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翻譯了不少段落，可以說翻譯也是等閒之事，我這樣說，因為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仿佛只有傅雷這樣人物才能當翻譯家。事實上只能說中國太落後，一切都落後，出版事業，讀者群統統落後。共產黨一元化統治，太多知識變成多餘的，學了也沒有用，就連傅雷也會被共產黨整得走投無路，兒子叛逃，夫妻上吊。顯然，在中國這樣秦朝舊制度中，知識就是原罪，百家必為始皇毛頭所坑。看看現在美國的川普當總統，反對他的人很多，很正常，已經有很多本書出版了，揭其醜陋，這就是出版發達，讀者活躍，作者輩出的魅力。

我翻譯這一章已經花了不少時間，下面只是摘要一些觀點，結束這一章的介紹。

議會無疑關注自身甚於公眾；但是為了保衛自身獨立和榮譽，它們總是無畏的。

司法習慣，在很多方面，變成全國習慣。所有事情都可以辯論，所有決定都可以覆審，等等，諸如此類，是奴役的敵人：這是舊制度給予的教育自由人民唯一一部分。

只有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幾乎總是處於這樣狀態，除了暴力反抗壓迫之外再也沒有其他辦法反抗。

別人可以保護自己的手段，人民卻遙不可及：在社會裡需要有一個地位，能被人看到，需要一個聲音，能被人聽到。但是，在人民之外，法國幾乎沒有人會批判它的順從。(這一句跳躍，前面並沒有說順從，可以理解為，托氏含蓄批判：你們受如此壓迫，你們為什麼不採取手段反抗？你們反抗了，得到應得之分，就不會有大革命了)。

皇帝對全國講話更像領導者而非主子，路易16開始就位時在一份講稿里說：“指揮一個自由而大度的國家，我們深感榮幸。” 他的一個先輩則說過：“我們熱愛同法蘭克人講話勝過同農奴主。”

然後，托克維爾比較了新舊制度下人們的道德傾向，看上去是對啟蒙運動後的人文主義有一些批判。

因此，以為舊制度是奴役和依附時代是錯的，它的統治下有比今天還多的自由，但是這是不規律和間歇性的自由。等等。

我認為，托氏認為世界的變化是線性的，總是進步的，所以才得出新制度更糟糕的的結論。事實上大革命就是極端大對決，對決之後，極端降低，但是社會敵意仍然比舊制度的平靜時代更激烈一些。況且，新制度下，個人可以恢復舊制度的專制，誰知道俄羅斯的普京的政黨叫什麼？俄羅斯有什麼黨派？哪個是最大的在野黨？民主了，政黨還消失了，這不是復辟舊制度嗎？

如此結束了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