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其實，黎明在抗大就有機會入黨，不過被他拒絕了。

鑑於黎明在抗大的出色表現，中隊長邊章武決定找他個別談話，開門見山就是：“你願不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做一名黨員？”

“為，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黎明驚愕得像痴呆了似的，半晌才反問一句。

“入黨為了堅決抗日，終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不加入共產黨就不能堅決抗日，終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當然可以。”

“那為什麼一定要入黨？”

邊章武頗為尷尬，知道找錯了對象，當即轉移了話題。

當時的抗大公開宣揚共產黨的主張，但共產黨的組織卻沒有公開。黎明原以為參加紅軍自然就是參加共產黨，哪裡想到紅軍裡面另外還有秘密組織，這不是“結黨營私”嘛。難道紅軍內部也有“黨同伐異”？他以前和樊向貴多次討論：國民黨鎮壓抗日救亡，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無惡不做，壞就懷在他們拉幫結派，成立了一個見不得人的秘密組織：黨。他們認為結黨是萬惡之源。黎明天真地認為，自己既然投身抗日救國，投身共產主義運動，就決不能只和少數人沆瀣一氣。自己不僅不能拉幫結派，反而應該以模範行動抵制它。黎明後來把這個故事當笑話來講。其實一個人青年時代的樸素信念如同他的初戀，他可以在日後平凡平庸，瑣碎繁雜的生存競爭中忽略她，但決不肯把這份純真從自己記憶的底層中真正清除掉。

七

現在，面對謝富治提出的同樣問題，黎明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黎明後來回憶說：“其實，當時心裡還是有個小九九。很多從延安新分配來的知識分子，一到部隊馬上就當了政治教員，參謀，幹事，甚至副指導員。在部隊裡，黨完全公開，是不是黨員誰都一清二楚。老同學邵英就因為是黨員，現在已經是支隊教導員，管着好幾百號人。只有自己依舊是個不倫不類的文化教員，一開黨支部會就得靠邊站。在抗大本來有機會，卻被一個傻瓜給拒絕了，幼稚，太幼稚了。”

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當時的共產黨員的確是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根本沒有一點結黨營私的影子。黎明周圍的黨員，特別是陳錫聯，謝富治這些旅級幹部，在生活上和普通戰士基本沒有什麼區別。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不光體現了個人的革命堅定性，而且也很光榮。

所以，當時的黎明簡直是喜出望外。

接下來，謝富治把黎明拉到裡屋內單獨問話。

“你是什麼成分？”

“我爺爺手裡有幾十畝地出租。”

“到底多少？三十畝以上要算地主了。”

“我那時小，不清楚。恐怕到不了三十畝。在城裡還開過鋪子。”

“啥鋪子？有多少資本？”

“買布的。資本不清楚。”

“有沒有綢緞？有綢緞就算資本家了。”

“不清楚。”

“你爸爸幹什麼的？”

“中學教員。”

“就算個小資產階級罷。地主，資本家上邊不好批。”

接着填表。謝富治對着門外喊了聲：“錫聯，你看就我們倆做黎明同志的入黨介紹人吧？”

“老子從來不介紹臭知識分子入黨。”陳錫聯笑哈哈地走進來，一眼看見了黎明腳上那雙日本牛皮靴，眼珠一轉：“不過嘛。嗯，黎明同志，你這穿雙靴子真不錯，看上去很威風。能不能脫下來給我看看。”

黎明那時小毛頭一個，旅長的話真讓他受寵若驚。他馬上把靴子扒拉下來。陳錫聯把腳伸進去後，連說幾聲：“很合適，很合適嘛。”眼睛一擠巴，說：“謝謝你，黎明同志。既然你送給我，我也就不客氣了。”

黎明愣了半晌，天下竟有這麼“無恥”的旅長。頓時撲上前去，一把抓住陳錫聯的腳就往下扒拉靴子，恨恨地說：“哪個同意送給你的？虧你還是堂堂旅長，明目張胆搶人靴子。”

陳錫聯幹這勾當也不是一回兩回兒了，哪裡肯放。邊說邊嘻皮笑臉地說：“我答應給你做入黨介紹人。”

“老子不需要你介紹。共產黨都像你這種人，早沒人理會了。”黎明已經氣急敗壞。

謝富治在旁邊灑脫地笑笑：“我看還是講點經濟學原理：等價交換吧。”

“對，對，等價交換。”陳錫聯從上衣口袋上摘下一支鋼筆，遞給黎明道：“你看我搞的戰利品，聽政委說還是美國貨呢。我大字不識幾個，別這兒也是個浪費。你們文化人拿去正好用得着。這雙鞋你穿上威風是威風，但太笨重，行軍也不方便。我騎馬上上下下多得勁兒，你送給我，公平交易，該行了吧？”

黎明看見那支派克鋼筆，早已心痒痒得不行，連忙一把抓過來。嘴裡還直嘟囔：“算了，小人不見大人怪，當兵的不跟旅長爭，就算我做個人情。不過入黨介紹人可是你答應了的。”

八

按黨章規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有三個月候補期，但黎明參加宣誓後，沒過幾天就提前轉正。當時他是以極虔誠的心情和極嚴肅的態度履行入黨手續和儀式的。特別是入黨宣誓的時候，內心充滿了莊嚴神聖的感覺，滿腔熱情，決心要為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入黨之後，黎明馬上由文化教員提升為政治教員。

不想，剛開始上政治課就被狠勁地忽悠”了一把。

第一堂課的講授提綱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遵守這個原則，就會影響民族團結，影響抗日戰爭的勝利。黎明在課堂上講得唾沫橫飛，頭頭是道。沒幾天，旅部找黨員去開會，忽然說：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錯誤的，要進行批判，可把黎明弄懵了。這不都是上級的指示嗎？上課的提綱是旅部印發的，準備課是教育科召集的，怎麼說錯就錯了？別說黎明那時的政治水平絕不可能有辨別這樣大事的能力，就是經過多年政治風浪考驗，明白很多政策是錯誤的，他也不敢公然唱反調。黨員會議開過後，教育科又召集黎明他們開會，布置改變講法。提綱也改變了，改成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政策，批判兩個“一切經過”的提法。

由於照舊讓黎明上政治課，他思想上倒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不過為了備課，黎明還是仔細閱讀了列寧的兩個策略。那時他是越讀越覺得有味道。覺得列寧不僅寫的精闢、深刻，而且簡直象是針對着“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講的，他那會兒還不知道這個政策和王明有什麼關係。黎明一遍又一遍地反覆琢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越琢磨越感到陳獨秀喪失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後果嚴重。同時，對照太行山的情況，他感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要經過國民黨的許可，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要得到閻錫山的批准，真要這樣辦，那就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怎麼能堅持抗戰，爭取抗戰的勝利？有了這一次波折，自己着實用了點功夫去掌握批判的武器，用了點腦子去提高辨別的能力，似乎真正找到了理論和實踐的充分根據。所以，按新精神講課的時候，覺得更加頭頭是道。學員也都通情達理，聽了黎明講自己的理論水平低，沒有辨別能力，他們在討論時也說自己的文化低，沒理論，需要好好學習，提高覺悟，沒有一人怪罪黎明。黎明也就心安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