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抗疫，跟大跃进人民公社差不多了。

   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随后把那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共有超过55万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粮食亩产过万斤。很多人知道这是荒唐的，但绝大多数人不再敢给党提意见。彭德怀指出了一小点实情，便立即被打到。而农民太拥护人民公社了，他们喜欢吃免费的大锅饭，即便后来饿死了三千万人，他们也不在乎。这也铸就了后来的四清和文革。拥护文革的人占绝大多数，文革中受害的不到5%。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实权，依靠病弱的林彪四人帮把党政各行各业从中央到地方的当权派统统都打倒。其实当时的刘邓陶，贺龙陈毅掌握实际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可以阻止文革悲剧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生。像后来的四人帮赵紫阳倒台一样，上位的人其实很虚弱，如赫鲁晓夫。

   很多复杂的历史其实仅仅是个心理问题。所谓民意权威，所谓个人崇拜都是一种精神状态，可以与社会的真实状况相符合，也可以不符合。相悖得远的就属一种病态。上位的人往往善于制造利用这种病态。他相信没有人能识破这皇帝的新衣，因为广大民众的蒙昧是他们暴政最强大的后盾。

   沈仲文在其文章【“动态清零”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中声称：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谁是沈仲文？沈仲文是深圳特区报重要文章的谐音缩写。署名“沈仲文”的文章一般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推出。

   要批驳沈仲文的文章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文章太荒唐了，太有病了，要跟一个精神病人去讲理，确实没有必要，不可能讲得通，因为双方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但上海，深圳，武汉，西安，东北人，就苦了。为了这制度，国力，治理能力和文明之争被封了起来。

   也许这些人都疯了。一个与流感差不多的流行病的防控，怎么就上纲上线搞得如此疯狂。这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怎么执行得了？普罗大众又怎么会接受？肯定是对这三者都有好处，要不然怎么会如此疯颠？深圳特区报当然有公卫方面的专家和高手，怎么会写出如此极端离谱的文章，像当年的梁效。上海，深圳，武汉，西安，哈尔滨，吉林等城市，有成千上万的院士，教授，医生，卫生防疫的专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发声，提出不同的意见？像前天上海那市民给疾控中心打电话时说的“老百姓没有渠道反映他们的意见”，上海疾控中心的领导说“作为专业工作者，她已经向上面报告了N 次，没有人听。”

   五七年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人，后来文革自己也挨得很惨，热衷批斗抄家的红卫兵后来被下放农村，成了被“耽搁的一代”。如果整体经济垮了，但愿你不是那被饿死的人之一。否则你不会在意“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治疗肝脏疾病的研究”是否可发表在Science或Nature 上。因为这样的课题本身也是十分荒唐的。

   留给你保持沉默的时间已经不多。明哲保身，让别人去做烈士，自己坐收鱼翁之利的事，这次可能性也很小。因为要封的是你家的小区，你以为是别人家的啊？是你家的。站起来吧，齐声说NO比集体大逃亡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