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思想，文字，教育和历史的文章。

日本援助武汉物资上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还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样引起国人震动。

由此，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写了一篇文章，曰：“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 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国内中国人回答不了。我虽然也是中国人，但是大学毕业第二年就出国了。并且，记得谁说过，你对现实不满，拿起笔来写字就是革命，大致是这个意思。我已革命两年了。这两年，读网上历史，读人物传记，读历史书，观看介绍历史片子，竟然学了不少东西。在中国有必要这样学吗？不挣钱，写出基于历史的感想文字，作者几乎肯定被共产党关到监狱里。

中国是一个贫民社会，共产党对精英有恐惧症。在这样一个贫民社会里，高尚和优秀成为打击对象。共产党仅仅需要听话的奴才。或者说，社会需要决定了人才结构和人才水平。

并且，中国教育过分专业化和考试化，导致人的知识狭隘，语言贫乏，见解浅显。比如，身为历史学博士后的副教授韩晗在他的文章里也谈到古罗马，谈到“古希腊与罗马人的修辞，恰用在政治学上。比如说西塞罗，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古罗马贵族16岁就要去念修辞学校，犹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学的就是如何雄辩，如何说话，如何成为一个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人。但修辞与政治相联系，却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里”。这段话其实没有说到重点，重点不是修辞学的问题，而是选举需要。西塞罗和凯撒这些人要学好修辞学，实际是要学会演讲和雄辩，竞选罗马的行政长官，他们也确实选举成功了。他们不但要会演讲，而且要身体好，在露天论坛上对人演说，声音不能小，没有麦克风吗。当然，古罗马的第一个千年史，是从小部落到军国帝国主义的历史，战斗英雄受到崇拜，因此文体要全面发展。凯撒便是这样的人物，他写的“高卢战记”因其文字优美而千古留名。

修辞学在古希腊的发展，不但是民主的需要，而且是学术辩论的需要。试想，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成立的学院，不但要培养青年学会政治辩论，而且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师徒本身就是一场辩论。

在中国需要辩论吗？江泽民和胡锦涛暗箱操作，就把一个哑巴习近平拉上一尊宝座。

韩晗也提到“古罗马语言大师维吉尔”，讲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多么优美，中国人很少有谁知道维吉尔。维吉尔(VIRGIL)，以前我也不知道，肯定见过名字，但误以为是英国人。最近读了剑桥大学Mary Beard 所作的“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元老院与人民罗马，古罗马历史)”才知道VIRGIL。读完这本五百多页的历史书，心想没有记住什么，读了有什么用？如果像中国那样考试的话，会考得很糟糕，因为你要清晰地记住一个又一个事件人物时间等，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想写文章，那么你只要知道若干个点就可以了。我记住了VIRGIL是个诗人，写了一个神话故事，是说罗马人的祖先是特罗伊人(今天的土耳其)，特罗伊战争失败以后，这个男主人公(Aeneas)先流落到迦太基，和迦太基女王Dido好上了，但是男主人公还是离开了(寻求诗和远方？)，是为罗马人的祖先。而Dido自杀了。VIRGIL也写了歌颂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特的文字。(现在说VIRGIL好虚伪啊，野蛮的罗马人打败了希腊人，在迦太基搞种族灭绝，他竟然设想其祖先是希腊人，还跟迦太基女王搞艳遇)。

Dido之死

从Beard这本历史书，我记住有关VIRGIL就这些了。可是你自己写文章，确实不必事事皆知其详，对一些事情有零星的了解，写的时候有必要便深入学一下即可。

但是，像韩晗这样学历史的，也未必很好解释了VIRGIL，因为中国教育不可能把罗马历史教得这么细致。我个人有兴趣读读书却很容易做到，这种兴趣源自于渴望了解古罗马的民主和共和制。

中国封建意识深厚，敌视西方，因此对西方历史和文明不感兴趣。中国人只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一点了解。可是完全没有听说过中世纪发生在德国法国的查理大帝时代的Carolingian Renaissance(卡罗林根复兴)。这个应该是整个欧洲走向文艺复兴的开始。

卡罗林根复兴时代的手抄本

现代世界因抄袭和创新而争执。卡罗林根复兴就是一场大抄袭。教会牧师们抄写古代拉丁文的各种作品，当然也包括圣经，否则，西塞罗凯撒的作品是否会保留到今天还难说。可是因此过了七百年法国有了蒙田，又两百年德国有了黑格尔。历史是这样的, 你认为是不好的将来有可能是好的，反之亦然。有一个英国哲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忘记名字了。在基督教问题上也是这样，这场大抄袭是要弘扬基督教的，可是后来产生了欧洲的最优秀大学，也产生了人文和科学。而中国专制者不是这样，绝对要求人民服从一个主子的意志。因此会在现实中看到这样的现象，效忠习近平的夏宝龙被任命为港澳办主任。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在浙江主政期间大拆教堂，这样的人任港澳办主任很荒唐，因为港澳的很多青年学生信基督教。

文学艺术这种东西，虽然可以雅俗共赏，但是优美的文学艺术的产生，是社会发达，上层社会需要的结果。莫札特贝多芬的出现，是因为欧洲王室喜欢听音乐演奏。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虽然在本国不受皇家待见，却深受英国普鲁士俄罗斯这些国家的贵族甚至是皇帝喜欢。即便是倍受韩晗赞美的维吉尔，也是罗马始皇帝奥古斯特的坐上宾。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18年，拉丁文学史称之为奥古斯特岁月(Augustan Age)，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和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一样，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巨人。而在此之前，从公元前70年起，是西塞罗时代，西塞罗和凯撒的作品流芳后世。这两个时代合称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

所以，时势造文豪。虽然维吉尔对后来英国文学影响巨大，但是拉丁语毕竟是死去的语言。学拉丁语就是为了读这些前人的拉丁文字，却没有现时的交流价值。因此，虽然韩晗对维吉尔推崇备至，但是，因为其拉丁诗歌美丽，所以要学习，学了之后就可以写出好文字，这种假设应该是不成立的。

中国土皇帝，包括今天的，喜欢层层选拔出来的奴才。曹雪芹吴敬梓们纵然文字优美，小说乃千古绝唱，也只能穷困潦倒。中国是这样一个权势社会，权就是一切。曹雪芹吴敬梓，写出小说，都不愿署上姓名。想想16-19世纪的法国，随便一个大作家出现，人们都是趋之若骛。如果政治不敏感，可以是皇家座上宾。如果政治敏感，那至少也是贵族沙龙的宠儿。孟德斯鸠这样革命性的思想家，可以成为皇家院士，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可以成为美女贵妇CHATELET的情人。吴敬梓看上去只能是穷困潦倒的醉鬼，偶尔到秦淮河畔买买春。嗯，这段似乎写得不严肃，事实是这样，在中国，权和钱至上，其他万般皆下品。

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专制社会是做不到的。在共产党这样的贫民的，专制的社会更做不到。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和任何一个领域中，人才和成就应该符合金字塔原则。成功者是极少数的，但是在此之下的人也愿意努力愿意付出，社会也给予相应的回报。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文学大家，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无数优秀的不很出名的作家记者，等等。中国不是这样一个社会，相反，中国现在是一个流氓社会，比如社会科学院，应该是文史哲领域的顶尖机构吧，看看过去两个多月的丑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民日前被查。他曾在中共中央纪委、重庆任职，因学历不详，却可转任学术要职，被指背景神秘。王立民缺乏学术背景，却在顶级学术机构担任要职，并且频频发表学术论文，引发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王青石2006年首次在《银行家》发表散文和诗歌时年仅10岁。” 

中国人现在过于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恰恰证明中国不是处于什么“盛世”。假如学童能像欧美这样从小开始有很好的文字与自由文史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那么也不难培养出文学才俊之士。如果急功近利，数理化学得不少，又要学外语，那么学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很难想像，一个人古语没学好，中文水平却能够达到出人意表的程度。说得直接一些，文字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学的，知识可以在任何时候学。像这篇文章，所有的汉字都是中学以前学的，但是很多内容是最近学的，有的资料是现查的。

随便花点时间随便说说，未必很系统。

2/1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