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三大系統的特性

那麼，這三大新產生的社會工具系統，同樣做為“工具”，它們和原始社會中或我們現代社會中所具有的各類其它物質性的工具系統相比，究竟有何特性呢？它們為何會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呢？

我們知道，我們生活中的各類其它物質性工具系統，無論是原始社會中的狩獵或種植用的各類工具，還是居住、防寒方面的各類工具，或是現代文明社會中的各種各樣的物質類工具，例如交通運輸工具、動力機械、通訊工具等，所有這些工具本身，都是外在於工具使用者自身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由“物”組成的，都屬於“自然工具”系列。而行政、市場、理念這三大工具系統則完全不同，這些工具本身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組成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工具”。也就是說，使用社會工具的是人，構成社會工具自身的也是人，從整個社會來看，人不再外在於他所創造出的工具（像自然工具那樣），而是和他所創造出的工具合為一體（我們因此才稱之為“社會工具”）。換句話說，文明社會中的“三大社會工具系統”自身是活的，是可思維可變化可發展的；而社會中的其它各種自然工具是死的，工具本身不具備發展自己的能力。

進一步來分析，實際上，原始社會中也存在一種“軟的”社會工具，即風俗習慣，那麼，這個社會工具和文明社會中的行政、市場、理念這三個社會工具有什麼不同呢？簡單來說，作為構成風俗習慣這個社會工具的人和作為風俗習慣這個社會工具的作用對象的人是完全同一的（即：風俗習慣由全體社會成員的輿論所構成，其作用對象也是全體社會成員）；而作為構成行政、市場、理念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本身的人和作為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作用對象的人是不同一的（例如，少數各級指揮者構成行政管理系統工具本身，而除他們之外的廣大的老百姓作為服從者構成了行政管理系統的作用對象）。

這種由活的具有智能的“人”本身組成的非同一的社會工具十分重要，它導致了許多重大的後果。首先，社會工具由“人”來組成，既造成了文明社會飛速進步的巨大可能性，也造成了文明社會進步的艱巨性。例如，在發現了“社會工具”的缺陷並想加以改進時，工具改革者不僅要考慮比較改革後的利弊，同時還要考慮“社會工具”本身是否願意（與之相對照，若要改進一個自然工具，改革者完全不用考慮自然工具“本身是否願意改進的問題）。

其次，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所作用的對象也不是簡簡單單的物，而同樣是活生生的、有意識有思想的人。當社會工具要完善發展自身的時候，或者要組織一種更合理的社會分工時，還要考慮自身所作用的對象是否理解、是否願意。這樣，“活的”工具內部，以及“活的”工具本身與“活的”被作用對象之間就必然產生複雜的衝突、互動，或者說產生複雜的博弈。同樣，若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同時存在這三種活工具，那麼，三個“活的”社會工具系統彼此之間也會產生複雜的互動和博弈。這些複雜的博弈有可能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甚至導致某個文明社會自身的滅亡。但同時也可能雙贏，由此造成了人類文明社會的強烈的可適應性（不像生物界，由於長期適應一種環境，一旦環境突然改變，則以往的適應性反成其滅亡的原因）。

再次，由於人具有智慧，相對應地，活的社會工具系統就具有極大的“可主動進化性”，它不靠自然選擇來進化（像動物社會那樣），也不靠“獲得性遺傳”來進化（像原始社會那樣），而是靠自身的主動選擇、試錯來進化，從而使人類文明社會具有了比動物社會更易適應新的自然環境、比原始社會更易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特徵（這裡，即使是人口的簡單增長，也會導致社會環境的改變）。當然，這裡我們所說的“主動”，並不意味着“任意”、“為所欲為”，而是有一定限制範圍的。

最後，我們在本書中將會看到，一方面由於人類所發明的行政、市場、理念這三大社會工具系統本身，都有着各自獨特的必然的發展趨向、規律，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又有着由於三大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獨特的必然的發展趨向和發展機制，因此，人類文明社會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的但相對複雜的發展趨向和發展特徵了。例如，它表面上似乎仍然依靠以往的有形的經驗來發展自身，但在本質上，它已是在三大社會工具所具有的內在法則的“無形”指導下來獲得自身的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