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底線在2002年

（2015年11月16日）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開篇即說：“1587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2002年的北京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其一，2002年春節過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印發給了30多位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權威人士，到2002年5月，收信人一共60多位。[1]其二，2002年8月30日，我重印了《民意的守望與順應——湖北省縣（市）輿情與媒介觀察》郵寄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上述讀者，並且增加了很多新聞學者作為收信人。其三，2002年11月8日—16日，我在廈門參加一個培訓班。11月14日，劉吉先生給我打電話，要我15日到他辦公室去面談。11月16日，我在“廈門—廣州”的列車上寫下了關於“台灣問題”的若干意見。其中包括“台灣問題三原則”，但沒有單獨列出來，也沒有這個標題。這個標題是2004年1月16日在給劉海藩同志的信中寫的。其四，2002年11月30日，我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定稿，並寫公開信談了若乾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其中提出了“七大關係”的思想……

這些事情後來被我稱為“標誌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20世紀的結束和21世紀的開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新世紀的開端是悄無聲息的。知道的人寥寥無幾。只有中南海難掩震驚。推崇“喜怒不形於色”的中庸之道們極為尷尬。我冷眼旁觀，心知肚明。但我沒有落井下石，沒有上綱上線，也沒有投機取巧，而是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努力防止我的著作被過度解讀，被惡意利用，防止事態惡化。這是一種“弱者的道德”，希望以理服人，希望以德化人，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然而，這種“弱者的道德”卻被邪惡勢力利用。他們在背後搞陰謀詭計，搞無物之陣，以“必須服從組織”的口實，故意製造悲劇和災難，事實上對我實行了一種侮辱、壓制和迫害的政策，並且在此後持續十幾年。好心沒好報。這是我那時候完全沒有想到的。我最初的想法很簡單：“作品就是一切。”只要有作品，只要問題解決了，就OK了。我根本不願意介入任何派系鬥爭，我只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時間一刻千金，機遇百年一遇，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一天都耽誤不起。但是這個黨這個國家的存在沒有底線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也導致了我2005年11月以後不得不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對付無物之陣，用來解決歷史的底線的問題，用來捍衛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用來捍衛黨章和法律的尊嚴，用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和人格尊嚴。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又是十年過去了。這是2001年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這也是2004年寫《伶俜十年事——2004備忘錄》的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掌權者的厚顏無恥完全不可理喻。

我希望以理服人，希望以德化人，希望大家團結，不願意介入任何派系鬥爭，並不等於我沒有原則沒有底線。我的原則非常清楚：必須實事求是。我的底線也非常清楚：必須尊重和保障基本權利。我的原則和底線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底線。在2001年就和大家說得清清楚楚，白紙黑字都在那裡擺着。我多次說過：“文章在寄出的時候已經是某種形式上的發表了，沒有公開發表並不妨礙作者享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保護的一切著作權權利。”[2]而2002年11月30日，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完成修訂並且宣布以後不再修改，也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底線。這一行動有兩個意義：第一，捍衛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第二，明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著作權。只有真正了解2000年以來的歷史的人，才能真正明白2002年11月30日的行動的意義。換句話說，2002年11月30日，我對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在過去兩年裡抄襲和剽竊我的思想理論觀點的問題就已經心知肚明。換了馬甲的抄襲和剽竊仍然是抄襲和剽竊。“修已知道你，你卻不知羞。”然而，我的表達方式是非常與人為善的，是非常中庸之道的，是非常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發表後，中共中央有兩件事情是必須做的：第一，必須公開就思想理論觀點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的錯誤做出檢討；第二，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著作權和貢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性的要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起碼的規矩，是歷史的底線所在，是中國共產黨在2002年所面臨的“生死抉擇”。做不到，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終結了。[3]

而中共中央什麼都沒有做，反而在背後搞陰謀詭計。2001年春夏，《國企監察》雜誌停止籌辦，我實際上從此失去了自己在新聞領域正常發揮能力的平台或者說工作。2002年春夏，《中國石油》雜誌從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劃轉經濟日報社，8月初，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人事部把我分配到中國石油企業管理協會工作，從此徹底靠邊站。我多次申請公派留學和換工作均無人理睬。2005年11月我宣布暫停在中國石油企業協會的工作之後也仍然是如此。2005年11月至今的十年裡，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都對我的工作問題不聞不問。而有關部門從2002年就開始對我進行監控。這十多年歷史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畸形的病態的醜惡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在這十多年間一邊肆無忌憚地抄襲和剽竊我的著作，恬不知恥地把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思想理論成就都歸功於他們自己，一邊卻在工作、學習（研究）和生活等多方面對我進行侮辱、壓制和迫害，以致我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無法正常工作、學習（研究）和生活。我說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是21世紀的《共產黨宣言》。我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年紀，恰好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的年紀。[4]中共中央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黨組織的所作所為，就好比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完《共產黨宣言》以後被組織上一腳踢開，派到車間去勞動，美其名曰：“必須服從組織”或者“必須經得起考驗”，《共產黨宣言》的作者署名則被改為“黨中央”或某些人，而此後世間並無《資本論》……讀者會覺得這樣的比喻很好笑，但這不是比喻，而是事實。這是中共中央在過去十多年裡的作為。正是中共中央的犯罪行為製造了歷史的大悲劇和大災難，導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進程被延誤了至少一百年。這些斑斑劣跡，是中共中央罪孽深重死有餘辜的鐵證。“不是我終結了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中國共產黨終結了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5]

以上所敘述的一切，歷史的分界線就在2002年。2002年，中共中央在“生死抉擇”面前，選擇了中庸之道，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選擇了自欺欺人，而不是直面現實；選擇了篡改歷史，而不是實事求是；選擇了踐踏基本權利，而不是尊重基本權利；選擇了違法犯罪，而不是遵紀守法；選擇了面子和私利，而不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選擇了邪路，而不是正道……從此，機緣盡失。那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了面子和私利，為了權力和地位，在這十多年裡始終站在歷史和人民的對立面，始終站在真理和正義的對立面。我的一切苦口婆心的勸告、批評和挽救，都徒勞無功。而就在無物之陣的漫漫長夜之中，真正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機遇期已經喪失殆盡。中共中央不斷宣傳和標榜的所謂“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成就，只不過是瞎扯淡和瞎折騰罷了。很多事情本來都應該完全兩樣。

歷史沒有如果。我說過，歷史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假設的歷史和歷史的假設，而只能根據現實的存在來發言，只能實事求是。考察這十多年的歷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是極其荒謬的，不僅沒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罪孽深重死有餘辜。除惡務盡，既往必究。全面地系統地徹底地清算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罪，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基的必然要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人類文明負責的必然要求。

而且，在我看來，這種對犯罪無所謂的態度，這種以愚昧無知為榮以卑鄙無恥為榮以違法犯罪為榮的風氣，並非僅僅普遍於中國共產黨內，也普遍於整個中國社會。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連畜生都不如的明證，也是中華民族連畜生都不如的明證。過去十多年的歷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恥辱史，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史。如果時光不能倒流，一切不能重新來過，那麼這就是歷史的定論。我知道很多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們會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論斷義憤填膺，然而，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8000多萬中共黨員，13億多中國人，誰能夠公開站出來說我污衊了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嗎？哪怕是一個？一個黨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個民族也好，如果對歷史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那麼就談不上存在的合理性。這和“人無信不立”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檢討這十多年的歷史，尤其是這十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問題，仍然是歷史的底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中國共產黨的前途無法樂觀，而且中華民族的前途也無法樂觀。

[1] 按照2002年5月28日的公開信的附錄所記載，截至2002年5月28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傳閱範圍：肖前、何偉、衛興華、甘惜分、吳易風、周新城、蔣學模、姚福申、童兵、吳樹青、厲以寧、張維迎、肖灼基、晏智傑、劉偉、錢理群、龔文庠、胡鞍鋼、劉建明、魏傑、何煉成、吳高福、龔育之、劉海藩、邢賁思、王珏、王貴秀、于光遠、劉國光、劉吉、董輔礽、張卓元、周叔蓮、吳敬璉、陳清泰、王夢奎、陳淮、桂世鏞、文有仁、戴舟、宗寒、段若非、魏巍、喻權域、《經濟研究》編輯部、《讀書》編輯部、范敬宜、艾豐、何清漣、王蒙、王元化、馬立誠、李連仲、張培森。此外還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一些負責同志。一共60多人。（據當時原始記錄照錄，排名不分先後。）這個2002年5月的名單算是我的第一批和第二批讀者。回頭看看這十多年的歷史，這些當時我很景仰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權重的權威人士之中，有多少人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守住了做人的底線、表現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黨性？

[2] 歐陽立波（2001）：《對人類的本質的肯定和追求造就了今天的自己》（2001年10月3日），這是《腐敗如何尋根——政治經濟學札記（一）》的附信。參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基——歐陽立波書信選（第一集）》。

[3] 我後來多次說過：“無論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還是按照法律，最遲在2002年中共中央必須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給一個說法，否則就是對歷史和法律的雙重犯罪。”出處：《漫談“中石油腐敗窩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458）》（2013年12月22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完成，標誌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20世紀的結束和21世紀的開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終結——除非中國共產黨就自己所犯錯誤公開做出檢討。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早已經終結，這十多年來中共中央所有‘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標榜都只不過是扯淡。那些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的人，無疑是思想史的文盲，他們應該好好補補課，補補歷史唯物主義的課。”出處：《新的思想史意義上的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508）》（2014年10月25日）。“如果要大家都不抱怨，就必須大家都從一開始就遵守法律，從一開始就尊重著作權，從一開始就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就像我反反覆覆說過的，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尊重我的著作權，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承認我的貢獻，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給我一個說法，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對理論上和實踐中所犯的錯誤公開做出檢討。”出處：《馬雲“永不抱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514）》（2014年11月14日）。“我是‘黨性’二字的定義者，很清楚什麼叫‘黨性’。我說過中國共產黨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承認我的著作權，就必須給我一個說法，就必須承認我的貢獻。這是唯一有黨性的表現。沒有任何可以拖延時間的理由。”出處：《假如陳雲同志還活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565）》（2015年6月13日）。“最起碼的，中共中央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給我一個說法，就必須遵守著作權法，就必須尊重著作權，就必須對所犯的錯誤做出檢討。做不到，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終結了。這都是一些1+1=2的道理。”出處：《“腐敗不除，永無寧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583）》（2015年8月1日）。“我反反覆覆說過，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有一個說法，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著作權，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貢獻，這是唯一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唯一有黨性的表現，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現。從2002年到現在十幾年了，這十幾年裡發生了太多的悲劇和災難，而一切悲劇和災難實際上都是中共中央製造的，一切歷史的罪責歸於中共中央。”出處：《原諒是一種敗德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612）》（2015年9月18日）。“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2002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之後中國共產黨沒有公開做出檢討，就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終結，換句話說，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2002年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被馬克思主義劃上了‘×’，已經被全盤否定。這是歷史的底線所在，與著作權問題無關，與留學補課的問題也無關。”出處：《我為什麼那麼在乎留學補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613）》（2015年9月26日）。“何況，按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最遲在2002年就必須有一個說法，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著作權，就必須公開承認我的貢獻，這是唯一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唯一有黨性的表現，也是唯一合法的表現。這是歷史的底線所在。錯過了這個時間點，中共中央的所作所為就和‘正確’二字沒有什麼關係了。歷史的底線是以歷史（時間）為底線的。”出處：《我為什麼那麼在乎留學補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613）》（2015年9月26日）。

[4] 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時候，我29歲。

[5] 歐陽立波（2012）：《中國共產黨將以畜生的身份苟且餘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手記（236）》（201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