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下午，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沛洲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说：“3月30日事件处置过程中，执勤民警与聚集的人员确实发生了擦碰”。“清理现场过程中，由于聚集人员复杂，有表达诉求的，有围观看热闹的，也有社会闲散人员，甚至还有违法犯罪前科人员，最高峰期达一千多人，执勤民警有可能误伤了围观的群众，在这里我代表公安机关诚恳的致歉，”

这位副局长把在场的人分为四种，诉求者，围观者，社会闲散人员和有违法犯罪前科人。他代表公安机关仅为可能被误伤的围观群众“诚恳的致歉”。注意，他的道歉不包括对“表达诉求者”的擦碰。 他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即不属于诉求者，也被排除在“围观者”之外。言下之意，即使“擦碰”他们，也无需道歉，更遑论那些“有违法犯罪前科人”，即便他们没有“现科”。至于他口中的“擦碰”导致多少人流血，重伤甚至•••，大概又属于“防扩散”的机密吧？ 习惯了。

那么“社会闲散人员”是指哪些人呢？没有明确定义。用排除法，他们至少是“没有违法犯罪前科人”。大体上说他们也不属于有“单位"位有固定地方每月领几斗米的人，也不是守着几亩田日出而作的人。随着近三十年的经济结构转型，曾经只有仰仗“组织”分配“饭碗”的纽带断了，很多人被迫地或主动地加人这类人群，散落到社会各处寻找机遇。

目前，大约有二亿多人为寻找好一些的生活方式或因土地被征，离乡背井从农村进入城市找工。他们流散在社会的个个角落或建楼筑路架桥上流水线或摆摊做护工保姆或者酒店里坐台。每当工程竣工，工厂接不到订单，需要照顾的老人病故，城管封了摊位，他们只得“散了”，“闲了”。 可是他们还要糊口，养家。只得又流落到社会各处讨生活。他们把生命绞成汁拌进水泥为城市建起高楼别墅，城市仍然对他们板起脸，以户口政策医保条例高房价等把他们排斥在外。他们“散”而不能闲。为了养家糊口，游走在城市社会的边缘。还记得“泥瓦匠，住草房；卖盐的，喝淡汤”吗？

当然，也有人，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出“单位”自主创业寻找机会或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做的风生水起，有的人惨淡经营，也有人血本无归。这部分人是当今社会经济结构里最勇于冒险最活跃最不受约束的部份。他们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缝隙，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最敏感。他们领风气之先，提供了“组织”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如今他们的身影已遍及五大洲。仅在三十年里，他们从高度组织化甚至军事化的社会里迸裂出来，形成一个新起的经济阶层，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必然与“组织”发生““擦碰”。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异化。 这些人中的底层也被贬为 “社会闲散人员”。

无论这类人员的“闲散”是被动的还是一种自我追求，他们的人格必需得到尊重。只要他们没有仿碍他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需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对社会的不公经济体制的弊病更敏感。由于没有“组织”约束，他们更敢于直言，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勇于抗争。当局对他们贬以“社会闲散人员” 这一模糊的名称，让人们感到他们像幽灵一样游荡各处，是一群的不可琢磨的“心怀叵测”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人群。那位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在参加反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发起连续数天的抗议活动人群中，把他们剥离出来，虽然他们没有所谓的“前科”，但仍不能参与诉求，甚至不能“围观”。 对他们只有“误伤”和“擦碰”！他们血溅街头，也是“咎有自取”， 根本不须道歉！虽然他们可能为这位副局长大人或他的同事和家人装修过房子，送过净水，扛过家具，溜过狗， 然而他们只是“贱民”，是“另类”。

六十五年前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这样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六十五年后，由于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盲目发展，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在癌症村星罗棋布的今天，反污染已经成了民众求生存的基本抗争。可是，在这片神州大地上，人的基本权利仍遭漠视。那些为使家园免遭污染这一基本权益而上街诉求的的居民，得到的只是血淋淋的“误伤”和“擦碰”。更有甚者，连“闲散”都成了莫须有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