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納什均衡已經被證明為科學， 可是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它的深刻含義， 那就是： 即使是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 我們也不要對他人過分地惡毒； 廣義上說我們都是囚徒們，窩裡鬥得再出色，也避免不了受到嚴懲，而且會每況愈下。

我們需要認真學習納什先生給我們證明的抉擇，雖說納什先生瘋狂； 或許我們大家比他更甚， 更糟的是： 我們不認為自己是瘋子。

從今天的稍微小於1/4的美國人民（1/2未投票，投票者中>1/2的理性人投了希拉里）選擇了川普這個垃圾瘋子， 看看同樣是囚徒的美國人民如何發瘋。

川普主義的要點：如果我犯了錯誤， 倒了霉 ---- 那一定是別人造成的， 比如墨西哥人，穆斯林， 再比如 -- 中國人。

華人中的反共右翼勢力， 比如XX閒人，XX功的章XX， 不知道川垃圾 --- 比共產更加邪惡與危險。

請留意共和黨的總統， 經常地會發動戰爭； 此次川垃圾可能會同中國打， 打核戰爭。

那就是人類的末日。

我真的非常誠懇地希望：我對川垃圾的預見是完全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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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什真人真事

　　　　　　　　　　　　　　　　·華新民·

　　最近，數學家約翰·納什（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到中國出席世界數學大會，訪問了若幹校園，所到之處，引起轟動，是這次大會最受矚目的科學“明星”之一。其中原因，除了他在１９９４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外，今年初上映的電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把這個二十世紀的數學奇才介紹給學術界以外的群眾，相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電影剛上映，我就去看了。那時，離它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導演等多項大獎還有幾個月，影院裡冷冷清清的，觀眾大概只有二成左右。無非是一個得了精神病的數學家的故事。在許多人心目中，天才的數學家本來都有些神經兮兮的，屬於那種整天玄思冥想、大白天走路都會撞上電線杆的人，能引起多少人的興趣？影片雖然後來得了奧斯卡的大獎，那也只是學院派的評價，票房上似乎也沒有甚麼突出的表現。

　　七年多以前，當納什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筆者被一篇介紹其人其事的長篇報導所吸引，其中講到他正當事業的高峰不幸身罹絕症——精神分裂，差點淪為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幸虧從前的妻子和同事並沒有拋棄他，在他們的長期關心照顧下，精神病症狀竟然奇蹟般消失，終於在湮沒無聞三十年之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故事大起大落、引人入勝，令人難忘。於是在嘆息世事難料、唏噓人生無常之餘，寫了一篇介紹性的文章“失去的年華”，登在當時唯一的網絡中文刊物《華夏文摘》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的ｚｋ９４１２ａ上。這大概是中文媒體上介紹納什生平事跡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了。（稍後在國內，有王則柯在１９９５年第６期《讀書》雜誌上發表的“愛心玉成”一文。）由於這一層“關係”，我這個平常不愛看電影的人，決定先睹為快，看看電影是如何再現這樣一個還活在世上的傳奇人物的。

　　電影無疑是成功的，讓我重溫了七年前初次讀到納什故事時對人生的感受。不過看完電影出來，心頭卻有一絲不安。這就是電影裡對納什數學研究的描寫幾乎全部集中在破譯密碼的方面，這是我以前沒有聽說過的，在“失去的年華”一文中也沒有提到，莫非是我孤陋寡聞，忽略了他在這方面的重要工作？那豈不謬種流傳，誤人子弟？

　　帶着這樣的心情，我找來市場上廣為流傳的與電影同名的納什傳記（作者：Ｓｙｌｖｉａ　Ｎａｓａｒ）細讀。四百多頁的書，花了幾個月時間斷斷續續讀完，心裡一塊石頭終於落地：納什並沒有作過破譯密碼的工作，可以說連邊都沒有沾過。電影劇本的作者在這一點上“胡編亂造”，顯然是出於提高票房價值的考慮。因為納什的研究大都是在高度抽象的數學領域，為他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他在博弈論方面的工作，原本是他早年的博士論文內容，這大概是他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具有實際應用的一項。後來他的研究越來越走向拓樸、微分方程等“純粹”數學的領域。要是劇本作者如實反映納什的研究工作，這個本來就不容易引起人們興趣的故事對一般觀眾來說那就簡直象是“對牛彈琴”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將真事隱去，編些假語村言來吸引觀眾。破譯密碼就成了強加在納什先生身上的“科研項目”，成為貫穿整個故事的主線。

　　這樣的選擇是有美國“國情”方面的原因的。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國家，高深而遠離實際應用的科學問題只是“一小撮”人的研究對象，他們屬於社會的邊緣人物——沒有什麼人批評他們“脫離實際”，因為壓根兒沒有人關心他們。不象在中國，一篇“哥德巴哈猜想”的報告文學可以引起成千上萬業餘研究者攻堅的“群眾運動”。就說幾年前，困擾數學界三個多世紀的大難題“費馬大定理”得到證明，報紙也有報導，美國民間卻幾乎沒有任何反應，那位證明了“費馬大定理”的數學家在專業的圈子外仍然默默無聞。換了在中國，他一定會象陳景潤那樣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領導首長親切接見自不必說，各民主黨派和非民主黨派想必會競相邀請他入黨，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頭銜也會送上門來。而美國的老百姓，工作之餘關心的是物價的漲落、球隊的輸贏這一類事情。對於這樣的觀眾，要讓他們理解數學家的工作，破譯密碼或許是唯一合適的數學問題了。它的實際應用經常在關於二次大戰的小說和電影裡提到。比如美軍因為破譯了日本軍部的密電碼，成功擊落海軍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機，報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這是美國人最津津樂道的故事。因此，一個從事破譯密碼工作的納什大概最符合大眾心目中數學家形像了。而且，破譯密碼這個無中生有的“科研項目”還便於編劇將同樣是無中生有的蘇聯“手提式核彈”威脅扯到劇情里來，加進了冷戰、陰謀、間諜、恐怖活動等等富有戲劇性的場景，在九·一一後的美國，無疑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票房價值。電影甚至生造了這樣的驚險場面：納什因為從事破譯密碼的機密工作而成為暗殺目標，在一次汽車追逐和槍戰中幾乎喪命。納什嚇得靈魂出竅，欲罷不能，從此精神失常。

　　然而，這些都是編導製造出來的“戲說納什”。電影固然因此增色不少，離真實的納什卻相去甚遠。他從沒有去五角大樓從事絕密工作的經歷。考納什一生，同國防部門有點搭界的事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天，那年他二十歲，剛從卡內基梅隆大學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已經錄取他，還沒有入學，他在首都華盛頓郊區找到一份屬於海軍研究項目的暑期工。這個項目里的數學家除了美國人以外還有從納粹德國抓來的俘虜。納什在這樣的集體裡虛度了一個暑假，一事無成。好在人們也並不指望一個學生暑期工能做什麼事情。第二次同機密工作打交道是在兩年之後，納什已經完成了那篇後來為他贏得諾貝爾獎的論文，成為博弈論領域裡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被蘭德公司聘為顧問。蘭德公司當時名義上是附屬於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的一個機構，不過誰都知道它是空軍的戰略智庫。他們請納什去是要借重他在博弈論方面的學識，同破譯密碼無關。博弈論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由二十世紀的大數學家馮·諾依曼奠基的數學分支，在美國海軍對納粹德國的反潛作戰中得到過應用。戰爭結束之後，美國軍方希望將它的應用擴大到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尤其是指望靠它為剛展開不久的“冷戰”提供克敵致勝的戰略理論基礎。蘭德公司因此受軍方委託，搜羅了一批象納什那樣的數學尖子從事這方面的攻關。納什擔任蘭德公司顧問前後共四年，每年暑假去蘭德公司做有關研究。然而這期間他和他的攻關小組並沒有拿出什麼突破性的成果。其原因在於，博弈論當時還處在幼年階段，人們對於它的應用價值期望過高。事實證明，它在經濟學領域內的重要應用，還要等一代人的時間，以及大量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包括同納什分享１９９４年諾貝爾獎的另外兩位學者——的工作，才會顯示出來。

　　所以，到１９５４年，蘭德公司對博弈論的熱情已經冷卻。那年夏天，納什離開了蘭德公司。納什的離去是由於一件偶然的事件引起的。電影沒有反映這件頗有戲劇性的事件，它有損於納什的形像——原來納什有同性戀傾向。五十年代，同性戀被人們和政府接受的程度還沒有象現在這樣高，蘭德公司所在的洛杉磯聖塔·莫尼加又是同性戀者出沒的地區，警察經常在那一帶設置圈套。有一天深更半夜，納什在一個公園的廁所里被裝扮成同性戀者的警察逮住。事情告到公司里，按照保密條例規定，同性戀者屬於“判斷能力薄弱”並且“容易受到訛詐”的人，蘭德公司別無選擇，只能立即撤消他的絕密工作許可，請他走人，連他自己的辦公室都不讓回去收拾。從此納什再沒有作過任何保密的研究工作。

　　其實，納什的興趣也已不在博弈論上了。早在他寫那篇博弈論博士論文的同時，他已經開始了在代數流型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並且在１９５１年發表了研究成果。在許多數學界的精英眼裡，這才是一個數學天才應該從事的工作，而博弈論似乎算不上是數學的正統。再說，象納什這樣的天才都是些天馬行空的主兒，那裡會按照領導布置的任務去從事研究？由於後來精神失常，納什的研究生涯大約只有十年，但縱觀他這不長的學術生命，就會發現他從來都是自己找問題，或者自己提出問題，然後解決問題。這些問題分屬於數學的許多迥然不同的領域。在他看來，數學並不是一門分支井然有序的學科，而是一堆有待解決的疑難問題。只要問題引起他的興趣，而且有足夠的難度能激發他的攻堅欲望，他就會毅然前往，而不管這個問題屬於哪個領域。所以他可以同時寫博弈論和代數流型方面的論文，後來還在幾何、拓樸、微分方程等領域內有第一流的工作。這聽起來有點象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完全不同於陳景潤那種窮畢生精力咬住一個問題不放的風格。人們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常常換一個地方之後能夠很快進入狀況，命中目標，儘管別人在這個地方已經打過許多虛發的子彈。他與眾不同的工作風格還表現在他的原創性。面對一個問題，他不是到圖書館去查找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獻，因為，在他看來，既然前人做了工作而問題依舊，說明這些文獻無用，只會框住後人的思路，走進同樣的死胡同。所以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獨闢蹊徑、想別人所不敢想，結果常常是出人意料。當然，這種工作風格是同他的數學天才分不開的，不是多數人能夠學習效法的。他的傳記和電影用“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命名，主要也是讚嘆他這種獨具一格的智慧，如果要譯成中文的話，恐怕叫“精妙的思維”比較合適。

　　納什這樣的天才，雖然罕見，一個世紀大概還是會有幾個，但是集天才和精神病於一身則未之聞也。這倒真有點象“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那種天才了。至於他的天才腦袋在多大程度上是“爹媽給的”，人們不得而知。不過，納什有一個兒子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很高的數學天份，得過數學博士學位。從這點來看，他的精神分裂症倒是跟遺傳有很大的關係，並不象電影裡說的那樣，是因為受到憑空捏造的槍戰的刺激。事實上，他的精神失常是緩慢發生的。大概開始於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當時他已經在麻省理工學院當了幾年講師，不過１９５６年夏天到１９５７年夏天，學校給了他一年假期到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作訪問學者。這期間，他結識了聚集在紐約大學柯朗數學研究所的一群專攻微分方程的學者，開始了對非線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象往常一樣，他開始時象一個班門弄斧的門外漢，提一些內行人看來明顯錯誤和可笑的問題和意見。但是很快，那些行家就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經取得了一致公認的重大突破，使那些行家只有驚諤和慚愧的份了。然而這時卻傳來消息，說意大利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已經在幾個月前證明了他的一部分結果。儘管這個領域裡的專家一致讚嘆納什所用方法新奇獨特，而且更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對納什來說，他的艱苦攀登竟然讓別人搶先一步，實在是晴天霹靂般的打擊。四十年之後，他寫自傳的時候，仍然流露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遺恨，他說，可以設想，如果當年他們二人中有一個在攻堅中失敗，那麼剩下那一個成功者很有可能被授於數學界裡的最高獎賞——費爾茲獎章。他不好意思明說，是那個意大利小子，使他同費爾茲獎失之交臂。據有些同事認為，這是導致他精神崩潰的原因。

　　納什自己的說法則有所不同。據他後來追憶，１９５７年夏天，在他一年假期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開始把注意轉移到了數學的邊界以外、量子力學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來，這就是對於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解釋。他的雄心是要對量子力學的基礎作出修正。他覺得海森堡的原理只是限於可觀測量的描述，而他要去尋找它們背後的不可觀測的現實。這是從量子論誕生以來爭論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大問題，爭論的雙方有波爾、愛因斯坦這樣的量子論奠基人。顯然，納什追求的“不可觀測的現實”同愛因斯坦的“隱參數”屬於同一思路，對波爾、海森堡等人認為可觀測世界以外別無現實的“哥本哈根解釋”持批評態度。為此他同當時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的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以致他事後寫了一封信向奧本海默就自己的態度表示道歉。多年後，納什說，當年他試圖解決量子論的內在矛盾“可能是不自量力，使自己精神失去平衡。”

　　不管什麼原因，他的精神病真正發作，是一年多之後。其症狀，也不是象電影裡描寫的那樣，老是覺得那個國防部的官員影隨着他，要他回去作破譯密碼的危險工作。他的精神分裂不是那種恐懼型的，而是妄想型的。１９５８年秋，他剛三十歲，在同兩個外國留學生散步時他突然獨自滔滔不絕講了一通難以理解的話，內容似乎是擔心世界和平受到威脅，需要成立世界政府保衛和平等等。新年後不久的一天，他拿着紐約時報指着頭版左上角的文章對人說，裡邊暗藏玄機，是只有他懂的外星人政府同他聯絡的密碼，他要把這個秘密告訴世人云云。又有一次，他把一張過期駕駛執照上自己的姓名換上一個學生的綽號，告訴學生說這是“星系際駕照”，他自己是某個委員會的委員，任命該學生為亞洲地區負責人。納什平時聰明機智，喜歡開些古怪的玩笑，開始的時候，別人聽得目瞪口呆，以為他在開玩笑，並不當真對待。直到後來，芝加哥大學數學系在陳省身先生推動下給納什送去聘書，給了他一個很有地位的教職。納什寫了一封謝絕的回信，信里說他不克赴任，因為已經另有高就——他要去當“南極洲皇帝”！其時麻省理工為了留住人才也正在考慮給他提升職稱，知道了這封信，才意識到納什有病，而且病得不輕。１９５９年四月，納什被送進了醫院。

　　納什精神病的症狀之一就是他妄想天降大任於自己，領導着世界和平運動，自稱是“和平王子”。為此他寫了無數信件給世界各國政要和聯合國官員，同他們商討成立世界政府，保衛世界和平，實現世界大同的大事。還在他第一次進醫院之前，系裡的秘書就發現他向許多國家駐美國大使發信，後來甚至親自駕車前往華盛頓到各國使館投遞信件。他這種行為持續很久，隨病情的起伏而時斷時續。有意思的是他還給我們的偉大領袖寫過一封信，是請普林斯頓的數學系轉交的。當時中美間沒有任何來往，自然無法替他“裡通外國”。這事發生在１９６２年，正是神州大地學毛著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假如當年有“遠飛的大雁，捎封信兒到北京”，一定會被我等革命青年歡呼為“世界人民日夜想念毛主席”的最新例證，就好象今天的愛國青年歡呼雷鋒精神在西點軍校發揚光大一樣。納什還有一封能引起我們中國讀者興趣的信件，那是他寫給一位從前的同事的，但是回信地址卻是很奇怪的“Ｈｅｉｌｗｉｇｋｌ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不知什麼原因，他用了滿州國哈爾濱市而不是中國哈爾濱市，那個大學的名稱，大概因為是潦草的手寫體緣故，想必是黑龍江大學的誤拼。信的內容不知所云，隱約是講中蘇邊境上發生的核戰爭。信的落款是“Ｃｈｉａｎｇ　Ｈｓｉｎ（Ｎｅｗ　Ｒｉｖｅｒ）”，因為他特別在這個姓名後註明了意思，所以顯然應當譯作江新。這封信是在１９６７年寫的，當時美國的報紙上對於中國如火如荼展開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有許多報導，據有人回憶，他當時正關注“毛澤東的政治”，江新這個名字想來是從文革旗手江青（Ｃｈ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這個名字得來的靈感。真虧他這麼瘋瘋顛顛的，胸中還裝着五洲風雷、四海雲水，心裡還惦着中國人民。

　　納什不僅到處寫信鼓吹他的世界大同主張，而且有實際的行動。他第一次進精神病醫院觀察治療了五十天就出院了。出院後，一半出於對麻省理工學院校方把他送進精神病院的怨恨，一半出於對“世界公民”的嚮往，他不顧系裡對他的挽留，辭去了學校的教職前往歐洲。到歐洲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盧森堡的美國使館宣布放棄美國國籍。後來又跑到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和瑞士政府部門去申請難民身份，他自稱是北大西洋公約、華沙條約、中東條約、東南亞條約所有這些條約成員國家的難民，理由是要逃避兵役和作有關國防的數學研究。自然，人們發現他是個瘋子，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成功。於是他拋棄了自己的美國護照，一度還一個人跑到過屬於東德的萊比錫。東德當局怎麼會讓一個沒有護照的人入境，是不是以為這個來自美國的科學家有某種利用價值？至今還是一個謎。

　　對於納什這種“自絕於祖國”和“叛國投敵”的行為，美國政府倒並不計較，它的駐歐洲使領館多次幫他解決在歐洲的身份問題，最後派人到東德把他領回來，遣送回國。本來嘛，一個人在精神錯亂的情況下，是不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話是這麼說，但納什之所以會有這些“左傾”的思想——儘管是在精神失常時的臆想——也折射出他所處時代在西方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思潮。那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戰爭對文明的破壞、對生命的摧殘，許多知識分子還記憶猶新，成立一個世界政府來維護持久的世界和平在他們中有着廣泛的市場。愛因斯坦、薩特等知識界的領袖人物都支持過成立世界政府的運動。顯然，這種世界大同、世界公民的意識同納什精神失常後的若干言行是有聯繫的。另外，由於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產主義的思潮在當時知識界也有相當的影響。在納什接觸的人中，奧本海默因為同共產黨的扯不清的關係，在麥卡錫主義橫行時期被剝奪了接觸機密材料的權利，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納什任教的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簡直象是共產黨的“窩子”，主任、副主任和一位正教授都是前美共黨員，而且還是學校所在地方支部的骨幹成員。在數學系就讀的學生中還有美共領導人白勞德（Ｅａｒｌ　Ｂｒｏｗｄｅｒ）的三個兒子。（在筆者當年學習過的國際共運史材料中，“白勞德修正主義”可是比鐵托還要老牌的現代修正主義。）這些人都是後來一直關心和幫助納什的終生朋友，他們在麥卡錫時期都受到過ＦＢＩ的調查。麻省理工學院校方專門請了律師為他們辯護，才使他們得以度過難關。納什雖然不是一個政治上活躍的人，但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裡，目睹自己周圍師友的遭遇，那種對於國家機器的憤怒、恐懼的心情同他精神失常後總想遠離自己國家恐怕不無關係。

　　１９６０年春，納什從歐洲回到美國，“世界公民”沒有當成，工作也丟了。他的病情時好時壞。１９６３年妻子同他離了婚。只要病情有所好轉，他的學術界朋友們，從奧本海默以下都設法幫他安排工作，好讓他有收入可以治病，但結果常常令人失望。後來，他乾脆回到了西弗吉尼亞的老家同寡居的母親住在一起。１９６９年底，他母親也去世了，納什在這世界上只有妹妹一個親人了。但是他妹妹也有自己的一家人要照顧，只好把老哥再送進精神病院。１９７０年初，納什從精神病院出來，面對的是一個舉目無親的人間，茫茫世界，似乎已經沒有他的立身之地。這時，他做出了一個對他後半生至為重要的決定：重返普林斯頓。假如他留在故鄉，也許會淪為流落街頭的瘋漢，最後的歸宿會怎麼樣，真是不堪設想。而在普林斯頓，得到了他前妻的接納，使他免除了食宿之虞。更重要的是，那裡有他熟悉的環境和關心他的師友。那裡有世界一流的學府，有眾多的學者，眾多的數學家，總之，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識分子成堆，據說是不利於思想改造的，但卻絕對有利於納什病情的好轉。他在這裡受到人們的容納和尊重，如果有哪個不懂事的年輕人輕侮他，便會有人站出來教訓他：“你小子一輩子也未必能做出他那些成就！”在這裡，他學會了使用計算機，他不是學校的在編人員，計算機的管理員就把自己的賬戶讓給他用。據納什自己說，使用計算機使他減少妄想，對於他的病情好轉有很大的促進。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在這裡能繼續參加一些學術活動，聽學術講座，同以前的同事和學生交流，使學術界的同行知道他還活着，而且日益康復。這為他後來被諾貝爾獎委員會考慮創造了前提。最後，當諾貝爾獎快要宣布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給了他一個“訪問合作研究員”的職稱，使他不至於以社會閒雜人員的身份去斯德哥爾摩領獎。

　　納什得了諾貝爾獎，前妻也同他復了婚。但是他的故事結局並不象童話故事的結局那樣，“從此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獎金是三個人分的，並不算多，在剛得知獲獎的時候，他曾表示他多麼希望獎金是給他一人的。現在，他們仍然住在原來的房子裡，那裡靠近火車站，便於妻子上班，並沒有搬到高尚住宅區。他們有一個患着精神病的兒子要照顧，要為他的醫療和將來操心。

　　電影“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ｎｄ”這個名字是從納什傳記的書名搬過來的。傳記作者說，這是納什的一個同事建議的。前面說過，主要是稱讚他的聰明才智。因而譯成“精妙的思維”比較好。現在人們通常譯作“美麗的心靈”，則不符合原意。而且引起誤解，因為心靈美這個說法在中文裡是指道德境界的高尚。不管是傳記作者還是電影編導，顯然並沒有讚揚納什道德情操的意思。要說納什的道德，恐怕不無可議之處。其中最不可原諒的是，他在年輕時曾結識一位少女，兩人同居過一段時間，而且生了一個兒子，但納什卻不願意同這位女士結婚，而且不願意承擔兒子的撫養費，儘管他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有收入很好的教職，致使可憐的孩子跟着單身母親在困苦中長大，未能得到家庭的溫暖和良好的教育。納什的父母知道這事以後，曾嚴令兒子同那個女子結婚，納什始終沒有從命。據他母親說，他父親不久後病逝，為兒子的荒唐生氣是一個原因。當然，人非聖賢，我們不能要求人家既是數學天才，又是道德楷模。可貴的是，納什本人對於傳記作者寫他年輕時的荒唐和臭事，採取“瑞士式中立政策”，這種對自己生前身後名的豁達坦然態度，倒是值得有資格被人寫傳的精英人物引為榜樣的。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