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一）关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工具

问：我有一个问题，您说社会工具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那么，比如说医院，比如说学校，这些也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它们可以不可以也说是一种社会工具呢（比如是治病的“工具”）？

答：问得很好。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社会工具”和社会的“功能机构”的区别。你所说的“医院”、“学校”，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比如说“法院”、“企业”、“邮局”、“电影院”、“电视台”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功能）而组建的“功能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是单一的，例如，医院是治病的，它并没有丝毫的审判或教育的功能。而所谓的“社会工具”，是指组建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能机构”的方式或手段。比如医院，你是以行政安排的方式来组建一个国营医院，还是以市场经营的方式来组建一个私立医院，亦或由志同道合者自发地组建一个非营利的红十字医院或教会医院？再比如法院，既可以有由行政系统组建的皇家（政府）法院，也可以有由市场系统组建负责的市场商业法庭，同时也可存在由教会（理念系统）组建负责的宗教裁判所，就像欧洲中世纪出现的三种法院同时并存那样。即使像军队这种极端特殊、极端重要的功能机构，也都可以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工具系统来建立。如由政府组建的边防军（义务兵制），由一伙甚或由单个富豪组建的商会武装（雇佣兵制），还有由某个教派领袖组建的私人武装（志愿兵制）。

总之，从理论上来说，每一种社会工具系统都可以负责组建出全社会所需要的所有种类的功能机构。当然，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系统所组建出的任何一种功能机构，都具有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工具系统所组建出的任何一个功能机构，都不会十全十美，而是各有利弊。只不过，有的功能机构由这个工具系统来组建，优点更多一些；有的功能机构由那个工具系统来组建，优点更多一些。

另外，这里既然说到了“功能机构”，我们就顺便再说一下“功能领域”。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中的众多的大大小小功能机构大致分一下类，那么，这些不同的“类”就构成了不同的“功能领域”。例如，一般来说，我们把所有具有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功能的机构归为一类，统称为“政治领域”，把具有各种物质生产功能、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供给的机构归为一类，统称为“经济领域”，把满足人类各种心理需求、主要提供各种精神产品的机构统称为“意识形态领域”。

    问：关于“社会工具”的概念显然是本章的重点之一，它牵涉到了对文明社会的定义。但原始社会就真的没有社会工具吗？比如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比如定期定地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祭祀祖先、祭祀神灵或消灾减难的程序，它们所由组成的载体，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作用的对象或者也是人（家庭）、或者是人们参与其中的仪式化了的东西（祭祀程序），这不也属于与自然工具有巨大的、明显的区别的社会工具吗？

    答：不错，家庭和祭祀程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工具，但，首先，家庭和祭祀这两种社会工具在多数情况下都属于“消极”的社会工具。家庭制度（一夫一妻）的作用是消除因性欲上的争风吃醋而导致的内部冲突，祭祀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贡献礼品而得到祖先和神灵的庇护从而免除各种各样的灾难。而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则都属于“积极”的社会工具，使用它们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其次，家庭或祭祀只是某种“专用”的社会工具，它们所能组建的功能机构极其有限，只有少数的几种。例如家庭，它只能组建满足情欲的机构，繁殖后代的机构，早期教育子女的机构，以及简单的护理养老机构，等等。而作为三大社会系统的行政、市场、理念，则是“通用”工具，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组建成社会上所需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机构。

    问：家庭难道不能组织社会分工吗？在很长的时期内，社会底层的分工都是由家庭来进行的：男的耕地，女的纺织，这不也是积极地进行分工协作的工具吗？

答：我们虽说家庭制度（一夫一妻）是社会工具，但做为生产上的家庭，则是社会分工的“单位”，而不是社会分工的工具。这就像在一个军队中，班、排、连等是分工的单位，而不是分工的工具。例如，连长命令一班往东，二班往西，三班往南，在这里，“班”只是“单位”，不是“工具”。什么是工具呢？“连长下的命令战士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制度才是“工具”。军队正是靠着“无条件服从命令”这个制度工具来运行、来进行分工协作的。那么，在家庭中进行男耕女织这种分工协作的具体工具是什么呢？一般有三种工具：一种工具是“传统”，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男耕女织，所以我们这些儿女们长大结婚后也就照猫画虎地男耕女织；另一种工具是“协商”，夫妻俩商量着办，当然是比较一下男耕女织好还是女耕男织好，然后商定一个方案出来（这种工具适合小家庭，尤其是当代的小家庭）；第三种工具是“由一个人做主”，或者是丈夫说了算，或者是妻子说了算（这种工具较适合古代，尤其适合大的家庭，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上述这三种工具，第一种工具近似于“风俗系统”（详见第六章），第二种工具近似于“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而第三种工具已是一个微型的行政系统了。

（二）关于研究文明社会的切入角度

问：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而您研究文明社会似乎是从“社会分工协作”，或者说是“可迅速变化的分工协作”开始切入，这之间的区别重要吗？

答：它们的区别十分重要。第一，若我们也从分析“商品”开始，则有许多当代文明社会因没有商品（例如朝鲜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被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之外。而这些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被看成原始社会的。而从社会分工开始我们的研究，则可以把一切社会都包括进来，无论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之所以又强调可迅速变化的社会分工，是为了把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社会分工变化缓慢）及动物社会（社会分工基本无变化）区别开来。第二，社会分工的迅速变化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生物中有着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来达到适者生存。实际上，达尔文还提出了另一重要思想，就是自然选择还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了生物种类的分化趋异，而分化趋异会减弱甚至消除生物界中大部分的竞争，因为新产生的不同的物种有可能靠另一种新的、其它物种没有利用过的自然资源来生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相类似的。新出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必然要和原来的人们争夺饭碗（工作岗位）。而有了可变化的分工机制，分工的种类就有可能增加，职业变得越来越多（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就使新增加的人口有可能去从事新的职业，进而有可能减弱或消除人类社会中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把“可迅速变化的社会分工”作为研究文明社会的切入角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知道，给一件事物下定义可以有各种角度。此前，我们曾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文明社会下了两个定义。一个是从外部动态发展的角度（变化频度）来下定义，另一个是从内部静态结构的角度（产生三大系统）来下定义。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给文明社会下不同的定义。例如，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强烈的冲突来下定义：动物社会是没有任何内部冲突的社会，原始社会是没有巨大内部冲突的社会，而文明社会是存在巨大内部冲突的社会（原因详见第三、四、五章）。但无论我们给文明社会下多少不同的定义，实际上最根本因素还是在于文明社会中产生出了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系统，飞速发展也好，内部冲突也好，都是由此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上面第五节中我们给文明社会下的定义，相对来说，是选择角度最好的一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