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目所示，本文是一篇比較古埃及和古中國的文章。

有比較才能有鑑別。而比較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同類事物之間相互比較，側重的是，它們同類，卻為什麼表現出不同的特徵？另一種是不同類事物之間相互比較，側重的是，它們不同類，卻為什麼表現出相同的特徵？

那麼，古埃及和古代中國，是同一類型的文明或國家，還是不同類型的文明或國家？我先給出結論：古埃及和古中國是同一類型的文明或國家。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先從古埃及的法律制度上來考查。首先看財產法。在古埃及，全國的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財產所有權）歸最高的行政首領——法老所有。法老再將土地以賞賜的方式或俸祿的方式分配給寺廟及官吏。顯然，這和古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一樣的。其次，法老在埃及社會中，不僅是最高行政長官，同時還是國家的最高祭司和最高法官，這也和古中國一樣。我們再來看一下刑法。在古埃及刑法中，最大的犯罪是“國事罪”，也就是暴動或叛變；這恰恰也是古中國刑法的重要特徵：“謀反”是第一重罪。

最後，古埃及法律規定，凡屬轉讓重要財產（包括最重要的財產土地），都要在地方或中央官署達成書面契約，並由官方書記員登記備案。而在婚姻、繼承法方面，則實行由官方司法判決宣告離婚的方式，禁止以任何理由不經官方司法判決就宣告遺棄妻子的行為；在繼承方面則無論哪一種繼承方式，繼承人及繼承事實都得通過官署登記備案。以上所有這些，都和古代中國大同小異。

當然，除了從白紙黑字的法律規定出發來進行分析之外，我們還可以從遺存的建築物上來進行分析。例如著名的法老陵墓——金字塔，就昭示着法老在埃及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除了金字塔，古埃及還遺留下許多高大的神廟建築。那麼，這些高大神廟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古埃及的祭司們是與法老平起平坐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些神廟，多數本身就是與金字塔相配套的、用來祭祀法老的陵廟。總之，古埃及所有這些遺存，也都和古中國的富麗堂皇的皇宮、皇陵遺存一樣，屬於同一個性質。

最後，我們還可以從一般中下層人民的觀念意識中，看出王權的力量和影響。例如，在古埃及文學作品的描述中，我們經常讀到大臣們“匍匐在法老面前”、“再度匍匐在地”、“他們再度匍匐在法老面前”的描述。而在遺存下來的大量墓志銘上，我們也能看到墓主們在得到法老讚賞及賞賜時的愉悅、自豪的心情：“法老讚賞我”、“法老無比地讚賞我”、“我的作為使法老無比地讚賞我”、“他對我比任何其他的臣子都滿意”、“我在法老心中很傑出，因為我令法老心滿意足”、“我在他（法老）面前表現優良，……他指派我為侍衛長，賜給我100人作為報償”、“他（法老）又給我一根金的彎棍，一把金制的刀鞘、一把匕首和一件……”等等。在上面的文字中，如果我們把“法老”都替換為“皇上”，把“匍匐”替換為“跪拜”，就可以完全照搬到中國社會中了。我們知道，由於墓碑是要立在墓前供人觀看的，因此上面所用的讚詞（不論是否套語）自然也應符合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價值觀念，由此我們可知當時古埃及行政王權的強大影響力。

並且，這個影響力一旦時間久了，就必然會傳遞到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在一份用來教學生讀寫的學校文獻上，我們可以看到古埃及的老師們對學生們的諄諄教誨：“人一從他母親的腹中出生，就得服從他的上司。”“（在反覆詳細描述了農民和士兵的艱辛生活之後）做一個書記，就可以不用負擔勞役，不參加所有的工作。他不用鋤地，也不用扛籃子。做書記可以使你不用划槳，不用受苦。你不會有很多主子，也沒有一大群上司。”“一個書記可以指揮所有人工作。他不繳稅……”結論自然是“要做一個書記，他指揮一切的工作。”（見《尼羅河畔的文采》、《法老的國度》等）以上的這些文字，如果我們把“書記”替換為“官員”，其他不做任何改動，也可以照搬到古代中國社會中。

好了，既然古埃及和古中國一樣，屬於同一類型的行政文明，那麼，它為什麼在近3000年的漫長歷史中，很少爆發像古中國那樣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呢？       這顯然不會是因為古埃及的歷朝歷代的法老們都是賢明之君，一心為人民服務；也不是因為古埃及一直風調雨順，從不鬧災荒；更不是因為他們從不修建那些勞民傷財的巨大無效工程——恰恰相反，法老們為自己修建了令我們後人瞠目結舌的巨型金字塔陵墓……同樣，中國爆發過那麼多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也顯然不是因為古代中國的皇帝們個個都貪得無厭，都一心想着壓榨百姓。因為，再平庸、再殘暴的皇帝，也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不給人民基本的食物，以至逼迫活不下去的人民起來造反推翻他。

那麼，到底是因為什麼必然的原因，導致古埃及沒有像中國那樣不斷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

我還是先說出結論：因為某種偶然的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導致古埃及的最高領導層對全國農耕的氣候情況和下面基層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非常了解，因此法老們可以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確定不同的賦稅和徵發不同的勞役，而不會過度使用民力。

那麼，是什麼偶然的地理條件，可以使古埃及的下情順利上達呢？這就不能不從那條著名的尼羅河說起了。

尼羅河全長6000多公里，就像一條飄帶，縱貫古埃及全境。古埃及的國土就分布在尼羅河兩岸，其形狀也是一條和尼羅河類似的狹長的飄帶。而尼羅河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每年雨季，都會大水溢岸泛濫。但是尼羅河每年的定期泛濫，卻對古埃及的農業大有幫助：泛濫過後，肥沃的河泥留在了兩岸的沙土地上，保障了當年農業的繁茂豐收。而如果某年缺雨乾旱，則大河漫灌兩岸的面積就會大量減少，當年的農業就會歉收。因此，古埃及某年農業的好壞，完全取決於尼羅河水當年的多寡。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尼羅河水少，則上游、中游、下游會同時乾旱，全國無一例外。如果尼羅河水多，則上游、中游、下游會同時農業豐收，同樣全國無一例外。

那，你也許會問，這和古埃及很少爆發農民起義有什麼關係呢？

太有關係了。正是因為尼羅河的這個完全偶然的特徵，促使古埃及曆屆高高在上的法老們，可以非常容易地了解到全國某一年的農業收成的好壞、以及全國農民當年的生活狀況。注意，了解的是全國的情況，而不是某一地的情況。其具體辦法也非常簡單，就是在皇宮附近的尼羅河中某個合適地段，豎起一塊巨大堅固的石碑，其上標明刻度。每年雨季，都派專人去查看水淹石碑刻度的高低，從而就知道了當年河水的多寡，進而也就準確知道了全國大水漫灌面積的多少，以及全國農業收穫的豐欠。然後，法老們再根據自己所掌握的這個準確信息，來確定當年全國賦稅的高低、以及徵調勞役的多寡。比如就修建金字塔來說，豐收年就正常修建，欠收年就緩慢修建，災荒年就暫時停建，等等。

反觀古代中國，高高在上的皇帝，很難準確了解廣大片狀國土各地的氣候狀況和農業豐欠情況，更無從知曉各地基層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即使某地發生了自然災害，即使當地的官員如實上報了，皇帝也會搞不清：這是真的發生了災害，還是當地的官員無能瀆職、或謊報災情以謀私利？而有升遷競爭關係的同僚也難免會提出一些惡意的質疑。因此，下面的各級官員為了能保住官位，能憑所謂的考核政績升遷，同時能避免皇帝的猜忌，防止同僚的傾軋，自然是對上面能瞞就瞞，能騙就騙；總之，報喜不報憂。如此長期下去，在一片形勢大好、國家繁榮昌盛的虛假情報的反覆薰陶下，再英明的皇帝也會做出誤判，也會好大喜功起來，從而做出並不符合國力的重大決策（至於昏聵的皇帝就更不用說了）。而各級官員們則把上面皇帝傳達下來的、並不符合民力實際情況的巨大行政命令的壓力，向下面層層轉嫁，從而使最底層的百姓們活不下去、不得不揭竿而起。

以上，就是古埃及因信息通暢而較少農民起義，古代中國因信息不通暢而不斷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好了，我的粗略論證到此結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