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线在2002年

（2015年11月16日）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开篇即说：“1587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2002年的北京也是如此。举例来说，其一，2002年春节过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印发给了30多位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到2002年5月，收信人一共60多位。[1]其二，2002年8月30日，我重印了《民意的守望与顺应——湖北省县（市）舆情与媒介观察》邮寄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上述读者，并且增加了很多新闻学者作为收信人。其三，2002年11月8日—16日，我在厦门参加一个培训班。11月14日，刘吉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15日到他办公室去面谈。11月16日，我在“厦门—广州”的列车上写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包括“台湾问题三原则”，但没有单独列出来，也没有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是2004年1月16日在给刘海藩同志的信中写的。其四，2002年11月30日，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定稿，并写公开信谈了若干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其中提出了“七大关系”的思想……

这些事情后来被我称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新世纪的开端是悄无声息的。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中南海难掩震惊。推崇“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庸之道们极为尴尬。我冷眼旁观，心知肚明。但我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上纲上线，也没有投机取巧，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努力防止我的著作被过度解读，被恶意利用，防止事态恶化。这是一种“弱者的道德”，希望以理服人，希望以德化人，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然而，这种“弱者的道德”却被邪恶势力利用。他们在背后搞阴谋诡计，搞无物之阵，以“必须服从组织”的口实，故意制造悲剧和灾难，事实上对我实行了一种侮辱、压制和迫害的政策，并且在此后持续十几年。好心没好报。这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作品就是一切。”只要有作品，只要问题解决了，就OK了。我根本不愿意介入任何派系斗争，我只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间一刻千金，机遇百年一遇，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一天都耽误不起。但是这个党这个国家的存在没有底线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也导致了我2005年11月以后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无物之阵，用来解决历史的底线的问题，用来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用来捍卫党章和法律的尊严，用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是2001年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这也是2004年写《伶俜十年事——2004备忘录》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掌权者的厚颜无耻完全不可理喻。

我希望以理服人，希望以德化人，希望大家团结，不愿意介入任何派系斗争，并不等于我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我的原则非常清楚：必须实事求是。我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必须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我的原则和底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底线。在2001年就和大家说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都在那里摆着。我多次说过：“文章在寄出的时候已经是某种形式上的发表了，没有公开发表并不妨碍作者享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一切著作权权利。”[2]而2002年11月30日，我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完成修订并且宣布以后不再修改，也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底线。这一行动有两个意义：第一，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第二，明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著作权。只有真正了解2000年以来的历史的人，才能真正明白2002年11月30日的行动的意义。换句话说，2002年11月30日，我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过去两年里抄袭和剽窃我的思想理论观点的问题就已经心知肚明。换了马甲的抄袭和剽窃仍然是抄袭和剽窃。“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然而，我的表达方式是非常与人为善的，是非常中庸之道的，是非常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发表后，中共中央有两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必须公开就思想理论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做出检讨；第二，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著作权和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性的要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起码的规矩，是历史的底线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在2002年所面临的“生死抉择”。做不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终结了。[3]

而中共中央什么都没有做，反而在背后搞阴谋诡计。2001年春夏，《国企监察》杂志停止筹办，我实际上从此失去了自己在新闻领域正常发挥能力的平台或者说工作。2002年春夏，《中国石油》杂志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划转经济日报社，8月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人事部把我分配到中国石油企业管理协会工作，从此彻底靠边站。我多次申请公派留学和换工作均无人理睬。2005年11月我宣布暂停在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工作之后也仍然是如此。2005年11月至今的十年里，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都对我的工作问题不闻不问。而有关部门从2002年就开始对我进行监控。这十多年历史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畸形的病态的丑恶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这十多年间一边肆无忌惮地抄袭和剽窃我的著作，恬不知耻地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想理论成就都归功于他们自己，一边却在工作、学习（研究）和生活等多方面对我进行侮辱、压制和迫害，以致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无法正常工作、学习（研究）和生活。我说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我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年纪，恰好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年纪。[4]中共中央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织的所作所为，就好比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完《共产党宣言》以后被组织上一脚踢开，派到车间去劳动，美其名曰：“必须服从组织”或者“必须经得起考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署名则被改为“党中央”或某些人，而此后世间并无《资本论》……读者会觉得这样的比喻很好笑，但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这是中共中央在过去十多年里的作为。正是中共中央的犯罪行为制造了历史的大悲剧和大灾难，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被延误了至少一百年。这些斑斑劣迹，是中共中央罪孽深重死有余辜的铁证。“不是我终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中国共产党终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5]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历史的分界线就在2002年。2002年，中共中央在“生死抉择”面前，选择了中庸之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自欺欺人，而不是直面现实；选择了篡改历史，而不是实事求是；选择了践踏基本权利，而不是尊重基本权利；选择了违法犯罪，而不是遵纪守法；选择了面子和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选择了邪路，而不是正道……从此，机缘尽失。那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面子和私利，为了权力和地位，在这十多年里始终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始终站在真理和正义的对立面。我的一切苦口婆心的劝告、批评和挽救，都徒劳无功。而就在无物之阵的漫漫长夜之中，真正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丧失殆尽。中共中央不断宣传和标榜的所谓“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成就，只不过是瞎扯淡和瞎折腾罢了。很多事情本来都应该完全两样。

历史没有如果。我说过，历史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假设的历史和历史的假设，而只能根据现实的存在来发言，只能实事求是。考察这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极其荒谬的，不仅没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罪孽深重死有余辜。除恶务尽，既往必究。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清算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罪，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基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人类文明负责的必然要求。

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对犯罪无所谓的态度，这种以愚昧无知为荣以卑鄙无耻为荣以违法犯罪为荣的风气，并非仅仅普遍于中国共产党内，也普遍于整个中国社会。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连畜生都不如的明证，也是中华民族连畜生都不如的明证。过去十多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如果时光不能倒流，一切不能重新来过，那么这就是历史的定论。我知道很多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会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论断义愤填膺，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8000多万中共党员，13亿多中国人，谁能够公开站出来说我污蔑了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吗？哪怕是一个？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对历史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就谈不上存在的合理性。这和“人无信不立”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检讨这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这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历史的底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无法乐观，而且中华民族的前途也无法乐观。

[1] 按照2002年5月28日的公开信的附录所记载，截至2002年5月28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传阅范围：肖前、何伟、卫兴华、甘惜分、吴易风、周新城、蒋学模、姚福申、童兵、吴树青、厉以宁、张维迎、肖灼基、晏智杰、刘伟、钱理群、龚文庠、胡鞍钢、刘建明、魏杰、何炼成、吴高福、龚育之、刘海藩、邢贲思、王珏、王贵秀、于光远、刘国光、刘吉、董辅礽、张卓元、周叔莲、吴敬琏、陈清泰、王梦奎、陈淮、桂世镛、文有仁、戴舟、宗寒、段若非、魏巍、喻权域、《经济研究》编辑部、《读书》编辑部、范敬宜、艾丰、何清涟、王蒙、王元化、马立诚、李连仲、张培森。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一共60多人。（据当时原始记录照录，排名不分先后。）这个2002年5月的名单算是我的第一批和第二批读者。回头看看这十多年的历史，这些当时我很景仰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的权威人士之中，有多少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

[2] 欧阳立波（2001）：《对人类的本质的肯定和追求造就了今天的自己》（2001年10月3日），这是《腐败如何寻根——政治经济学札记（一）》的附信。参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一集）》。

[3] 我后来多次说过：“无论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法律，最迟在2002年中共中央必须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给一个说法，否则就是对历史和法律的双重犯罪。”出处：《漫谈“中石油腐败窝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458）》（2013年12月22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终结——除非中国共产党就自己所犯错误公开做出检讨。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早已经终结，这十多年来中共中央所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标榜都只不过是扯淡。那些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人，无疑是思想史的文盲，他们应该好好补补课，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课。”出处：《新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508）》（2014年10月25日）。“如果要大家都不抱怨，就必须大家都从一开始就遵守法律，从一开始就尊重著作权，从一开始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像我反反复复说过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尊重我的著作权，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承认我的贡献，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对理论上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公开做出检讨。”出处：《马云“永不抱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514）》（2014年11月14日）。“我是‘党性’二字的定义者，很清楚什么叫‘党性’。我说过中国共产党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承认我的著作权，就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就必须承认我的贡献。这是唯一有党性的表现。没有任何可以拖延时间的理由。”出处：《假如陈云同志还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565）》（2015年6月13日）。“最起码的，中共中央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就必须遵守著作权法，就必须尊重著作权，就必须对所犯的错误做出检讨。做不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终结了。这都是一些1+1=2的道理。”出处：《“腐败不除，永无宁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583）》（2015年8月1日）。“我反反复复说过，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有一个说法，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著作权，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贡献，这是唯一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唯一有党性的表现，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现。从2002年到现在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里发生了太多的悲剧和灾难，而一切悲剧和灾难实际上都是中共中央制造的，一切历史的罪责归于中共中央。”出处：《原谅是一种败德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612）》（2015年9月18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2002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公开做出检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终结，换句话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2002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划上了‘×’，已经被全盘否定。这是历史的底线所在，与著作权问题无关，与留学补课的问题也无关。”出处：《我为什么那么在乎留学补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613）》（2015年9月26日）。“何况，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迟在2002年就必须有一个说法，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著作权，就必须公开承认我的贡献，这是唯一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唯一有党性的表现，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现。这是历史的底线所在。错过了这个时间点，中共中央的所作所为就和‘正确’二字没有什么关系了。历史的底线是以历史（时间）为底线的。”出处：《我为什么那么在乎留学补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613）》（2015年9月26日）。

[4] 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的时候，我29岁。

[5] 欧阳立波（2012）：《中国共产党将以畜生的身份苟且余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236）》（201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