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黨和政府決策參考資料備忘錄” （2012年6月22日） 歐陽立波 經濟學家鄒恆甫先生[1]日前接受某報採訪，批評經濟學界之醜陋現象，[2]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 記者：經濟學是一門實用科學，經濟學家學以致用也沒錯吧？難道美國的經濟學家就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嗎？ 鄒：要有個先後、主次之分，那些排名靠前的華人經濟學家，有哪個人把這麼多時間花在走穴、吹牛上？ 在美國，只有當一個經濟學家水平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才敢在公眾面前充當“導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Ideas&RePEc上一直排第1、第2，他也是寒窗苦讀、功成名就之後才敢去給美國總統當經濟顧問的。 再看看我們國內經濟學界，這些人哪裡是經濟學家？我看他們只能叫“經濟分析師”。什麼“首席經濟學家”？我看不如叫“首席巫師”更準確。當然，這跟民眾的成熟程度有關，中國的老百姓太善良，容易上當受騙。 經濟學的確是一門實用科學，但如果你連經濟學理論都還沒搞清楚，你根據什麼去分析經濟？連合格的論文都寫不出來，你哪兒來的底氣到處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不學無術，誤國誤民！ 記者：你怎麼斷定他們是“巫師”？他們可能的確有權威消息來源和意見傳輸渠道。 鄒：這20多年來，我給中央寫了上百份專業報告，從分稅制改革開始，政府和學術界的互動情況我太清楚了。有些“經濟分析師”臉皮厚，在一些場合吹牛皮說“總理採納了我的這條意見”，早些年前有個人這麼吹牛被當面戳穿。聽他們瞎吹！黨中央、國務院能聽他們的一家之言？如果這樣，我們國家的決策機制也太兒戲了吧？每次要制定政策，中央都會廣納意見，請不同的機構寫專題報告，有時候“封閉集訓”，然後由高層根據這一堆不同人寫的報告做出決策，不可能由一兩個學者說了算。我也經常參與寫報告，所以我很忌諱在媒體上說太多的話，“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這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在這裡不吝篇幅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希望讀者了解全面一點，免得說我斷章取義。鄒恆甫先生批評的是別人，我卻想藉此發表下意見，同時提出一個建議：建立“黨和政府決策參考資料備忘錄”。 鄒恆甫先生算是我的武漢大學師長。不過他在武漢大學辦學的時候相當低調，我讀書的三年間（1997-2000年）從未見到過他做講座的海報，也從未聽說過他。2007年，鄒恆甫先生開通博客公開抗議張維迎先生開除他的北大教職，我才知道珞珈山有這麼個牛人。後來看了他的很多博文，感覺此人很不錯，少年得志卻抱負遠大，身居上流社會卻心系底層百姓，留學西洋卻紮根本土，道德文章隨心所欲卻不逾矩，敢喊“我願做中華民族窮人的最忠實走狗”[3]的口號卻不讓人覺得虛偽和做作。（不像某些大官僚小官僚，連下雨天打把傘都被網友們拍磚和炮轟為作秀和演戲。）特別是他敢喊“願做中華民族窮人的最忠實走狗”的口號，讓我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心虛不已。很慚愧。我做不到。雖然我少年時代全盤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教育，青年時代又被張承志先生灌輸[4]了一種幾乎完美的“窮人是美麗的人”的人文思想，而且也正是我本人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第一次為“人民”和“人民性”以及“黨性”等基本概念做出了科學的定義。 我把我的著作寄給他。但是他沒有回音。沒有發表過意見。只是有一次，我說想去國外留學，看他能不能幫忙推薦啊什麼的，他簡單地回復我：“你的英語怎麼樣？數學怎麼樣？西方經濟學怎麼樣？”我說都不怎麼樣，所以才要去補課啊。基礎不好，要求不高，就補西方經濟學的本科課程。因為多年的無物之陣的經歷，被侮辱被損害被摧殘的經歷，所以我慢慢地自尊心是越來越強越來越敏感了。他問的三個問題後來我又談到了一次，說英語不好也罷，數學不好也罷，西方經濟學不好也罷，都不能作為抹殺我的貢獻的理由，不能作為侵害我的著作權的理由，不能作為抄襲和剽竊我的著作的理由。就像級別和出身不能作為這樣的理由一樣。當然，話是說得很客氣很有禮貌的。 如何評價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在我心裡，這從來都不是問題。我的看法，第一，要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的思想理論觀點是否具有學科的邏輯上的嚴謹性和知識上的規範性。邏輯上自洽，不要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語言合乎學術規範，不要自作聰明生造詞語。這樣的著作才有進行評價的起碼的條件。第二，要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對前人的理論成就做出了哪些突破和創新。創新決定歷史地位。思想史是思想創新的歷史。有創新才在思想史的意義上談得上是研究成果。但是，創新必須是合乎邏輯的，必須是學科的規律合乎邏輯的發展。第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創新是不是合乎邏輯的創新，學術著作是不是具有客觀意義上的真理性，必須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真金不怕火煉，不管怎麼樣驚世駭俗標新立異的作品，如果它真的揭示了規律，反映了真理，那麼，它一定可以經受住實踐的檢驗。而且，在時間的長河中，越是具有真理的普遍性的作品，越是熠熠生輝華光四射。第四，研究成果不能抄襲和剽竊，不能踐踏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抄襲和剽竊意味着人格的破產。抄襲和剽竊就等於找死。思想史不會給抄襲者剽竊者任何榮譽。這是學術界很嚴肅也很嚴格的規矩。是歷史的底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當然也不可能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有豁免權。《著作權法》也從來沒有規定權力大的人級別高的人年長的人就可以抄襲和剽竊，就像從來沒有規定無權的人級別低的人年輕的人的著作權就不受法律保護一樣。 迄今為止，鄒恆甫先生的經濟學著作我一篇都沒看過。我自學經濟學著作的時間，主要就是2000-2003年大概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所閱讀過的著作的書目都寫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附錄的參考資料目錄裡面了。2004年初以後經濟學研究的工作基本停下來了。一開始是被“台灣問題”打斷了一下，寫了一些關於兩岸關係的文字。2005年底則走上了“維權”這樣一條媒體所說的“不歸路”。因為那時我很清楚地看到了這個黨這個國家存在的荒謬性，而基本權利的問題，歷史底線的問題，很顯然比學術問題和經濟問題更加重要，例如比國有企業有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能性之類經濟學問題更加重要。那是人與畜生的分界，或者說，那涉及做人還是做畜生的問題。但是，我去書店的時候，還是會買一些經濟學著作。我從未見到鄒恆甫先生的著作，就發郵件問他有沒有中文著作，並建議他將自己的代表作翻譯成中文出版一套《鄒恆甫自選集》。我說我看不了英文版的書，英語不好。我吃了一輩子英語不好的虧，每次升學都被英語拖累，雖然學生時代我花在英語上的時間幾乎占整個學習時間的一半。後來就看到鄒恆甫先生的博客上陸續發表了他無數的論文的鏈接，點擊過幾次，都是英文版的。而中文版的《鄒恆甫自選集》好像至今沒有見到。所以，如何評價鄒恆甫先生的學術成就，我現在沒有發言權。不過，從他在博客上公布的經濟學家排名情況來看，他還是很不錯的。而對他的特立獨行苦心孤詣的辦學成就和宏大志願，我也非常感佩。甚至曾經建議他集中資源創辦一所民辦經濟學院，辦成像“倫敦經濟學院”那樣的學校。 我雖然沒有看過他的正式的論文，但是看過他在博客上的很多發言，包括記者訪談錄。鄒恆甫先生的博客乍一看很雜很亂，但事情就那麼點事情。一開始也是“維權”，後來轉向了經濟學教育和公共話題。他寫得很用心。作為老師，鄒恆甫先生是很不錯的，他具有一個老師對學生應該具有的愛和尊重。這正是教育的靈魂，教師的靈魂。 他的有些發言我是不以為然的。例如，他有一次說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30多年來沒有任何創新成果。[5]這個話就很有意思。30多年來沒有任何創新成果，那麼30多年前有哪些成果？在整個20世紀又有哪些成果？我不知道他的觀點的所指。但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我的書已經都寄給他了。他說這個話，就表明他也屬於我曾經說過的那種需要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課、補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課、補中共黨史的課的人，表明他沒有看過或者沒有看懂我的著作。任何一個真正認真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的經濟學家，任何一個真正認真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的人，都不會也不敢說這種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雖然不完美，有缺點，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發展是劃時代的。它的意義恰如它誕生的時點，它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標誌着一個時代的開始。它的誕生，標誌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20世紀的結束和21世紀的開始。和與它幾乎同時誕生[6]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比較起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無疑要深刻得多嚴謹得多。——我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評價是很高的，不像很多人一樣把它看成笑話。那幾年我見過不少大人物，習慣性地會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您怎麼看‘三個代表’？”第二個問題是：“您怎麼看‘台灣問題’？”估計有人還記得吧。聽完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他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我就大致了解了。可惜那時沒有見過鄒恆甫先生，沒有問過他這兩個問題。 還有一次，不是一次，是很多次，好幾年裡，鄒恆甫先生都在博客上調侃，說在他看來，“股市就是一種布朗運動，毫無規則可言”。[7]據此，他認為股市就是賭場，炒股就是賭博，股民就是賭徒。他常常看到股市暴跌就興高采烈。這倒和他的那些“學弟”如謝國忠先生等人有相似之處。但是，作為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作為北大武大中財大的教授，作為“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作為“中國經濟學第一人”，調侃“股市就是一種布朗運動”，是不符合身份的。股市固然有非理性的一面，有像賭場的地方，甚至在某種政治經濟條件下還可能連賭場都不如（例如有人可以看對手的牌，例如有人可以造假資料圈錢，例如有人可以出假政策騙股民等），但是，說“股市就是一種布朗運動”，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觀點，暗含着不可知論。不利於股市的改革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恰恰為那些看着別人的牌打牌的邪惡勢力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既然是布朗運動，既然是賭場，那就沒有規律也沒有道義可言，怎麼坑蒙拐騙偷都可以，只要能夠把別人口袋裡的錢弄到自己手裡就是贏家。（除非關掉股市。）股市的運動如同大海的運動，在非理性的浪潮之下有其自身的規定性。人們搞不懂它是怎麼運動的不等於它的運動是沒有規律的。纏中說禪說：“股票指數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藝術品。”是的，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藝術品，這是全世界千千萬萬人們用時間、金錢和智慧合力創造的藝術品，這是將一切國際國內風雲變幻都盡收其中的藝術品。它有藝術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有藝術的合規律性的一面。它的美麗和精緻，有時不亞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嘆為觀止。 還有，關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我沒看到過鄒恆甫先生的著作，也不知道他為國家做過多少這方面的課題，提出過什麼重要的創新理論，設計過什麼重要的管理模式，但是，我有次看到他在記者訪談錄中說，他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分給老百姓，私人企業也應該分給老百姓。[8]呵呵，不愧是喊過“願做中華民族窮人的最忠實走狗”的口號的經濟學家。可是，他的這個主張和張維迎先生謝國忠先生等諸多經濟學家的國有企業應該儘快私有化的主張有什麼區別呢？經濟學理由又何在呢？我不知道。總之，我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的觀點都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和《談談國資管理體制改革》這兩本書裡面了。希望那些讀了很多很多遍《資本論》的經濟學家，還是好好看看這兩本書吧。（我只囫圇吞棗般讀了一遍《資本論》。） 最後，我們再來談今天要談的主題。鄒恆甫先生在上面的記者訪談錄里說：有些“經濟分析師”臉皮厚，在一些場合吹牛皮說“總理採納了我的這條意見”，早些年前有個人這麼吹牛被當面戳穿。聽他們瞎吹！黨中央、國務院能聽他們的一家之言？如果這樣，我們國家的決策機制也太兒戲了吧？每次要制定政策，中央都會廣納意見，請不同的機構寫專題報告，有時候“封閉集訓”，然後由高層根據這一堆不同人寫的報告做出決策，不可能由一兩個學者說了算。我也經常參與寫報告，所以我很忌諱在媒體上說太多的話，“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這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這段話看上去理直氣壯大義凜然。它涉及我曾經說過的政治家和學者之間要建立制度性的良性互動機制的問題，所以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列寧同志說，寫了文章想發表是心理健康的表現，值得鼓勵。那麼，寫了文章希望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採納也是心理健康的表現。當年，“文革”的時候，張聞天同志在那麼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忍着傷痛、孤獨和屈辱寫了那麼多文章，他也想發表呢。他曾經做夢般地說，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將這些文稿帶到中央會議上去和大家說說。他還對外甥馬文奇說，將來要是有機會馬文奇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發表這些文章。只是苦於條件不許可，只好藏起來。他到死都沒有看到這些文章發表的那一天，沒有看到這些文章被中央採納的那一天，沒有看到自己的勞動和智慧的價值被承認的那一天。（這倒很符合某些大人物主張的學者要好好做學問寫文章耐心等待死了以後讓人們來評價的觀點。）現在的學者生逢盛世，絕大多數人寫的文章都可以公開發表在刊物或者網絡上（除了極少數人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文章外），有的觀點和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採納，促進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這是好事。這些學者高興地和別人說“總理採納了我的這條意見”也是心理健康的表現。當然，胡編亂造沽名釣譽之徒不在此列。沒採納你的意見你胡吹說採納了，或者明明採納的是別人的意見你卻說是採納的你的意見，那就和抄襲剽竊沒什麼兩樣了。但真的採納了還是可以說的，要允許說。我不贊同“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這樣莫名其妙的原則。這算什麼原則？這是誰的原則？誰規定的？幾十年來，支招的不是到處在說話嗎？例如被鄒恆甫先生批評為“媒體經濟學家”的很多經濟學家不是都在到處說話嗎？說了就違反“原則”了？未必吧？我看，每次開大會，報告中一有亮點，會後就會有媒體和經濟學家在那裡說，說這些觀點是誰誰誰提出來的。什麼“吳市場”和“厲股份”之類，也就這麼來的吧。這些學者還把自己參與決策所做的課題公開出版給大家參考呢。這不是什麼壞事。這些學者去各地講學，普及中央文件精神和最新思想理論成果，也是好事。要不怎麼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中央會議決議的精神上來？光看文件是不夠的。這幾年有的經濟學家在那裡打筆墨官司，說某某改革舉措是誰提出來的。我看也沒關係，說清楚好。只是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吵架。吵架就沒意思了，就傷感情了，說話也難以做到客觀理性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集思廣益做決策是對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中國思想理論界明確思想理論的著作權也是對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法律的體現。反倒是所謂“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這樣莫名其妙的原則，是很值得商榷的。我很想聽聽鄒恆甫先生的高見，就是為什麼“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這是什麼“原則”？誰規定的“原則”？ 很多年前（七、八年前和十多年前），我就多次說過，要建立政治家和學者之間制度性的良性互動機制，要有上下有效溝通的渠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集思廣益做決策是對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是好事。學者寫了文章，希望被總理採納，能夠被總理採納，也是好事。而明確思想理論觀點的著作權也是好事。重要思想理論觀點總是涉及著作權問題的。不要覺得人家說一句“總理採納了我的這條意見”就是虛榮心，就是沽名釣譽。那是榮譽感。有榮譽感是好事，珍惜榮譽是好事。不珍惜榮譽了才是壞事，那往往離不要臉不遠了。像前面說的，沒採納你的意見你胡吹說採納了，或者明明採納的是別人的意見你卻說是採納的你的意見，或者抄襲剽竊了人家的著作說是自己的創新，那就是虛榮心，是沽名釣譽，是不珍惜榮譽，是沒有榮譽感，是不要臉。我們要鼓勵珍惜榮譽，鼓勵崇尚榮譽，鼓勵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法律，鼓勵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不要把政治看得那麼神秘兮兮的。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眾人之事。”既然是眾人之事，是大家的事，是公共事務，那麼，有什麼不能公開說話的呢？“支招的不說話、說話的不支招”的所謂“原則”，離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還差得遠吶。 至於鄒恆甫先生說“每次要制定政策，中央都會廣納意見，……不可能由一兩個學者說了算。”“黨中央、國務院能聽他們的一家之言？如果這樣，我們國家的決策機制也太兒戲了吧？”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有這十幾年的被侮辱被損害被摧殘的經歷之後，我希望大家以後要警惕諸如此類的說法。類似的說法還有什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決策是“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不可能只參考了某一個人的著作，所以不存在什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抄襲和剽竊某一個人的著作的問題。這些屁話我這些年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鄒恆甫先生也是比較清楚所謂“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事情的學者，以後大庭廣眾之下說諸如此類的話要慎重。我在這裡辛辛苦苦打著作權官司呢，您在那裡變相說不存在著作權的問題，豈不是自討沒趣？在這種時候說這種話，未免把著作權問題看得太兒戲了吧？既然面對的是無物之陣，“這樣的戰士”手裡就是拿着投槍的，誰要是赤膊上陣，那中了槍就是活該。別人都知道玩中庸之道搞無物之陣躲在陰暗的角落裡不吭聲，所謂中共中央和黨的組織被批得狗血淋頭名譽掃地都仍然只縮在馬甲里不說話，頂多在背後偷偷摸摸地搞搞陰謀詭計。在中庸之道這樣顏面掃地臭名昭著的時刻，您老人家敢站出來發表這種深藏中庸之道的講話，真是童心未泯稚氣未脫啊。 我已經說過這個問題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試圖拿什麼“集思廣益”“集中了全黨同志的智慧”“集體研究的結果”……之類說法來抹殺“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著作權，來否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過去的十年裡抄襲和剽竊“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著作的違法犯罪行為。在《還我十年——歐陽立波書信選（第四集）》中，再次嚴厲批評了這種腔調—— 有人說中共中央沒有抄襲和剽竊，而是“集中了全黨同志的智慧”；還有人說中共中央只是“借鑑”了我的著作，形成了新的思想，不算抄襲和剽竊。這些說法恬不知恥狂妄至極。“集中全黨同志的智慧”就可以把原創者的貢獻抹殺掉？就可以把原創者的著作權抹殺掉？這些人都活在封建王朝嗎？還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及其設計的新國資管理模式，是完全獨創性的作品，是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借鑑”得出來的嗎？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在2001年的時候誰有這樣的思想？誰設計了這樣的管理體制？拿得出作品來看嗎？拿得出著作權證據來，我願意做檢討，否則，對“侵犯著作權罪”就必須嚴懲不貸。[9] 很多年來，關於著作權問題，我反反覆覆強調：著作權問題是一切科學創造活動和文藝創作活動中的核心問題。一定要深刻理解著作權問題的嚴肅性和重要性。中共中央和中國思想理論界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一定要警醒。 著作權問題不是個簡單的基本權利的問題，而直接涉及歷史怎麼寫。中國思想理論界竟然敢於在著作權問題這樣直接關繫到歷史（中共黨史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真實性的原則問題上弄虛作假違法犯罪，這是我十多年前沒有想到的。（雖然我想到了別人會不贊同我的觀點。）“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上保持沉默是愚蠢的。這不是單純的名分的問題，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是黨史怎麼寫的問題。迴避這些問題，不作出結論，是錯誤的。不僅是著作權問題上弄虛作假的問題，而且是在黨史上弄虛作假的問題。…… 《2008備忘錄——歐陽立波書信選（第三集）》是我親自送到鄒恆甫先生的辦公室的。《還我十年——歐陽立波書信選（第四集）》中的絕大多數文章也都寄給了鄒恆甫先生參閱。我反反覆覆談著作權問題，談基本權利的問題，強調“第一要務是對基本權利的尊重”，強調“發展要建立在尊重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強調著作權問題的嚴肅性和重要性直接涉及歷史的真實性涉及黨史怎麼寫的問題……那麼多白紙上的黑字，難道鄒恆甫先生都沒看到沒看懂？您既然說這二十多年來，您給中央寫了上百份報告，對政府和學術界的互動情況太清楚了，那麼，請問，您是否清楚這十多年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抄襲和剽竊“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著作的違法犯罪行為？舉例說，您是否清楚中共十六大抄襲和剽竊了我關於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研究成果？您是否清楚中共十七大抄襲和剽竊了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成果？您是否清楚中共十八大將抄襲和剽竊我關於整合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思想的重要思想？或者，您是否能夠告訴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這些重大決策參考了集中了哪些人的課題報告或論文？例如，新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思想理論體系出自誰的著作？哪幾個人或者哪幾十個人？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有哪些組成部分？各自出自誰的著作？哪幾個人或者哪幾十個人？例如，整合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思想的重要思想出自誰的著作？哪幾個人或者哪幾十個人？諸如此類吧。——這些年，常常有讀者要我寫一個清單，說明中共中央抄襲和剽竊了我的哪些著作哪些觀點。我每次都回答：“這是別人做的事情。”那麼多黨史研究者那麼多專家理論家，他們應該去做。無論是要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辯護還是要批判“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有關部門都應該積極地去做這種研究。中國黨史學界不是集會說“要捍衛歷史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嗎？所謂中共中央和黨的組織被批得狗血淋頭名譽掃地怎麼也沒看見什麼人站出來捍衛歷史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白紙黑字地在那裡擺着呢。很多人看我的文章看了十多年呢。要捍衛歷史的嚴肅性和真實性，澄清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侵犯著作權罪”的罪名，相關資料唾手可得。他們好意思說要我寫一個清單說明中共中央抄襲和剽竊了我的哪些著作哪些觀點？吃了我的蘋果好意思說要我寫一個清單說明他們吃了我的哪些蘋果？是誰應該寫一個清單說明自己吃了我的多少蘋果啊？我的清單我的舉證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里了，直面歷史的白紙黑字，誰好意思說沒看見沒看懂？ 鄒恆甫先生的這些中庸之道的言論，從哲學上來說，不懂真理是個什麼東西；從歷史觀來說，不懂思想史是個什麼東西；從法律上來說，不懂著作權是個什麼東西。這個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看來和中共中央一樣，不知道1+1等於幾。我這十多年的觀察和體會是，政治家也好，經濟學家也好，新聞學者也好，無論讀過多少遍《資本論》，如果連1+1=2的常識都不知道，那麼，讀《資本論》讀得再多再好，也註定連馬克思主義的ABC都不會懂。這樣的大人物見得多了。雖然尚未讀過《鄒恆甫自選集》，但我估計，所謂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所謂北大武大中財大的教授，所謂“中國經濟學第一人”，很難說是例外。 那種試圖拿什麼“集思廣益”“集中了全黨同志的智慧”“集體研究的結果”……之類說法來抹殺“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著作權，來粉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過去的十年裡抄襲和剽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的違法犯罪行為的行為，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還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是“幫忙”還是“幫閒”還是“唱二花臉”？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此類腔調從此退出江湖，不要再在人世間丟人現眼。我也仍然要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長期以來抄襲和剽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系列著作”的不要臉的違法犯罪行為做出鄭重的白紙黑字的檢討和道歉。這種檢討和道歉必須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對於犯罪行為，必須嚴懲不貸。要求他們檢討和道歉，不過分吧？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吧？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的利益吧？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吧？ 基於太多的歷史教訓，也基於以上論述，我希望，也建議，中國要建立“黨和政府決策參考資料備忘錄”。黨和政府的決策常常牽涉廣大，影響深遠。我們要求黨和政府的決策科學，“集思廣益”“集中全黨同志的智慧”“集體研究”是必要的。但是，“集思廣益”“集中全黨同志的智慧”“集體研究”必須建立在尊重原創者的著作權的基礎上，不得侵害原創者的著作權。重大思想理論成果都有著作權問題，明確著作權是必要的必須的。黨和政府的決策和報告也要有參考書目，報告後面對於主要參考的著作要說明和致謝。而且要具體一點，要有對應關係。例如哪個觀點哪個論斷哪個決策是參考了哪些著作。有這樣一個參考書目，有這樣一個說明，是對原創者的尊重，是對著作權法的尊重，是對歷史的尊重。尊重著作權，明確著作權，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性問題。是一個黨性問題。當時說清楚了，日後也可以免去很多麻煩，例如經濟學界關於某某改革舉措的著作權爭議。不說明原創者，不說明重大思想理論成果的著作權所有者，就等於說報告的撰寫者和宣讀者才是這些重大思想理論成果的原創者和所有者。至少在中國是這樣宣傳的。而這就等於抄襲和剽竊，等於不要臉。人家美國的總統會抄襲和剽竊了哈佛大學的教授的著作來標榜這是自己對西方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嗎？人家的西方經濟學史是以總統們的政策為主線來編寫的嗎？有參考書目，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使人們可以找到原創著作來學習和研究。學習和研究原創著作，對於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的進步，是作用巨大的。原創著作不可替代。每一個研究生導師都會在一入學就和學生講其中的道理。原創著作就等於思想史本身，等於歷史的真實性。我在2004年前後多次建議中央黨校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印發給省部級領導幹部進修班的學員做參考書，也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相信原創著作比中共中央的決議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也更有可讀性和說服力。還有，重大決策和重大思想理論成果註明了參考書目，也就是對歷史說明了始作俑者，說明了與著作權利對應的歷史責任的承擔者。黨和政府的決策常常牽涉廣大，影響深遠，關係整個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福祉。路線方針政策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路線方針政策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指導思想，重大戰略，重大決策，如果有誤，其禍國殃民之烈，往往盛極一時，遺臭萬年。說明了著作權所有者，也就使歷史責任有承擔者，有檢討者和解釋者。建國60多年的歷史告訴世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特點就是瞎折騰。而且很少對自己的瞎折騰做檢討。即使是“文革”這樣的重大的瞎折騰，也是一些人被另外一些人“武鬥”下去以後才檢討的。其實那已經不叫“檢討”了。而是“被檢討”。“被檢討”就是“批判”。檢討應該是當事人的檢討。我認為，還是檢討好，領導幹部都要學會做檢討。這是改正錯誤代價最小最快最和諧的方法。下點毛毛雨，比下大雨好。小平同志曾經交代過，發現小錯誤就趕快改，不要拖成大錯誤。他還告誡說，不下毛毛雨，就會下大雨。今年是“南巡講話”20周年。我看，對“南巡講話”的最好紀念，就是做檢討。檢討這30多年來乃至建國以來的瞎折騰。不檢討為什麼掌握着黨政軍大權和龐大的社會資源卻連馬克思主義的ABC都沒有搞清楚，不慚愧幾十年勞民傷財耗費無數的民脂民膏卻一直在折騰中華大地和中華民族，不反思長達十年地抄襲和剽竊到底是哪根筋出了問題，反而死要面子死不認錯，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風格，也不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姿態。 嘮嘮叨叨說了這麼多，請鄒恆甫先生海涵、指教！由於十多年的被侮辱被損害被摧殘的經歷，所謂“六個奠基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越來越像祥林嫂了。抱歉。“我單知道冬天下雪的時候狼在山墺里沒有食吃，會到村里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10]
[1] 鄒恆甫，中國經濟學第一人。中財CEMA院長，武大IAS主任，北大經濟學教授。2005年入選首批人文社科長江教授。2009年入選首批千人計劃。哈佛大學博士。來源：http://zouhengfu.blog.sohu.com（原注） [2] 參見http://zouhengfu.blog.sohu.com/219871746.html 2012-06-06 10:29人民網：《長江學者鄒恆甫：有些經濟學家撈錢誤國誤民》。來源：《廣州日報》。（原注） [3] 參見：http://zouhengfu.blog.sohu.com上的相關文章。（原注） [4] 用張承志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輸入”。（原注） [5] 參見：http://zouhengfu.blog.sohu.com上的相關文章。（原注） [6] 所謂“幾乎同時誕生”是指提出或者說發表這些思想的時間而言。“三個代表”2000年春天提出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中的基本思想是2000年8月提出來的。而它們醞釀或者說形成的時間，大概都要比提出的時間早得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札記》中的核心思想的形成在什麼時候，請讀者參考我的早期作品。（原注） [7] 參見：http://zouhengfu.blog.sohu.com上的相關文章。（原注） [8] 參見：http://zouhengfu.blog.sohu.com上的相關文章。（原注） [9] 歐陽立波（2011）：《永恆的詛咒》，《還我十年——歐陽立波書信選（第四集）第561頁。（原注） [10] 魯迅（1926）：《祝福》，《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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