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明演化的实际例证

前面两节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文明社会的演化发展阶段，这一节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历史中实际发生的几个例证。因为很少有一个不受任何外来文明影响的孤立的文明社会存在。所以，即使以相对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来看，虽然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导致了这个文明相对隔绝，但它往往是还未发展成熟起来，还未完整地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就衰亡毁灭掉了（改朝换代）。于是新建立的王朝一切又从头开始，从第一个发展阶段再次重新起步。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近现代的欧美文明更是如此，更缺乏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当然也就更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文明演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从非常宏观的角度、同时也是非常近似粗略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历史中显示出来的文明社会的演化阶段。

让我们先以近代以来的欧美文明为例。大致来看，从中世纪（在这里我们可以近似地把中世纪看作一个准文明社会）走出来的欧洲文明，首先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系统在整个社会中起着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就是英国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这时，市场系统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在社会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就是上述的第二历史阶段）。再往后，以美国的诞生和崛起为标志，理念系统逐渐在欧美文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间又经过法国大革命（由启蒙思想所引起）和苏联的崛起（一个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诞生的国家），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上述的第三历史阶段）。当然，在西方文明的理念系统中，指导市场系统的理论体系要远远多于、也重要于指导行政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如何，指导理念系统本身的理论体系，已经开始重于指导市场系统的理论体系了。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这些理念系统的规则，其影响要强于市场系统的私有权的规则。美国的宪法中，已可看出这样的苗头。而且当代欧美国家在和其它国家相互驳难时，攻击的往往也主要是对方国家中的言论思想不自由，而公有制倒在其次。

    我们再以当代（1949年之后）中华文明为例来看一下。从1949年到1978年，无疑是行政系统占据着绝对的压倒优势。从1978年到21世纪初，市场系统也开始在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资外商本质上也是市场系统的一部分），当然其重要性还赶不上行政系统。而从21世纪初开始，理念系统的重要性也开始逐渐（尽管幅度很小）上升了。其初步的表现就是，每当行政系统要做出重大决策时，总要咨询倾听一下民主党派及党外专业人士的意见。甚至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们已经开始定期地请一些理论界的专家们到中南海上课。所有这些都标示着一种趋势，即：理念系统的地位开始上升了。当然，目前，无论是市场系统还是理念系统，它们的重要性还远远低于行政系统，但我们已经可以隐约观察出当代中华文明如下发展阶段的征兆了，即：从行政811式文明发展到行政622式文明，最终将发展到行政433式文明。

除了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大致观察出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证据来考察文明社会的演化阶段。例如，世界各文明社会中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着王子和公主的传说，我们就可以间接地推知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都是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某个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史或者伦理道德的发展史中看出一些演化阶段的端倪来。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理念的规则越来越多，在人类伦理道德中占的权重越来越大。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表现最明显。中国由于长期行政系统占绝对优势，伦理道德基本没有变化。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市场系统的伦理越来越多，行政系统的伦理越来越弱，理念系统的伦理也在逐渐萌芽发展。下面，我们再主要从外部，从不同文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的演化发展角度，来考察一下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阶段。

先看一下不同文明社会间相互关系的演化发展。首先，归根结底，人类毕竟起源于动物界，在人类的身上，也就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保留着动物的本性。或更准确的说，保留着动物界的规则习惯。动物界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我们讲过是弱肉强食。因此，当两个原始部落相遇、或两个文明社会相遇、或一个原始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相遇，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那么，强大的一方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动物的本性、也就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同时也是成本最小的方式）行事，强迫弱小的一方就范。例如，假设强者自身所信奉的是行政规则，弱者主要信奉的是市场规则，那么，双方相遇后，相互之间的交往规则就必然要以弱肉强食的规则或强者的风俗习惯规则或行政规则为准（视双方实力相差的程度而定，例如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交往）。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强者信奉的主要是市场规则，而弱者主要信奉的是行政规则，则两方的交往规则就必然要以弱肉强食的规则或强者的风俗习惯规则或市场规则为主（例如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的交往）。

对于这一点，强者的一方往往也是直言不讳的。早期的例子如，强大的雅典出兵弱小的弥罗斯，雅典的使者对弥罗斯人直言：“大家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1978，414页）晚一点的例子如，19世纪末，强大的日本欺负衰弱的满清，日本的伊滕首相（时已退休）就直言不讳地对与他讨论的满清官员说（大意）：按照日本的观念，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有权力和别人平等地商谈一切。

当然，早期人类文明社会相互之间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还是和动物界有区别的，强者往往并非是一定要从肉体上把弱小的一方完全消灭掉，而是只要你接受我的行为准则，服从我的命令或服从（被强加的）约定就可以了。而且，和生物界中的“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规律不同，人类与动物的最大一个区别就是，他可以向其它的人类社会学习。（动物之间无法相互学习，如一只羊不能像狼学习长出利爪，也不能向大象学习长成庞大的身躯。）弱小的原始社会可以向其它强大的原始社会学习制造自然工具，而弱小的文明社会也可以向其它强大的文明社会学习制造社会工具，从而或慢或快地追赶上来。

总之，人类社会早期的那种一方过强，一方过弱的现象早晚会逐渐消失，而被若干个同样强大的文明社会并列的现象所代替。而且，随着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相互竞争发展，人类终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相互都掌握了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大家谁也活不了的核武器。此时，不同的文明社会之间的交往原则显然就不能以弱肉强食为准则了。无论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弱肉强食，还是要求对方完全按自己所信奉的规则办事的弱肉强食，都行不通了。当然也不能以彼此过去所习惯（风俗）的交往规则行事，因为彼此的风俗不同。此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规则会来自何方呢？当然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战争为手段反复试错试出来，而只能从每个文明社会都具有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规则体系中（这是不同文明社会都具有的唯一共同点）逐渐组合搭配生发出来。

例如，在第十一章我们中曾讨论过，在国际关系中（各文明相处的关系中）大家所遵从的各项基本公律，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其和原始社会的基本公律及和文明社会中三大工具系统的基本规则之间的渊源、派生关系。当然，这些基本关系准则也不是一下就实行的，它也有着一个逐渐演化的发展趋势。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是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规则为主，随后是以原始社会的基本公律为主，而以三大系统的规则为辅，最终发展到以三大系统基本规则为主，而以原始规则、动物规则为辅了。而在逐渐展开的以三大系统规则为主的历史时期又大致呈现出一种先略微以行政规则为主，后又略微以市场规则为主，最终又略微以理念规则为主的三大系统规则的综合运用的发展演化脉络。总之一句话，我们在国际关系（这里我们以比较典型的欧美文明为例）的演变过程中，也能隐约看出文明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影子。（见下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规则系列在国际关系中的综合调配运用，是以相互交往的各个文明社会中每个文明社会各自的三大社会系统都大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为前提的。只有各个文明社会内部的三大系统基本上是均衡的，每个文明社会在同其它文明社会打交道时，才能实施并接受一种以三大规则系列调配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准则。换句话说，如果在各个文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都是失衡的，那么在它们相互交往的国际关系中，也就不能以三大工具规则的均衡调配来做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正像在一个文明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均衡，是每个社会工具内部两大定律、两大法则之间保持均衡的有利条件一样，不同文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之间的均衡，也是文明社会群体国际关系准则中三大规则系列保持调配均衡的有利条件。当然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正像前面论述第三文明均衡原理时所曾指出的，在国际关系准则中，三大规则系列的均衡调配，也是进一步促使各个文明社会中三大工具系统保持均衡的重要因素。比如，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行政811式的文明形态就和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有关；反过来，中国811式的行政形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气氛。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与之相对应，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从811式文明形态向622式转化，就和国际局势的缓和有关。反过来，中国的转化又进一步加速了国际上的缓和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