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玄野回归-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价值体系的固化对于一个文化而言是毁灭性的。这种固化之初一般会达成生产力水平和文明水平的稳步提高，因为人群里的精英不必再纠结于如何定位文化价值这个永远没有最终答案的东西，而是在那个已经固化了的体系内寻找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宣布了这个文化未来的死亡。这个问题也许过于庞大而高不可攀，我们可以从最切近的生活现象去理解。比如一个孩子，他学习的动力来源于好奇心，因为他对这些事物有兴趣，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何价值，也不知学了这个东西会给他带来财富还是带来灾祸。他学习的动力就在于求知欲。这是人的天性，或者说是上帝赐予人的厚礼。如果那个孩子只要学习自己认识到有价值的东西，很可能他在最切近的日子里会表现优异甚至出类拔萃，但你就可以很简单地判断他的未来将十分暗淡。其实这是一个对许多人都不陌生的现象，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在小学里那些对老师的教导亦步亦趋的优等生，他们在当下的人生境况又是如何。人的预见力是极其有限的，一个孩子几乎无法预测他未来将面临的问题。当下他的需求很有限，而对他有价值的知识也很有限。小学里乖巧的优等生们所遵从的价值其实并非是他们自己所认定的价值，而是成年人的社会灌输给他们的价值。更严重的是中国过去七十年的教育体系往往有一个以为孩子们很幼稚的前提，从而把灌输给孩子们的价值幼稚化甚至于反自然反逻辑化。因此，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看似获取价值体系，实际上却是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摒除灌输的模式，而采用符合逻辑的价值教育，那么教育主体就处在一个悖论当中，孩子能明白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很少，所以可以教的东西就很少。同时将来对孩子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但孩子不理解价值何在，也就从其内心里不明白为什么要学。问题的解决很简单，就是教育要从好奇心出发，要从人的求知欲开始。你教给孩子的东西是他感兴趣的，至于价值如何则不去管它。如果我们用一个文化来置换这个小孩，就会明白问题所在。实际上人类知识尤其是某个独立的文化圈，在历史长河中就是一个小孩的地位。一个文化的发展，其根基也必然不能建立在价值之上，而只能建立在上帝赋予人的那个求知欲的基础之上。文化成型之初就固化了价值体系，只允许价值体系接受的东西，看不到价值的就拒绝。这构成了许多文化的通病，其上千年的发展路径也明示了我们价值体系固化的危害所在。

我们都知道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英才辈出。当时众多大哲提出了许多在当代来看很核心的哲学或者科学理念，但是都因为在当时无法看到其价值所在而被束之高阁，而在以后的价值体系固化过程中更加被排斥为异端邪说或者玩世不恭。例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这是逻辑学的重大理念。正统派则崇尚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沉醉于那种通过思维的短路直接获取不言自明的结论，更快捷的消弭纷争，为人们的生活确定准则，从而得到价值的快速实现。正统的价值观念对严密的思辨一般不予理睬。告子曾提出性恶论，当然其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从其思辨的逻辑推理而言是很严密而很有洞见的。孟子的正统派在辩论中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来辨明是非，而是靠气势将对方压倒打垮。所以这种辩论中大家并没有将自己的思辨放在中立的位置去聆听神明赐予的信息，而是先入为主的有一个结论，在辩论之前就将自己绑在那个预设的结论上了。庄子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旁门左道，后代众多圣贤因为庄子的才华与其深邃的哲学见解而不敢于武断摒弃。但是道教的出现对后世发展老庄哲学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人们往往在老庄哲学里玩修身养性，难以继续思辨开拓。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那个正统的价值体系为道与佛所提供的空间只有修身养性。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此文中提到的正统并非直指孔夫子的儒门儒家，与中国帝王的政治体系所媾和的儒教左派应该算作中国价值体系的正统。应该说，世界历史上的统治者与各文化信仰圈之中的教条左派合作而构建一个固化的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居于如此自成一统的区域中的中国社会似乎是腐朽速度相对慢的一个。所以这里不是贬低或者抱怨古圣先贤，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跳出时代。各宗教各文化的教条派是个普遍的令人头疼的现象，当然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文化依然有他们对应的教条派。固然当代文化所宗于的博爱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十分有道理，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方向，但是这些东西的泛化庸俗化甚至于扭曲化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是理性幌子下的教条派所构建的亚稳态理性的罪愆。

价值体系固化的最大的反例就是科学的发生过程。科学不是任何一个务实的价值体系的产物。系统性并且高度结构化的科学并非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古希腊雅典对知识的崇尚，对理性逻辑的推崇，是当代科学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古希腊的理性之于当代科学，就象是一粒种子之于大树一样，可以说没有古希腊文明就没有当代科学的出现。知识与理性在古希腊时代本是毫无实际价值的奢侈品。人类探索的本性，人类的求知欲，使得某些族群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去追求那些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东西。那些当年对人类毫无价值的东西生发出了当代主宰人类世界的知识体系。那么，一个文化圈如何对待那些看似对当时不产生价值而只能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的知识，就决定了这个文化的长远未来。

历史的另一个因缘际会也为科学的出现打开了一扇窗。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教条之下的欧洲逐渐进入相对僵化的中世纪。而奥斯曼帝国的袭扰导致了拜占庭的希腊文古籍向欧洲西部转移，这些与圣经新约用着同样文字的书籍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就像上帝为他们打开的窗户。这算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偶然？当年是使徒们遵照耶稣的信仰将基督教看作是普世的宗教而非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从而以希腊文作为载体。这是宗教传播需求使然，近乎于使徒们的自救，基督教的自救。而一千三百年以后这一语言现象却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自救。表象上是载体的统一，而实际中古希腊的理性与精神自由也渗透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之中。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完备的逻辑。神学家们将宗教教条做终极追溯，逻辑上只有三位一体那个级别的有限的几个根本公理，其他的一些宗教规则都是从这几个公理中逻辑推演出来的。其他宗教则不同，处处都是不容质疑不可追溯的公理，教条化很严重。因此，欧洲形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组合，就是不允许质疑的宗教和主张理性和质疑的古希腊文化竟然结合在一起。具体应该算谁同化谁，也很难结论。必须补充说一点的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同样具备着价值体系的固化问题，即便是当代我们也能真切地体会到基督教里的价值固化。一个重大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就是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被施以火刑。从中我们能深刻地体味到一个固化的宗教价值体系对异议者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的欧洲基督教毕竟容忍了这样一个异端发展壮大到了与教廷叫板的水平，在其他文明那里文化价值禁锢得连个萌芽都看不到。也许一个萌芽出现后连自己的大门都出不去。这一事件内里的发微之处则需要宗教史学家的工作了。

基督教中的神学思辨基因来源于古希腊，而这样的一种基因为科学奠定了十分丰厚的生存空间。既然一切都源于神，一切荣耀都归于神，神创造了一切又包含了一切，那么揭示自然的奥秘，探索科学与理性必然也属于神。所以，那些无法带来现实利益或者预期利益的科学研究就有了崇高的价值—荣耀神。忠于现实忠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当然就是忠于神了。这一点至少到两百年前依然是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最大保障。

古希腊文化界对知识的崇尚，不是因为知识能带来物质利益，而纯粹是对知识的的追求。知识不像基督教里神那样的无上荣耀，却是高于欲望和物质享乐的精神追求。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论证过为何精神是不朽的。他认为肉体是必然会腐败的，而精神正是肉体的反面，必然是永生而不会腐朽的。在实证手段有限的年代里，这样的论证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在实证手段高度发达的当代，这个论证已经难以说服沉醉于欲望驱使中的人类，但当代的实证也并无足够的力量去证伪苏格拉底的理念。从历史的角度和逻辑理性的角度看，精神的永恒是更可能的自然趋向，虽然人们在物质的迷惑下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鄙视那些追求精神的少数个体。

欲望本是人或者动物的内在本能，也是生命能够延续的基础。在资源相对稀缺时，欲望是生存之本，生命之源。欲望是神塑造到生命中的核心元素，欲望变得暗淡时，生命何以自我保全，何以繁衍后代并且传承基因？但资源相对充足时，欲望就成为堕落之源。一切可以追溯到物质利益的追求，其最终对人类的影响都是堕落。这既包括酒色财气等本能级别的欲望，也包括普通广义上的爱和宗教信仰层面的爱。因为爱的目标就在于人类整体的福利，当人类整体具备了充足的资源供应，欲望的放纵就变成无法避免的结局，因为爱的目标就是其他人的福利得到保障。人可以通过各种说辞来说服人们，宣示着爱的无私与伟大。然而在人际关系中对待某个人时是无私的爱，在对待人类整体时的爱就是人类这个群体最有效的自私。当圣人的爱广布人类之后，这个爱就化作了人类向世界索取的最有效的力量。人类的另一种追求是知识，或者说求知欲。求知在某种角度看是一种无用的东西，是在得到知识的那个时代你无法利用这些知识获得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看，苏格拉底等希腊贤哲的最伟大之处并非在于他们的思辨生发了科学，因为他们无从得知自己的思辨会生发出科学还是魔鬼。关键是他们对知识的态度，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并非建立在利益之上，也绝不是建立的行善之上，更不是建立在神对人的爱之上。这一点可能在老子和庄子那里体现得更加透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个国家民族的堕落始于其灵魂的禁锢与堕落。自赵宋以来，涵盖人类整体并且是关照到可预见的最长远的利益，也就是最广阔时空意义上价值，成为世界的终极目标。最典型的就是张载四句教。老庄哲学的非价值化或者超价值化，就变得与主流格格不入。在辛苦劳作的老农眼中，一个醉心于研究斗转星移的人纵然不是寄生虫，也当斥做玩世不恭了。中国最近的一千年之中老庄在文化中的地位逐级下跌，而中国文化的水平也逐级堕落。中国人从贤哲开始就将此类不追求实际利益的哲学思辨定义做玩世不恭。西方世界的最根本的思想支柱在中国被列入不入流的子部，如此而来你不堕落那就是天理不容了。

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何以没有进入这种死胡同呢？中世纪本是更黑暗的岁月，这个千年之中正是中华文明全面领先世界的年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哪里？基督教神学的一大根基在于古希腊严谨的逻辑推理。纵然科学没有证明人的罪，也没有证明神的爱，但科学所揭示的完全超乎人类以前的智力想象的奇诡自然，却可以证明神的荣耀与伟大，能够证明神永远在超乎人类智力理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古希腊的理性不单单是帮宗教奠定了神学基础，同时也将自身的特质保留下来。所以科学家说，“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科学是超价值，或者更本质地说是非价值的，只有在这样的科学的哲学定位之下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这样的哲学理念也就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时代思想者们的观念，区别在于基督教世界的科学家其目标在于神的荣耀，而苏格拉底的目标在于个人灵魂的追求，或者按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就是回忆其那个精神的自我。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辩由来已久，而思想自由的年代尤其是热门话题。老子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善与恶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价值理念上的基本概念。抽象的善恶是社会的根本概念，但具体的善恶或者说善恶的内容却往往被宗教教条和民族风俗所扭曲，也就是说何种行为为善何种行为为恶往往是被教条所定义的，与人的自然本性并无必然联系，很多情况下是与人性相悖的。所以，善恶随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其反映的并非是人的本性。善恶是社会的本质概念，却并非人性的本质概念。比如举个最敏感的例子，所谓万恶淫为首，这基本是各个时代各个文化圈的共识。然而放到人性中看却并非那等邪恶，这是人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本能欲望，过犹不及而已。淫荡与强迫他人意志的罪过相比，后者更加悖离人性，是更大的邪恶。

神的主旨应该是超价值的，而人类社会是基于人类价值体系而建立的，然而人类的价值体系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契合在神的超价值之中才不至于堕落甚至毁灭。贤哲以非价值的心态去追求超价值的神的主旨。无论是福音书所说的神爱世人，还是斯宾诺莎所推演出来了人的最崇高理想就是达成最广泛人类的福祉，都是基于人类价值的结论。相比而言，耶稣所引用的那两大诫命之一“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则在适用度上就是另一番境界了。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两种说法的差异，虽然都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但境界差异巨大。一个是以人的价值理念来期待神，另一个则是以神的了无牵挂来要求人。虽然都是个爱字，但爱的内容完全不同。

这里我们再把其他圣哲的核心理念摆出来，就会惊讶的发现他们所秉持的最核心理念是殊途同归的。庄子向来被中国儒士描述为玩世不恭的庄生，原因在于他的哲学理念并不能合于普通士人的价值理念，而是以非价值的心态追求神的超价值。老子的理念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道，而人的社会理念当是法则道而生发出的德。以如此多重非重合印证方式，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非价值的信仰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类价值体系得以循行神的超价值而不至于走向自我窒息的主要途径。无论是耶稣的爱神，还是希腊三贤的爱真理，抑或是庄子的跳脱价值而在真理中超然飞升，以及近代以来科学家们不问价值只关心真理，都是纯乎信仰层面的一个诫命。而老子的逻辑更具复杂的结构，在超价值的道与价值层面的德之间有一个法和则的关系，至于其中的细微处尚有待于审慎研究。

儒教将仁放在了个人修心的最高境界，这与孔子对仁的格外重视有关。老子将道放在首位，其次是德，再是仁。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这个境界所涉及的就是人类整体的利益与价值，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所述比较切近，而没有触及神与道。不过，不能以此结论说孔子的境界了了，而只能说孔子所留下的论述中停留在仁与善这个层面的东西比较多，而触碰道的东西因为相对不那么确信，或者说编撰论语的那些孔门信徒对道这个概念不那么确信，所以论语中关于道的论述较少。孔子对天与道的认识可能跟老子比较接近，只是他没有象老子那样亲手刻下五千言而已。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对实利更加重视，而对精神层面的追求相对更漠视一些。这应该说与孔子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孔门弟子所奠定的底子，更是后世诸儒所积累的偏颇。汉代的儒学发展应该已经是足够了，而六朝时期人们重视庄子与佛家，“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那个四百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补益。至于唐朝对老子的重视也算是运气成分，都姓李吗。到了宋朝就是文化的定数与劫数了。唐朝发展儒道并重，佛教也风光，景教都来凑热闹，上帝多给了中国三百年。到了宋朝就没有姓李姓庄那个事情了。而宋代诸儒并起，一时间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在中国出现了，以至于蛮族入侵后同样被同化，他们的灵魂也喜乐地进入了这个安乐却禁锢的空间。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是儒学里关于认识论的一句话。本身这句话没问题，苏格拉底的回忆说也有类似的味道。而现代科学的众多大的发现或者里程碑式的进展往往也是科学家首先通过灵感直觉得到结论，然后再通过逻辑思辨何试验验证。所以，在中国儒家这边，不思而得是事情的结束。而在科学的逐次重大突破中，不思而得只是事情的开始，只是一个启发，后面你必须严密的证明甚至于试验验证才行，否则其他同行根本不勒你这一套。

整体而言，这依然是一个阴阳问题。文化的价值体系为阴，是这个文化圈在物质层面得以延续发展的物理承载。人的精神追求为阳，是文化的灵魂，是超价值的存在。所谓超价值就是说其源动力在于人的精神，是人的好奇心在推动，至于这样的精神成果能否带来任何物质生产的价值或者社会关系的价值，都不是人们在追求这种精神成果屎所应考虑的东西。一旦某个文化圈被禁锢在价值体系之中，凡事都要问一个价值，对于价值之外的东西都定义为异端邪说或者荒诞不经，那么这个文化圈就必然地走向自我封闭和自我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