开始。他最后认为，这场讨论存在“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拜金、物质主义）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和通俗文艺去了。”

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缚鸡，心多波澜，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气接大荒，可爱，可笑，可悲，可叹，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

“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鼓与呼，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他提到鲁迅，也提到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然而，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对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回避、矛盾的部分。比如说，他认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弥赛亚（先知、救世主）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是文人的凌空蹈虚、大言欺世，那么，他少年时代就信仰了的、除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过、“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共产主义呢？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应归于精神的力量与火焰，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伟大与悲哀呢？

当我请教“如果跳出党内的左右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真理/普世价值这东西您觉得到底有没有？值不值得追求并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时，暂未得到回应。

冯骥才向我描述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王蒙的情形。

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韦君宜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在那儿搞创作，王蒙还在新疆，关系还没调回来，他是作为新疆代表回北京参加团中央恢复之后的第一个会。我印象中他头发特别黑，坐在一个破沙发里，怯生生的，很拘谨。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他就像一个刚来报到的新生，两手中指紧贴着裤缝那种。

当时三中全会还没开，还在讲“两个凡是”。北京文坛左和右的思想碰撞特别厉害，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出了，伤痕文学也冒头了，大部分人还是“一看二慢三通过”。王蒙就在这种形势下调回了北京，住前三门，有了两间小屋，在9楼。

王蒙在回忆中写道：“回城的时候，有了一个23平米的栖身之所，劫后余生。”“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

“我无法淡化自己的社会政治身份和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1980年，王蒙坐6角钱的闷罐子车从西安去三原看得了抑郁症的二儿子，“这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点痕迹。”

此后，他创作欲喷涌，著书立说，被委以重任，出国访问，搬进高知楼，安上电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成了张贤亮所坦白的：（我们都是）三中全会之后的既得利益者。

韦君宜在小说《露沙的路》中借露沙的头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王蒙说，“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两地分居、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感。”

我在同一天晚上看了《青春万岁》和《小时代》两部电影，看到历史跳跃的大抛物线。然而历史又是无法割裂的，没有当年的青春万岁、蹉跎岁月和伤痕们，哪来今天理直气壮的“小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王蒙未必理解丁玲，王彬彬、韩寒不理解王蒙，那么，10年后又万岁了的青春呢？

冯骥才有点激动地说，未来必有一种文明会反省今天的无知、粗鄙、时尚化和商业化。他更担心的是，那种文明/文化反省的方式是否会比这一百年来业已展现的有些长进。

朱学勤说，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是一个悲剧现象。“五四”以来，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嘲笑、划清界限的姿态，否定传统，否认积累，好像历史都是“从我开始”，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戏还没唱完，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套。聪慧如王蒙，也看清了历史上的这种虎头蛇尾，原因在于，“着急啊”。

根子出在哪里？朱学勤说，还是没有学会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同情之理解。

王蒙说，什么叫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拱手让给他人。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忏悔的文化，从上到下。

张汝伦例举了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的罪责》，朱学勤例举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涉及反省的深度，涉及“不是一个人的罪责，但个人是否有责任”。

书生们指望王蒙这辈人做些什么呢？在体制内抗争？试图抗争的品种都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适者生存。牺牲？他们已经付出了青春。书生们自己又在做什么？

王蒙不解释，但他也在坦诚面对内心的那一刻给出了解释——

自幼受到党的训练和培育，我懂党的原则，党的规矩。

有一种东西叫做国家利益，有一种东西叫做生活，有一种东西叫做大势/形势。

除了相信和乐观，坚持与稳住，没有别的选择。别的选择是死路一条。

他甚至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他提倡并示范的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能在党内独树一帜、渐渐成为主流；希望这个党能兼容并包，清污除垢，温和渐进地改良；而他，愿意充当党民之间的桥梁，减少摩擦的缓冲垫。他四处传播“建设性”。

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4个字：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归纳为另4个字：实事求是。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颠覆反动政权的斗争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日本、美国去斗争吗？他们就地消化实验，同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鼓励青年人钻研学问、发明创造，要一点一滴搞建设、发展经济、追求和谐？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跟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

缓缓游回瓶里

1988年，还在部长任上的王蒙写了一首诗《旅店》，其中写道：

电梯总是板着面孔/接受你与你的行李/吐出你与你的行李/无需告别门已关闭/对旁人如法炮制

一个潦草的故事/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在时限内　结账前/属于你

1989年夏，王蒙在烟台养病，同时陪伴正在烟台动阑尾手术的崔瑞芳。“那是夏季最炎热的一个晚上，我在医院陪床，同时接到北京的电话。”其间，他写了一些诗，有一首叫《雨天》——

……游远了海就大了无边/大雨落在大海海面满满/然后缓缓游回瓶里

朱学勤说，“我毫不怀疑王蒙在他那一辈里是智商最高的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隔10年我就能碰到一个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令人惊叹。但是，他们往往被冻结在某一个格局里，受到境界的限制。而境界，跟对价值的认领有关。我为他们惋惜。”

冯骥才对我说——

王蒙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他受苏俄文学影响很大。从他的散文里，从他小说的某些段落里，我常常能读到那种温柔、伤感、深沉的东西，这是真正属于作家的气质。但它们常常被更多的政治、思辨、说理给掩盖了，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这是很可惜的事。他的经历、位置，他脑子里太多的斗争、太多的文坛——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特色，国外的作家都是散养型的，想让他们搅在一起都很难——决定了他躲不开这些东西。他离政治太近了。比方说，有些非文学的语汇，像“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一般不会在小说里用，但他就直接用；而他本身具备的那些艺术想象力、悲天悯人的情怀、灵魂中的浪漫，都受到限制或退后一步了。但也正是因为他有一个作家的灵魂，他骨子里是正义的、人性的，所以他作品里的政治，当年我就说过，“很性感”。他是文坛的奇特之人。他有那么好的素材和细节，如果能保持一点距离，一种哲学的、思想的、艺术的距离，是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也只有他能做到。但保持这个距离，很难。

生活中，他是个特别可爱的人。从朋友的角度，我觉得他也挺苦的，我特别理解他。我曾写过一首诗给他——

满纸游戏语，彻底明白人。

偶露部长相，仍是作家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