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生。。。。。。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主人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延安窯洞對”時值1945年，議會民主在孫中山創立的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里，雖然仍舉步維艱，卻也不是新鮮事。黃炎培先生面對隱然可成取代之勢的延安，探討“興亡周期率”時僅着眼於王朝的興衰和改朝換代，不知是否另有深意？延安的主人以“民主”答對，黃先生稱頌， 賓主俱歡。 這一對答顯然是合乎時代潮流，順應民心的。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圈裡，對即將到來的“民主政體”也是充滿憧憬。

然而，黃先生是否知道延安的主人口中的”民主“ ， “人民”是如何定義？“人民”又是如何參與“民主”的？本文想從毛的著作和施政中，尋找這些答案。

“民主”

延安主人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充滿激情地描述和讚揚了湖南”鄉村民主勢力“- 農會 - 的興起和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民主新秩序”的建立。 這個”鄉村民主勢力“ 是在某一政治團體的策動下，先秘密結社，聚集力量。 繼以暴力製造衝突，把農村的土地所有者歸入“另冊”，對他們“殺豬出谷”，“戴高帽子繩子牽着游鄉”，使他們“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文中直言不諱需要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來建立”民主新秩序“，要所有人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如有人對這些現象稍有微言，農會“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質問。被質問的人只得書寫稱為“休息字“的悔改書才可過關。

顯然，延安主人稱頌的”鄉村民主“是以某些理念聚集一部份人，以暴力恐嚇另一部份人，裹脅大部份人。然後以大部份人的名義，戴上“民主”的桂冠，對另一部份人施行暴政。若有人對他的“民主”持有疑意的，他戲虐地問你們不是要喚起民眾實行民主嗎？現在“民眾起來了又害怕的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 以暴力建立專政，中外史上司空慣見。可是延安的主人給暴力戴上“民主”的帽子，不僅黃先生想不到，當時的知識分子圈裡，明了者也寥廖無幾。1949年以降，來自延安的“民主”以抽風式的“群眾運動”一場接一場地肆虐其治下的民眾，就連黃炎培先生的一個兒子和他的夫人-《延安歸來》一書的執筆者-也被歸入“另冊”，在飽受急風暴雨式的“大民主”的“洗禮”後，分別在1966和1968年自盡。 回首 “延安窯洞對”，賓主之間的“民主”一詞的定義何止南轅北轍？

“人民”

毛在1949年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此時，以他為首的團體已經基本完成了改朝換代。文中，他的明確地定義了他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就是對他定為“人民"的階層給與“民主”（暫不討論這一“民主）。人民通常是指住在同一國家或地區、享有一定權利的人的集合。人與人之間在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上不應有任何差別。但是，毛在文中把”人民“分為幾個階層，每個階層在他的政體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如領導階層，被聯盟階層，和被團結和改造的階層。同時，他又為”人民“製造了一個對立面，即“反動派”。所謂“反動派”，他的定義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幫凶們”。被稱為“反動派”的人，不僅沒有任何政治權，話語權，甚至沒有生存權。“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 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其言之也厲，行之也絕。

請注意，他的反動派的定義非常模糊，除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以擁有的財產來定義，他用“走狗和幫凶” 這類充滿主觀情緒的沒有明確定義的誣辱性的字眼，編織成一隻象西遊記里的“乾坤袋”，隨心所欲地把一部分人從“人民”中拉出來，裝進去，扔到他界定的“人民”的對立面。1949年以來，他的“乾坤袋”一再膨脹，什麼走狗，幫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野心家，陰謀家，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殘渣餘孽，甚至以“詩人的浪漫” 把所有他不能容忍的人冠上以動物和傳說中的精靈命名的“牛鬼蛇神”，統統地裝進袋裡。 任何人一旦被歸入“另冊”，不僅本人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親友和同情者也被拖到”乾坤袋“的陰影下，徘徊於生死之間，惶惶不可終日。如此環境下，人人自畏。被定位為“領導階層和聯盟階層”的人，唯“領導者”的馬首是瞻，以防被剔出“優越”階層。是被定位為“團結改造”階層里的人，只有不僅要自損自賤，唾面自乾，還要對劃入“另冊”的人，口誅筆伐，以期擠進“人民群眾”的圈子裡，暫求自保。在一片肅殺氣氛里，也有勇者，如林昭，張志新等拍案而起，以生命燃起一束光明。但大多數選擇了沉默。於是，在“人民群眾”圈子裡，“人”不見了。只有眾口一詞，千人一面，模模糊糊地擠成一團的“民”，隨時跟着領導者的旨意，去“打倒”，去“鬥爭”，去實行領導者規定的“民主”。站在雲端中的偉大領袖，大呼“人民萬歲”，“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在他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下，“人民”成了因懼怕被歸入另冊而俯首效忠的群體，“民主”成了被裹挾的多數對被歸為另冊的少數的暴虐。民主完全被專政取代。

現代民主政體的基礎是保障其每一位公民有權對國家領導層的人選和政策的制定以投票的型式作出自由的選擇；每一位公民有不可剝奪的的言論，出版，擁有財產，追求幸福的權力，任何個人或團體絕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力和尊嚴. 民主政體的執政者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以所謂多數人的名義把一部分公民置於政治上經濟上話語權上不利的地位。簡言之，民主社會沒有人被歸入“另冊”。 每個公民有享有同等權利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而今，距“延安窯洞對”已有六十九年，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對這個曾建立了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民族，仍是可望不可即，甚至竟被視為禁忌。周期率卻明白無誤地體現在中國的執政黨身上。理想主義，精勵圖治早已消失殆盡，腐敗成風，無官不貪，老百姓怨聲載道。民眾在失望之餘竟然懷念起毛的年代官員的清廉之風。應運而生，而今的當權者開始以反貪腐開道，又祭出毛的大旗，大談恢復黨的傳統。領袖又開始樹立個人權威，領袖視察時又出現了激動到泣不成聲的民眾。中國開始為得到一位中興之主而歡欣鼓舞。中國真的要永遠重複上演明君，昏君，暴君的興亡劇嗎？在已過的幾個世紀，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經歷了長期血腥暴力的演變後，選擇了民主憲政這種合理的社會結構，其中包括被中共曾斥之為“反動派”的台灣國民黨。而中國已經經歷了幾千年的血淚掙扎難道還不夠嗎？中國何時才能跳出興亡周期律的詛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