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洪來：戎先生問我，中國為什麼接二連三地推翻當政者，卻始終未能實現民主自由呢？ 本人簡答如下：一個是許成鋼先生講的：中國沒有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什麼都要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領導、統一決策，整個社會在這樣的思想觀念下，怎麼可能有民主？連“官主”都沒有，何談民主？解決的辦法：中共政權垮台後，中國一定要進行文化重建，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實行民族和地方獨立自治。只有讓各民族、各地區能夠獨立自主了、各級官員能夠自主決策、自主管理、各司其職。只有先放權給當官的，才能夠再放權給老百姓。

戎小捷：呂洪來一共提了三個辦法來破除大一統的觀念。1、文化重建。2民族和地方自治。3、先放權給官員，再放權給老百姓。

我們先來說民族和地方自治，也就是聯邦制。我們還是先看歷史事實。不知大家想過沒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那麼多次的中央朝廷的垮台，出現過那麼多次的地方分裂，為什麼一次也沒有導致聯邦制的誕生？為什麼每次都導致列國混戰或軍閥混戰？最好的結果也是幾個勢均力敵的地方軍閥武裝割據，造成事實上的分裂。而歐美諸國，為什麼能相對容易地建立起聯邦制的統一國家？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歐美是市場型文明，他們的社會、他們的國家，主要是靠強大的統一的市場系統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而對於這種市場文明來說，弱勢的行政系統（政府）是統一還是自治，是搞中央集權還是搞聯邦，在他們那裡，相對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事，怎麼都行。而若是一個理念型的文明（教俗文明），則決不能搞中央集權制。它們只能要麼分裂，就像當代的阿拉伯諸國一樣；要麼實行聯邦制，就像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或現在的印度那樣。但中國是一個行政型的文明或國家，無法實行聯邦制。一旦實行聯邦制，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的分裂、並進一步導致列國混戰（典型的如周朝歷史），最次也會導致地方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統一的市場經濟根本就建不起來。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又確實弊病太大，它導致僵化、腐敗、內耗，導致假話、空話、套話橫行；即使是中央基本正確的決策，在不可避免的層層放大或層層縮小的機制下，也會搞得南轅北轍。因此，我才主張中國應該搞半周半秦的體制。這樣既可以保持統一、防止分裂，又可以防止僵化、腐敗、內耗。

    再說關於向下放權的問題。不知道呂洪來先生指的是哪方面的向下放權？是全放還是半放？若指的是人事任免的向下“半”放權，則我舉雙手雙腳贊成。若僅僅指的是事權和財權方面的向下放權，則無論是全放還是半放，意義都不大。實際上，自1949年建國後，中央曾有過三次大的向下放權：一次在58年大躍進時期，一次在文革時期，另一次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但這三次放權，都是向下放事權和財權，結果或者造成混亂，或者造成地方富有、中央無錢。我研究的結論是，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央只在事權和財權上放權，而沒有在最關鍵的人事任免上放權，結果自然就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有鑑於此，我才反覆提出要在關鍵的人事任免制度上進行改革，推行雙向任免的新體制，在此基礎上，財權和事權向下放，才會有效。

    最後重點討論一下呂洪來所強調的文化重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歷代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以及現在的許多網友，例如陳家梁子，也都認識到要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使是寫了600多頁《制度基因》的許成鋼，他最後的落腳點，也是要進行新一輪的啟蒙運動，要通過改變中國人的觀念來改變中國的制度基因，並進而實現民主轉型。下面我們就來詳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歷史事實。自清朝被推翻後，中國一共進行了三次大的文化重建工作：一次完全是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即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由基本掌權的國民黨發起的，即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另一次是由完全掌權的共產黨發起的，即文化大革命。儘管三次文化重建的指導思想並不相同，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內涵也完全不同，但要打倒舊文化則是一致的。結果呢？全部失敗了！為什麼？因為文化說到底，是要和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變，文化自己不可能改變，至少不可能巨變。反過來也一樣，文化不變，制度自己也不會改變，至少不會巨變。這就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或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粗略地來說，就是我們應該先改變中國人的觀念、中國人的文化，再來建立新制度；還是先改變中國的舊制度、中國的舊體制，再來建立新文化的問題。許成鋼和陳家梁子等是主張前者，主張先改變觀念的；而我和呂洪來是主張後者，主張先改變制度的。但我和呂洪來又有根本的不同：呂洪來先生是主張完全推翻舊制度，然後再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文化；而我則主張改革舊制度，或說先建立一種半新半舊的體制，然後在此基礎上先建立起一種半舊半新的文化。我的理由是：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民國初年已經建立起了全新的憲政民主制度，但由於沒有新文化配套，或說新制度和原來舊制度反差太大、新文化和原來舊文化反差太大，最後無論是新的憲政民主制度、還是新的自由民主文化，統統沒建立起來，統統失敗了。

因此，我想，如果建立的是一種半新半舊的制度，半周半秦的體制，總之和舊制度反差不大，是不是更容易成功呢？如果建立的是一種半新半舊的文化，一種和半新半舊的制度相配套的文化，一種反差不大的新文化，是不是也更容易成功呢？我認為，是更容易成功的，起碼阻力會大大減少。

具體來說，舊制度中的一黨制、公有制（國有制）可以不去動它，只把過去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改為低度的或適度的中央集權體制。而舊文化中的大部分，如儒家、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其中大多數基本觀念都可以稍加變通就保留下來。如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觀念、大公無私的觀念、為人民服務的觀念、集體主義的觀念、公有制的觀念，平等的觀念等等，都可以基本保留不動。需要徹底根除的舊文化，只有一個法家的思想與觀念。法家的理論，是為高度集權的秦制服務的，它主要是一種權術。秦制消失後，法家思想、法家權術會自然消失，只保留在歷史的典籍中，供人唏噓。

最後總結一下：其實，無論是原有的儒家、法家、佛家，還是後來的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它們本質上都是在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為行政系統的中央集權體制服務。而中國兩千年來的各種災難，當代建國後，前30年出現的幾次大災難和後45年出現的所有重大問題，其實，也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製造成的，都是這種只對上面負責、只為上面服務的機製造成的。如果我們不首先改變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那麼，這些與舊體制相配套的舊文化就永遠不會消失；新文化就永遠建立不起來，無論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新文化，還是說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憲政文化，都不會建立起來。我之所以反覆強調推行半周半秦的體制、或低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就是因為只有在這種半新的體制下，才能徹底消除那些過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帶來的災難，也才能徹底根除那些只適應秦制的舊文化；也只有在半周半秦的體制下，適應這個半新半舊體制的半新半舊文化（沒有法家的那一套），才能逐漸建立起來。至於全新的西方文化，則由於中國沒有類似的制度基因，現在是決不可能建立起來的（詳見許成鋼的《制度基因》）。退一萬步來說，如果將來半周半秦的體制也不盡人意，確實需要向西方式的全新體制過渡，那時，我們再從半周半秦的體制出發，是不是也能更容易地過渡到全新的西方體制呢？一句話，我們現在先實行半新半舊的、半周半秦的、兩權共享的體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啊；而且也是現在的執政黨有可能接受的呀。

好了，不再羅嗦了。再次感謝呂洪來先生及陳家梁子等網友們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