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完革命舊跡後，淺野對自己說：必須認真地學習歷史，包括日本歷史和中國歷史。中國革命成功了，新的國家誕生了。日本也不能再是以前的日本。就如中國人民現在全力以赴努力建設新中國那樣，為了建設一個新的民主的日本自己也必須努力奮鬥。

淺野他們為解放戰爭提供協助的日本人的任務，隨着新中國成立，基本完成了。他們歸心似箭想趕快回到日本去，但當時的日中關係還處於無法重開關於中國殘留日本人集團回國的談判的狀況之下。在美國主導之下，中蘇除外的對日和平條約簽訂了（一九五一年九月簽訂，翌年生效），日本政府把台灣當做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與之締結了《日台條約》，這使得新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對立更加強化。為此，中國殘留日本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也不得不繼續滯留在中國，為解放戰爭提供過協作的日本人們或者繼續在軍隊關係部門工作，或者被安排到其他機關部門工作。

淺野他們於一九五零年三月從廣州移往洛陽，在那裡設立的軍隊關係的設施——洛陽療養院裡工作。對他們來說，五二年十月一日的《人民日報》裡登載的一篇文章是他們終生難忘的。那是一篇政府聲明，題目是《有關援助殘留日本人歸國的方針》。盼望等待多時的歸國似乎終於有了實現的可能。儘管文章不長，內容簡要，登載的位置也不顯眼，但在洛陽醫院工作的接近一百人的日本人們，都如饑似渴地把這篇文章反覆讀了無數遍。

殘留日本人們無從知道的是：五零年夏天在日內瓦，日本紅十字會的代表與中國紅十字會的代表有了接觸的機會。而在五二年，更有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等三人作為政治家首次訪問中國，並向中國方面提出了協助促進中國殘留日本人歸國的要求，這樣終於日本人的回國問題開始有了進展。在日本紅十字會，日本民間團體的努力以及中國政府的協助之下，終於在翌年也就是五三年三月，日本人集體回國的業務又重新開始啟動了。

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淺野他們乘坐的《白山丸》號輪船從舞鶴港入港，時隔十二年淺野又看到了祖國的山河。然而儘管回到了東京，東京老家卻已在之前發生的東京大轟炸中燒卻，父母親及三人的弟弟妹妹也都死於大轟炸之中。迫不得已，淺野一家四口人，搬到位於世田谷區的為撤回國的日本人準備的集體宿舍棲身。

淺野回國後很快加入了日中友好協會，並成為該協會本部事務局的專職職員，在積極參加和推動日中友好活動的同時，又投入革新系的社會運動。他覺得為自己的出生在廣州的兒子起名時的那三個理由或心願，必須得以親身實踐。

淺野於一九九二年離世，到離世為止他終生不改為中日友好盡力的志向。（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