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中旬，中国媒体发表了署名习近平的文章，“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表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一套。他又认为，中国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从习近平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推行商鞅式苛刑酷法奴役人民，同时，又把商鞅式法律同现代世界法律的基础罗马帝国的法律混为一谈。引用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的说法歌颂罗马帝国法律征服世界，并且是最为持久的征服。事实上，"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都是罗马帝国法律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如此一来，习近平皇统的中国自绝于世界文明，回归血腥秦国封建统治。另外，共产党领导中国70年根本没有长期稳定，政治运动不断，屠杀害死饿死人民有数千万人。世界上过去一百多年，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国家。

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罗马宪政的：很多现代的政制概念，都源起于罗马。例子有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三权分立、否决权、法定人数（Quorum）、冗长辩论、弹劾、财权（Powers of the purse）、定期选举。即使是较少提及的现代政制概念，也是源起于罗马，如集团投票（Bloc voting）。

现代的三权分立原则因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而被熟知。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学说和制度。三大政府机构共同存在、互相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一种政治制度。所以，习近平不明就里一方面歌颂罗马帝国法律征服世界，一方面却拒绝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法律，结合他对商鞅法律的推崇，仿佛他是现代秦孝公，试图征服他国并统一世界。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些优秀思想家提出一些法治理念，比如荀子。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引用荀子的话: 法者, 治之端也.， 语出《荀子·君道篇第十二》。

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通常仅仅提出一些理论框架，却没有设计出执行之道。通常只期盼明君圣人治世，却不制定对付暴君乱君的法制。比如，荀子在“君道篇第十二”说：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由此可见，荀子也考虑到法的独立性问题。但是仅仅停留在有无君子这个层次上。不过这样已经足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习近平是中国领导人，但却不是君子。因此，可以说他是乱主乱君，在他的治下，就会“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法，就成了一种统治压迫人民保证自己的残酷权力的刑具。如此治国，先有商鞅之法，若干年之后便有胡亥之乱。

习近平声称“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共产党滥用伟大一词太多，估计人们会自动相信，共产党的伟大工程，就是弱化人民的同义词。

习近平还说“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这又变得不自量力。前面说过，习近平皇统的中国自绝于世界文明，实际同世界通用法律格格不入，因此处于弱势状态，不但不能处于法治制高点，而且是在法治的深海沟里。美中贸易战，中国放弃了在WTO中解决争议的道路，屈膝投降。并且中国政府面临着按照美国政府要求制定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困境，而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不能有同样的要求和制约。等于中国政府被别人套上枷锁。

习近平这篇文章，是“在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可见中国政府毫无法治观念，暗箱操作。“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是共产党中央的下属机构，可见党治泛滥，贻害国家和人民。建国70年还如此强调法治，一方面说明共产党经常目无法治，另一方面说明共产党官僚阳奉阴违，不把高级官僚的假大空“法治”当做一回事。

2/16/2019

共产党的红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