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吗？ ------王天成的空想“大转型” 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2012年5月初已由香港钟晨出版发行。2011年该书的主要章节曾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刊网上发表，也被萧瀚认为是“近20 年内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可我读后的总体感觉是：这本书肯定不是莫之许所说的“巨著”，它只是一个“桃子还不存在，就已经想着如何摘桃子”的“民主工程学”愿景。 《大转型》对真正的中国民主化来说肯定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书中关于过去30年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总结，可能是该书唯一可参考的亮点，而即便这一块，熟悉西方“民主转型”文献的人也会觉得了无新意。归纳起来说，该书包含的严重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规范冲动”压倒“科学精神”是该书最严重的信念错误。表面上看，该书实证地概括了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可实际上，它根本没能把“数据的实证”上升到“逻辑的实证”，因为，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王天成的最重要任务是“表达愿望”，不是“科学精神”，不是在检验数据中寻找内在逻辑。 如果“内部分裂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外部压力是内部分裂的前提”，那么，研究中国民主化最重要的任务，就根本不是去“畅想”政治变革的转型模式、动力机制和操作顺序，而是要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军队分裂”这两种“内部分裂”能不能在当今的中国发生，要集中分析社会反叛、经济危机和价值转变能不能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 当中国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明明就是“内部分裂”如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时，该书却白费口舌地一再讨论“要”开放报禁、“要”开放党禁、“要”自由化、“要”避免国家分裂。“要什么”固然现在操作上还有不同意见，但那是“如何摘桃子”的问题，在“桃子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下，该书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发表了一种“如何摘桃子”的不同意见，而在我看来，这除了“增加口水”之外毫无其他意义的。在“内部分裂”都还是没影子的事，哪里来的自以为超前的“民主确立”和“民主巩固”问题？哪里来的自以为超前的“和解还是审判”的“转型正义”问题？当然，一本“憧憬理想未来”的书怎么可能有“科学精神”？ 所以，该书等于只喊了类似的两个口号：“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道理倒也简单：意识形态必然包含乌托邦，哪种意识形态都不例外。 第二，“工程主义”倾向压倒“公共选择”逻辑是该书最严重的方法论错误。该书之所以浪费那么多的笔墨去讨论“如何摘桃子”的“操作问题”，原因恐怕就在于，该书作者在内心深处相信，“只要你信了上帝，世界就会按上帝安排的方式运转”。 “工程主义”意味着，信奉者会不自觉地从一般的“经验总结”跨入到“运行设计”，并且从匀质和无差别的角度看待社会的政治主体，以至于似乎政治主体的利益结构和偏好，将不会影响“民主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更直接了当地说，“工程主义者”暗中假定，存在着一种可以超脱“公共选择”过程的“客观最佳”的“民主转型”，而且，这个“客观的最佳”可以借助“上帝之手”无摩擦、无费用地实现（如“先全国大选优于先地方大选”、“议会制优于总统制”、“先选议会优于先立宪法”等等）。当“工程主义”的方法论错误被明确地指出来之后，该书作者可以辩解说他当然不会那么去假设，可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后的意识”并不存在也该书的逻辑思维中，而这正是该书一直以“民主工程学”的内在思维，去讨论“主体不在场的操作问题”的原因。 “规范冲动”和“工程主义”已经足以使王天成的《大转型》变得毫无意义，可不幸的是，这两者还远不是该书的最致命之处。 第三，该书最致命之处是“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的文化观念错误。它之所以不去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军队分裂”能不能在当今的中国发生，之所以不去集中分析社会反叛、经济危机和价值转变能不能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之所以不去分析社会反叛、经济危机和精英价值转变的可能规模和程度，那仅仅是因为该书作者确信：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失民心者失天下，外部压力必然导致内部分裂。简言之，这部分已经是“已知数”，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一切只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万一“中国也不可能例外”错了怎么办？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不可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问题不是不可能，而是大家不情愿承认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中国特殊性”有存在的概率，问题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个概率存在。简单地说，人是愿望主导的动物，不是认识优先的动物，人只有在认识能够碰巧符合愿望时才承认认识的作用，这当然不幸是人犯大错误的根本原因。 在“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以及最近的“与秦晖在美国辩论中国的前途”这两篇文章里，我已经详细分析了“中国特殊性”的存在概率，这里只需要简单地提三点： 第一，“失民心者失天下”肯定是错的，这只是愿望的表达，不是对事实的认识，何况中共现在也未必已经“失民心”。更重要的是，民心是可以收买的，官心更可以收买，相比之下，“失官心者失天下”更有道理。都说中共的“维稳费用”极高，超过了“扩军费用”，事实却是：中共的“维忠费用”更高。腐败只要能“维忠”，坏的政策就是好的策略。党之所以被称为“母亲”，那仅仅是因为中国人“有奶便是娘”。那些整天叫喊着民主的人，从来不忌讳拿中共的好处，你说一个抱着大树的人他如何能砍树？ 第二，中共的“制度特殊性”远没有引起所有关切者的高度重视。大家都在希望“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可现实却是：世界上“一党执政”的国家很多，但采用“一党限任制”的却极少（另如越南）；世界上“党指挥枪”的国家很多，但通过类似中国特色的“太上皇制度”---“军委主席制”去实现军队控制的却只有中共一家。“一党限任制”和“军委主席制”偏偏是“统治能力”和“制度稳定性”的最关键之处，谈“内部分裂”问题不涉及这些制度就等于“零研究”。 第三，“民主转型”和“民主原因”的现有研究，对“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独特性”至今仍缺乏理解，而“制度文化组合论”却偏偏是解读“民主原因”的最关键因素。王天成在书中主张“非暴力革命”，并用了很多篇幅批评“渐进改革”和“暴力革命”，可他分析了那么多案例，偏偏不去研究中国自己在“民国初年的立宪失败”，他似乎没有看到，问题根本不是“该不该”，而是“能不能”。 总之，都以为“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可“问题实际上在于认识世界”；错误的认识只会导致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激动于一些小事变（乌坎、王-薄事件、陈光诚），以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仍处于极低的“乡愿媚俗”水平。是啊，对此感到高兴和放心的还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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