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生。。。。。。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主人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窑洞对”时值1945年，议会民主在孙中山创立的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里，虽然仍举步维艰，却也不是新鲜事。黄炎培先生面对隐然可成取代之势的延安，探讨“兴亡周期率”时仅着眼于王朝的兴衰和改朝换代，不知是否另有深意？延安的主人以“民主”答对，黄先生称颂， 宾主俱欢。 这一对答显然是合乎时代潮流，顺应民心的。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对即将到来的“民主政体”也是充满憧憬。

然而，黄先生是否知道延安的主人口中的”民主“ ， “人民”是如何定义？“人民”又是如何参与“民主”的？本文想从毛的著作和施政中，寻找这些答案。

“民主”

延安主人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满激情地描述和赞扬了湖南”乡村民主势力“- 农会 - 的兴起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民主新秩序”的建立。 这个”乡村民主势力“ 是在某一政治团体的策动下，先秘密结社，聚集力量。 继以暴力制造冲突，把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归入“另册”，对他们“杀猪出谷”，“戴高帽子绳子牵着游乡”，使他们“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文中直言不讳需要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来建立”民主新秩序“，要所有人都“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如有人对这些现象稍有微言，农会“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质问。被质问的人只得书写称为“休息字“的悔改书才可过关。

显然，延安主人称颂的”乡村民主“是以某些理念聚集一部份人，以暴力恐吓另一部份人，裹胁大部份人。然后以大部份人的名义，戴上“民主”的桂冠，对另一部份人施行暴政。若有人对他的“民主”持有疑意的，他戏虐地问你们不是要唤起民众实行民主吗？现在“民众起来了又害怕的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以暴力建立专政，中外史上司空惯见。可是延安的主人给暴力戴上“民主”的帽子，不仅黄先生想不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明了者也寥廖无几。1949年以降，来自延安的“民主”以抽风式的“群众运动”一场接一场地肆虐其治下的民众，就连黄炎培先生的一个儿子和他的夫人-《延安归来》一书的执笔者-也被归入“另册”，在饱受急风暴雨式的“大民主”的“洗礼”后，分别在1966和1968年自尽。 回首 “延安窑洞对”，宾主之间的“民主”一词的定义何止南辕北辙？

“人民”

毛在1949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此时，以他为首的团体已经基本完成了改朝换代。文中，他的明确地定义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就是对他定为“人民"的阶层給与“民主”（暂不讨论这一“民主）。人民通常是指住在同一国家或地区、享有一定权利的人的集合。人与人之间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上不应有任何差别。但是，毛在文中把”人民“分为几个阶层，每个阶层在他的政体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如领导阶层，被联盟阶层，和被团结和改造的阶层。同时，他又为”人民“制造了一个对立面，即“反动派”。所谓“反动派”，他的定义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被称为“反动派”的人，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权，话语权，甚至没有生存权。“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 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其言之也厉，行之也绝。

请注意，他的反动派的定义非常模糊，除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以拥有的财产来定义，他用“走狗和帮凶” 这类充满主观情绪的没有明确定义的诬辱性的字眼，编织成一只象西游记里的“乾坤袋”，随心所欲地把一部分人从“人民”中拉出来，装进去，扔到他界定的“人民”的对立面。1949年以来，他的“乾坤袋”一再膨胀，什么走狗，帮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甚至以“诗人的浪漫” 把所有他不能容忍的人冠上以动物和传说中的精灵命名的“牛鬼蛇神”，统统地装进袋里。 任何人一旦被归入“另册”，不仅本人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亲友和同情者也被拖到”乾坤袋“的阴影下，徘徊于生死之间，惶惶不可终日。如此环境下，人人自畏。被定位为“领导阶层和联盟阶层”的人，唯“领导者”的马首是瞻，以防被剔出“优越”阶层。是被定位为“团结改造”阶层里的人，只有不仅要自损自贱，唾面自干，还要对划入“另册”的人，口诛笔伐，以期挤进“人民群众”的圈子里，暂求自保。在一片肃杀气氛里，也有勇者，如林昭，张志新等拍案而起，以生命燃起一束光明。但大多数选择了沉默。于是，在“人民群众”圈子里，“人”不见了。只有众口一词，千人一面，模模糊糊地挤成一团的“民”，随时跟着领导者的旨意，去“打倒”，去“斗争”，去实行领导者规定的“民主”。站在云端中的伟大领袖，大呼“人民万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在他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下，“人民”成了因惧怕被归入另册而俯首效忠的群体，“民主”成了被裹挟的多数对被归为另册的少数的暴虐。民主完全被专政取代。

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是保障其每一位公民有权对国家领导层的人选和政策的制定以投票的型式作出自由的选择；每一位公民有不可剥夺的的言论，出版，拥有财产，追求幸福的权力，任何个人或团体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和尊严. 民主政体的执政者不能用政权的力量，以所谓多数人的名义把一部分公民置于政治上经济上话语权上不利的地位。简言之，民主社会没有人被归入“另册”。 每个公民有享有同等权利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而今，距“延安窑洞对”已有六十九年，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这个曾建立了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仍是可望不可即，甚至竟被视为禁忌。周期率却明白无误地体现在中国的执政党身上。理想主义，精励图治早已消失殆尽，腐败成风，无官不贪，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众在失望之余竟然怀念起毛的年代官员的清廉之风。应运而生，而今的当权者开始以反贪腐开道，又祭出毛的大旗，大谈恢复党的传统。领袖又开始树立个人权威，领袖视察时又出现了激动到泣不成声的民众。中国开始为得到一位中兴之主而欢欣鼓舞。中国真的要永远重复上演明君，昏君，暴君的兴亡剧吗？在已过的几个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血腥暴力的演变后，选择了民主宪政这种合理的社会结构，其中包括被中共曾斥之为“反动派”的台湾国民党。而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血泪挣扎难道还不够吗？中国何时才能跳出兴亡周期律的诅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