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2015年11月3日）

2013年夏天，某著名作家兼某重点大学教授，在发表他对我的文章的读后感的时候愤愤不平地说，我“把中国知识界一概踩在脚下”。后来，2013年11月8日，我写了《一个读者的反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453）》这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后来，也多次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耿耿于怀？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意外。不是简单的他的观点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问题，而是让我深思和检讨自己长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形象或者说印象。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都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早在2001年，就有人说我“狂妄”、“不知天高地厚”、“精神有问题”。我那时觉得很好笑，不过写了几篇论文而已，就被人家怀疑精神有问题。这些老先生呀。我根本没当一回事。但是，后来，中共中央在背后搞阴谋诡计，以致针对我形成了所谓的“无物之阵”，我才发现那些老学究说的还有几分道理。再后来，中国思想理论界普遍是这种态度，例如甘惜分先生对我说他的所有的学生都反对他和我交往，说把我看成疯子不予理睬就完了，例如那个著名作家兼某重点大学教授气急败坏地说我“自恋”、“狂妄”、“可怜”、“简直就是疯了”，例如更多的人不阴不阳幸灾乐祸的嘲笑和讽刺……所有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里，我看到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的愚昧、虚伪、浅薄和堕落。所以礼尚往来，我对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批判也毫不留情。我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清楚自己所做的贡献，很清楚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很清楚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我必须切实对历史负起责任来，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不能让那些魑魅魍魉污染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空。

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已经全面堕落。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我已经说过了，必须全面整顿中国思想理论界，第一要务是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严惩抄袭、剽窃和代写代发论文等腐败犯罪行为。先把这些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清理干净了再谈下一步。思想理论观点的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包容的，但是历史的底线的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全面清算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犯罪分子。谁不反腐败谁就必须下台，谁不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谁就必须下台。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谈谈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我曾经觉得自己还算和知识分子相处得比较好的，所以，当有人说我“把中国知识界一概踩在脚下”的时候，我是很奇怪的很意外的。在我看来，十多年来明明白白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权威人士把我踩在脚下，怎么反过来说是我“把中国知识界一概踩在脚下”呢？但是这个说法还是让我检讨，让我深思。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很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是怎么变成践踏知识分子的人的？这是一个问题。

今天跟大家讲讲故事，讲讲我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和一些老先生交往的故事就不说了，怎么尊重前辈的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大家会说那是我有求于人，想得到前辈的提携。今天讲一个同辈的故事吧。

1997年秋天，我考入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在枫园路上看到一个男生，感觉气质有点特别。怎么特别呢？就是第一印象觉得像个做学问的。大家别笑。即使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地方，真正做学问的人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很多研究生都是混文凭的。为了找份好工作考研究生。这也无可厚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当年考研究生的主要动机也并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只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否则也不会考新闻专业了。新闻专业竞争激烈，很难考，考上了以后又学不到什么东西。众所周知，“新闻无学”嘛。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像样的理论。也从来没听说过在新闻学舆论学传播学领域有什么大家都值得一读的名著。不像哲学、文学、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群星璀璨。但是这个男生我一看就觉得像个做学问的。我就和同班的一个女生说，我发现了一个还不错的男生。没想到，似乎心有灵犀，她一听，就说是不是那个男生，班上的女生们在上大课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有若干议论，说他形象不错，气质不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很快就知道了这个男生就是L君。于是，再次在路上遇到他，我就主动和他攀谈了几句。得知他也是湖南人，和我同年，中文系研究生，从前是师范生，多年的小学教师。心里肃然起敬。我是师专生，多年的高中教师。我考这个研究生，已经很费力了。而人家是小学教师考的研究生，而且考的是古汉语专业。想想都不容易。

班上的女生们注意到L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专业，也不是因为他的故事多么励志，而只是因为感觉。女孩子的本能嘛。校园里的故事，还是很纯净的。那个最先和我提到L君的女生后来还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她和我聊到L君后，有次在路上碰到L君，就主动打招呼，说能不能认识他，结果L君猝不及防，脸一下红了，有点手足无措。呵呵。我后来碰到L君，就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他似乎很意外，脸又红了，有点尴尬地沉默着。

女孩子们对他的关注，后来是不是演绎出了若干绯闻，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感觉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就是所谓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每次在路上见到他，我都会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也还算友好，每次都笑笑，说句客套话。但是他眼睛里多少有点孤傲之气。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看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好像居高临下地看着别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大家都习惯了大学校园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孤傲之气，那不很正常吗？何况，L君是做学问的。所以，我根本不觉得他的这一点点孤傲之气有什么受不了。见到我，他很少主动打招呼，基本上都是我先和他打招呼。我觉得这很正常。L君是做学问的。做学问的人就应该是这种状态。

L君并不是书呆子。在他的同学们中，他有时候看起来还算人情练达。喜欢调侃人，语带机锋。至于他的同学们的感受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有次去听讲座，讲座开始之前我左顾右盼了一下。L君正好就坐在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就指着我调侃说：“看看你这牛眼，骨碌碌转干什么呢？”我那时候才25岁呢，在他眼里成了老牛了。而我旁边就坐着几个我们班上的女生，听了他的话都在那笑。

他的同学们似乎不太喜欢他。他们班有个女生和我关系比较好，聊天的时候提到过一次，说他个性太强，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他。他的一个同门师弟是我妹妹的中学同学，也这样说过一次。以我那时候的阅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一次，我和他师弟说，L君在做学问上将来应该有大成就，但是40岁之前可能会碰到人生的槛，会有一些思想上的麻烦，或者说困境，过去了就好了，但不容易过去的。他的师弟频频点头，很崇敬地看着我。我妹妹好几个中学同学在武汉大学读书。我考上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后，他们觉得我很厉害，每次见到我都很客气。我和他师弟这样说，不是显摆自己的阅历和见识，而只是间接地表示了对他的关心。我知道这个话可能会传到他耳朵里去。颇为讽刺的是，回头来看，这句算命先生般的话却落在了我自己身上，此后十多年里，我一直陷身于无物之阵中，形格势禁，举步维艰。而L君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大的槛，我不知道。

按照他的同学们的说法，L君的人际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据说他们班的班花和他在谈恋爱。只是未成正果。我见到过他们在一起聊天，但是从未见到过他们在校园里牵手漫步。后来大家都到了北京，到了北大，也没见到他们在一起。那个女生后来据说出国了。而他也找了另外的女朋友。

武汉大学的三年里，我和L君的交往并不多。就是前面说的见面了打个招呼而已，偶尔也一起散步聊聊天。但是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都是我去找他。次数也不多。大家都忙，聊天已是奢侈。每次去他宿舍，他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是忙里偷闲也和大家聊聊天。他书架上的书主要是古汉语古文献方面的，但其他领域的书也不少。他还算是博览群书的，不是只钻专业书本的老学究。他的专业过于冷僻，我的专业过于俗气，彼此没有交集，我们也从来不聊学术上的东西。

研二的时候，我要去北京实习了。宿舍要空半年多。按照惯例，外出实习的同学都会把宿舍借给师兄师弟暂住，这样人多的宿舍可以暂时减减压。有好几个朋友为这事找我。我突然想起了L君。几个人一个宿舍，读书和写作难免分心。我就找到他，说我要去北京实习半年，可以把宿舍借给他住一下。他说好。我就和室友说了一下L君的情况，室友也知道L君，同意把宿舍借给他住。

实习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不只是工作上的压力。看过《伶俜十年事——2004备忘录》的人都知道我在武汉大学三年里的心路历程。我本来计划要把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问题解决掉。我认为这就是我在武汉大学三年的任务。但是，离开武汉大学去实习之前，武汉大学的行程已经过半，而我的计划却离我越来越遥远。实习就意味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将接踵而至。所以，实习期间，形而上形而下，这些压力都在自己肩上。1999年5月写的《心有“五四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断想》反映了这种精神状态。我说过我的精神状态一直都是“命若琴弦”。实习过后就要准备毕业论文，而毕业论文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在我看来，武汉大学三年将以一个悲剧收场。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

1999年暑假，实习结束了。我回到武汉大学。本来是忧心忡忡回来的，想借暑假好好思考一下毕业论文的事情。按照学校和导师的要求，毕业论文的提纲应该在9月初交上去。时间很紧张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毕业论文要写什么。

回到武汉大学之前，我已经给L君电话了，说我实习结束了，马上要回学校，要他搬回原来的宿舍。他答应了。但是，当我回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搬。宿舍里到处堆满了L君的书，床和书桌也被按照他的需要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一张床上也堆满了书。推门进去，感觉完全是别人的宿舍，熟悉中的样子已经踪影全无。我大吃一惊。而他还是老样子，淡淡地说：“回来了？”我问他怎么还没搬。他说他们宿舍暑假期间学校有用，搬不进去。我觉得这简直太滑稽了，自己的宿舍怎么可能搬不进去呢。那我怎么办？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他说：“你回家呆着吧，开学再来。”我很生气，说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而且，就是不能搬你也应该预先告诉我呀，明明知道我要回学校。他竟然说：“你反正没什么事，回家呆着不舒舒服服吗？这鬼地方这么热。”这就是他对我的印象。他觉得他才是做学问的，而我只是混文凭。而且，在他看来，新闻专业不就是吃喝玩乐吗？他曾经和我谈到过他认识的某些记者，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还经常来武汉大学泡女学生。言谈之间颇为不屑。新闻记者，新闻行业，不过如此罢了。

我感觉自己看错人了。我觉得自己算是很宽容很善解人意的，把宿舍借给他住也完全是为他好，觉得这样他可以学习和生活都方便一点。但是他说话不算数我还真没想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呀。我很生气，但是又无可奈何。他这明明就是一副“不管你怎么着反正我就这样”的无赖姿态。他甚至可能根本都没有考虑过我要回来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回家了。一直呆到开学。

再开学，就进入毕业季了。大家都忙。L君无疑是得罪了我的，因为这件事情他的确是错了。没有信用嘛。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记恨他。见了面还是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他还是那个样子，淡淡地。他做错了事，他也不觉得内疚。所以，我后来和他师弟说了那段话。我是觉得，我其实能够理解他，也能够宽容他，但是，我有点担心他的未来，这个世界没有我那么宽容。当然，这里面的深层次逻辑是一般的读者不能领会的。我为什么能够理解他包容他？因为大学时代，有一次，陈林和我喝酒，大发感慨，说：“立波，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应该被供养起来，安安心心做学问，为人类文化事业做贡献。”他讲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知识分子，所谓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为生计问题而奔波而折腰而辗转辛苦地生活。当然，这只是他的愿望。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喝酒的时候说说而已，酒喝完了就是另外一种观点了。后来二十多年里，陈林也好，我也好，真正认可和选择的道路，是知识分子应该先学会谋生，然后再谈创作的事情。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工人农民并无供养知识分子的义务。众生平等。活着，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义务。这是我大学时代的最后总结语。也是我一路行来的基本观点。但是，我一直都理解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那种“应该被供养”的心态。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心态，而只是过于理想主义，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刚来北京的几年里我多次在给老同志们的信里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指出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后来，甘惜分先生有两次和我感慨，说现在的大学教授待遇比以前好太多，很多人有花不完的课题经费，乱花钱，太浪费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是后话了。

武汉大学毕业前夕，我送了一本我的硕士论文给L君，并且很谦虚地请他指教。他没有想要送一本他的硕士论文给我。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我自己从他书桌上拿了一本，说这本硕士论文给我了。他说好。他没有反对，没有说新闻记者拿着他的硕士论文干嘛。但或许他心里这么想也不一定。后来，他们班上的女生告诉我，说L君对她感慨：“欧阳的硕士论文真的写得很好。”

后来，我们都到了北京。L君和几个同学都到了北京大学读博士。后来又读博士后。才来北京的那几年，我经常去北京大学玩，但从未去找过L君。我和他毕竟只是君子之交。而且我几乎和所有人都只是君子之交。读博士的人，大家都很忙，见面常常也就是吃个饭，顺便聊聊天。只偶尔听他的同学谈及他的情况，说他还是老样子，孤傲依旧。

不过，世界真的很小，我还是有两三次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偶遇L君。于是寒暄，于是吃饭。很简单的家常便饭。自然每次都是我买单，毕竟我是工作了的人。L君还算健谈的，不过的确是老样子，愤青语言比较多，语带机锋，话多批判。我觉得这很正常。知识分子嘛。众所周知，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不立不破先立后破，主张建设性发表意见，坚持了几十年，可最后不也落个祥林嫂的下场吗？活在中国的人如果性格太好，那其道德品质往往值得推敲。L君的家在毛泽东出身的地方，著名的红色文化红色旅游的基地。2000年春节开学我回武汉在长沙转车，L君领我参观过一次。L君出身书香门第，虽然也只是小康之家，但家境比我家高几个层次。但在北京，他和我谈到毛泽东同志，没几句好话。我耐心地听着，最后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是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啊。”他冷冷地说：“你觉得这个国家好吗？”我无言以对。L君不是只批判国家的。有一次，不知道谈到学术界的什么事情，他冷冷地说：“你这种人就是自以为自己是个做学问的。”我请他吃饭，他都是这样。好像我天生就欠他点什么。好像我去北京大学逛逛就是去附庸风雅。他只是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他还是老样子老观点。新闻记者嘛，能有啥东西呀？还不就是混口饭吃？我在珞珈山早就领教过了。不过，我也没有反驳他，只是听着，慢慢消化。我真的没有生气。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已经习惯了。对于所谓批评和抱怨，我从来都是很有度量的。

再后来，L君博士后毕业了，去了南方的某重点大学教书。我们没再见过面。有两次我在书店闲逛时偶然看到他出版的书，简单翻了一下。他还是很不错的，一如我当年的判断。他也许自私，也许偏激，也许孤傲，也许喜欢抱怨喜欢批判，但是，他的“永远抱怨”并没有妨碍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献出自己的青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多年如一日地在扎扎实实做学问。这一类所谓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公众媒体上，除了专业领域的那几本学术期刊。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出彩的中国人，生活的压力是他们照样要去面对的事情，他们献身的领域永远不可能大富大贵大红大紫。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谈到一个英年早逝的同学，似有兔死狐悲之感慨。语言的沉重让我想起他在北京大学时低着头急匆匆走路的样子。比起在武汉大学时候的意气风发，他和我一样，的确是沧桑了很多。但这些年他的境况应该好很多了吧。他所在的大学教授们的待遇还是比较高的。和当年一样，我仍然希望他一切顺遂。

很多年里，我从未和L君说过我的所作所为，他自然也不知道我的故事。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混日子的新闻记者。我开始在博客上公开发表我的文章，才把我的文章发给他。他没有反应，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那大概是2009年了。2009年以后，我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全面宣传。大喊大叫，满世界嚷嚷，无孔不入，是个Email就把文章发过去，不管对方是谁。有句谚语说，一个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东西都像钉子。呵呵呵。

这十多年的中国故事中，在历史的底线的问题上，不仅是全党沦陷，而且是全民族沦陷。中共中央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没几个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没几个人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没几个人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我的所有的师长、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都是如此。没有人认为必须遵守法律。他们不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就是嘲笑我浪费时间和精力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著作权算什么玩意儿呀？！竟然批评单位领导，竟然批评中共中央，那不是找死吗？！大家的人生观非常简单，就是成王败寇；评判的标准也非常简单，就是权力和金钱。而L君知道我的故事后，知道所谓“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事情后，会作何评论？是不是会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大笑之？我不知道。我感觉应该不会例外。但或许也有所不同。毕竟，当年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是差点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委们枪毙的，据说中国新闻学界绝大多数权威学者认为其中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L君却对他们班的女生说“欧阳的硕士论文真的写得很好”。他还是能看出点什么东西的吧。我倒不是在乎他的评价，只是行文至此，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曾经说过，禅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的人映出不同的自己。过去的十多年里，“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故事就是一面镜子，我在其中看到形形色色的表演。政治家也好，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我只要瞟一眼他对故事的反应，就知道他有几斤几两。烛光之下，一切魑魅魍魉统统现出原形。一切的学问，一切的专业，一切的行业，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大家其实在同一个天平上。专业的能力，专业主义的精神，如果没有底线的操守，或者说，如果守不住历史的底线，那就一文不值。再堂皇的大作，也只不过是垃圾。扯远了，抱歉！

以L君为例来说明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其实不能说合适，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只是君子之交。我甚至不能说我们是好朋友。这不符合中庸之道对于“如何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问题的要求。中庸之道希望同仇敌忾，希望万众一心，希望又红又专，希望亲密无间，希望大公无私，希望坚决服从组织，希望始终不渝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幻想或者说妄想是很多悲剧和灾难的根源。就像王蒙先生所说，组织的要求是必须服从，谁不服从就整谁，再不服从就继续整……王蒙先生为之感慨，为之痛心，为之无可奈何。作家毕竟只是作家。王蒙先生一生思考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拼命提倡宽容、和平、和谐、明朗、安详、豁达、乐观，他坚决主张建设性发言，他消解革命调侃偏激反对抱怨。然而，每每遇到具体事情，他的中庸之道的皇皇高论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就像和尚念经一样，经文是很美妙的，但是怎么念都成不了仙。而解决不了问题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垃圾。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问题吧。我的经验或者说意见是：尊重核心利益，适当保持距离，包容批评讽刺，不让对方吃亏。

第一，尊重核心利益。什么是核心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切实尊重基本权利，无论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还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两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尊重和维护基本权利。任何人的基本权利被侵害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一切人的基本权利的条件。这就是法治的观念。这是历史的底线所在。我曾经说过，基本权利是老百姓能够活下去的底线。对于那些有权力的人来说，他们或许可以不依赖基本权利而生活，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基本权利是活着的底线，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愚昧无知和卑鄙无耻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是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由此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和灾难。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为止没有共识。中国共产党上上下下对于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至今是强烈反感的。而这一点做不到，其他的一切就都只不过是扯淡了。和普通老百姓比起来，知识分子的基本权利问题要更加严肃更加敏感。不切实尊重基本权利，却反过来要求知识分子“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甚至“无私奉献”，是完全错误的。不切实尊重基本权利，却瞎忽悠什么宽容和平和谐明朗安详豁达乐观甚至“永不抱怨”，是让人鄙视的。践踏基本权利，矛盾的性质就是敌我矛盾。一旦犯罪，即全盘否定。你说你是共产党，你说你打着红旗，你说你是为了国家利益根本利益大局利益，人家照样扇你的耳光。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就必须切实尊重基本权利，尊重每一个人的核心利益。

第二，适当保持距离。以我的阅历来看，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小宇宙。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以任何政治的或者组织的要求去干扰这个小宇宙都是错误的。1994年8月17日，在对作家张承志先生做评论的时候，我说：“一个作家的生与死都在他的作品里，局外人不妨任这种‘天才’自生自长。”（《无法回避的崇高——我眼中的张承志》）自生自长，不是说什么都不管，而是在现存社会的法律框架内，维护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或者说自由。即使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不要动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服从组织”。组织也好，领导也好，无非是人组成的。你凭什么说你比人家更了解人家自己？你凭什么说你比人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明白几千年来的事实都是“肉食者鄙”。不要动辄想着去安排别人的人生和未来。那是家长作风。这种方法培养孩子尚且为人指摘，何况管理社会？

第三，包容批评讽刺。按照当权者的观点，批评、抱怨、调侃和讽刺都是负能量。只有歌功颂德才是主旋律，才是正能量。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的方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愚昧无知为荣以卑鄙无耻为荣以违法犯罪为荣的突出表现。这样的幻想或者说妄想是很多悲剧和灾难的根源。你是统治者，人家是被统治者。你是领导者，人家是被领导者。挨批挨骂就是你的义务。这个道理想不通，如何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问题就无解。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永远不满的，是永远抱怨的，是永远批判的。即使我们主张建设性发言，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不满就那么可怕？抱怨就那么可怕？批判就那么可怕？执政者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和讽刺，那就不可能得人心，尤其是不可能得知识分子的人心（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执政者掌握了大量的权力、金钱和其他社会资源，自然拥有让很多人追随和服从的能量。有人支持有人拥护有人追随当然是好事。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的，总是抱怨的，总是批判的。执政党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必须允许批评，并且积极回应。“不平则鸣”，人家批评你总是有原因的（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无理取闹），你说不予理睬就完了，那最后一定是你自己完了。

第四，不让对方吃亏。怎么不让对方吃亏？首先要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这是核心问题。要切实改变那种以为掌握了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的流氓意识流氓作风。执政者的第一要务是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这是总纲之上的总纲。其次，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例如著作权问题，你光承认人家对自己的科研成果的著作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落实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安贫乐道”和“无私奉献”之类的宣传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分配政策的基础上。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以“共产主义作风”之类的东西来处理劳动报酬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你侵害人家的基本权利，无偿占有人家的劳动成果，掠夺人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你就是找死。你说你是共产党，你说你打着红旗，你说你代表国家利益根本利益大局利益，人家照样扇你的耳光。不仅扇你的耳光，而且会扇整个党的耳光。再次，各级领导干部在和知识分子的私人交往中也要切实注意不让对方吃亏。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呢？本来，普通的人际交往中，大家都知道基本原则就是礼尚往来。礼尚往来也就罢了。但是，领导干部因为掌握着权力，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多少有一点优势，占人家便宜的机会多，有的人甚至天生就有占便宜的心态。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很重要。有权力的人必须有自律，不仅对公权力的使用必须有自律，而且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也必须有自律。我说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自然就存在一个交换的问题。你不能拿自己的劳动成果去交换，就很有可能拿公权力去交换，就很有可能会以权谋私。这就种下了祸根。保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腐败堕落了。而腐败堕落往往是一条不归路。

我提到的这四点意见，是最基础的。和两项基本原则一样，你做不到就不要去谈其他的了。但是做到了也不要以为彼此关系就会有多好。媒体宣传的领导同志和知识分子关系怎么密切的故事往往多有粉饰，或者说，不实事求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去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众生平等，没有人天生欠你什么，没有人天生必须服从你。我反反复复说过，“必须服从组织“这六个字的适用范围是很小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因为掌握了权力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就那样。就算你做了总书记，做了国家主席，仍然就那样。刘少奇同志说，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是平等的，只是劳动分工不同而已。不要把权力看得太神圣，太了不起。我这十多年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被粉饰被夸张被异化的权力打回原形。共产党员要有自知之明。不是像平民一样生活，而是要真正从心底里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平民。

我自认为这四条我都做到了。我只讲了和L君交往的故事，但是，和其他人的交往中我也都做到了这四条。“不让对方吃亏”，从小就是我和别人打交道的基本原则。可以负责任地说，不管和什么人交往，“不让对方吃亏”这一条我都做到了，或者说，总是我付出的多。所以我曾经在给刘吉先生的信里说过，我没有欠什么人情。（亲人例外，例如父母养育之恩，是不能以此来论的。）

最后说明一下，这篇手记提到L君，只是因为要回应那些抱怨我“把中国知识界一概踩在脚下”的指责，要以身作则向大家说明“如何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并没有额外的意图。L君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是几十年都在勤勤恳恳做学问的人。所以，和他的交往故事应该可以说明我是如何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我叙述的事实有关部门可以去核实。包括找L君核实。如果有误，我愿意更正和检讨。我绝不会和中共中央一样死不认错死不检讨死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