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神在華夏文明中的存在（三）

--中國的競爭優勢與思維陷阱

玄野

近四十年來，在製造業方面與西方的競爭中，中國表現出了摧枯拉朽般的優勢。這個現象是驚人的，更驚人的是西方經濟與政治高層對這一現象的泰然處之。秦暉先生近幾年總結說其原因在於低人權優勢。這很有道理，其實這個問題在西方政商界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三十年前那個雙休日改革就是被西方給逼着改的。顯然這點改革是九牛一毛而已，低人權優勢依然巨大。據專業機構統計，中國工人的產出與資本給他們的福利付出比值大致是美國工人的十倍。從這個現實看，美國的資本家沒有理由不轉移製造業到中國來。但是這註定會造成消費滯後，貿易不平衡，經濟結構脆弱等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因此三十多年前的西方高層根本就不憂慮。

然而，低人權優勢只是中國競爭優勢中相對比較末節的因素。在中國深入人心的法家思想和大國家主義情懷是中國國際競爭中最根本的靠山。當年鄧小平等人開啟改革開放時一直在政策上堅持着對資本的傾斜，就是在經濟收益上更多地分配給資本，較少的分配給勞動者。首先這造成中國市場對資本的巨大吸引力，不但遠超美歐發達世界，同時印度東南亞等國也無法比擬。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關鍵的，這為國家未來實現控制社會財富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中國的經濟結構決定了政府很容易就可以聚斂財富，然後去完成某個宏偉藍圖。這就是市儈語言中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而這個思維中的一個大前提是民眾的福利是通過大家共同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後才能實現的。這一思維應該屬於經濟學範疇，而當代世界各國的左翼大政府傾向的政治力量都或多或少有這種傾向。但是，相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那些都是幼兒園級別的大國家主義了。

中國在競爭方面的優勢不在於國家積累了多少錢，而在於民眾內心都接受富國強兵是民眾獲得幸福的先決條件。其實這是經濟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經濟場論。就像物理學中的場論一樣，完全可以找到經濟場中的場力線，梯度，散度，旋度，還有源，漏之類的東西。這裡面比較現實的一個理解就是我們應該把金錢或者財富看作經濟這個自然物中傳播自然力的媒介，如同湖泊河流中的水，動物體內的血液，甚至於就是電路中產生電流的電子。從其積聚的量所產生的力來比較，可能更像是電路中的電子，而不是地球上的水。因為這東西如果在某些環節中積累太多會導致整個體系的流動性匱乏，而巨大財富釋放的過程中很容易像雷電一樣造成災難。所以，一個真正領悟經濟規律的執政者絕不會注重財富的積累，而完全關注這個經濟機體中財富載體所流經的所有通道是否暢通，那些具有電容電感性質的功能部件在作用值方面配置是否得當，而那些具有三級管控制效果的部件是否真正有效，那些耗電器件和供電器件是否功能良好。所以從這一思路看中國，其所積累的財富數量可以說無足輕重，而最大的財富在於這個經濟體的管道的狀態，是民眾對國家強大的認同，使得國家可以安心地利用那個從民眾通往國家的財富流通管道。當然中國的經濟優勢還遠不止於此，因為當年德國日本也曾是如此狀態，中國還有超越德國日本之處。下面我們逐步探討。

中國人民的意識中對國家的定位與西方不同。這主要是歷史源流的問題。中國有着普遍的泛集體主義思維或者大國家主義思維。一般而言，一個民主社會無法與一個國家意志如此強烈的社會相博弈。這種比拼中民主社會必敗。因為國家意志強烈的社會能集中力量支持其企業與對方國家競爭。一個企業顯然無法抗衡一個國家。然而，當代發達國家中的企業與政府不是同夥，而是都在玩着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對中國的貿易中，美國高科技企業一直在和中國配合躲避美國政府的貿易限制，如今的英偉達，以前的英特爾，蘋果，直至最早進入中國的電子測量老大惠普公司，莫不如是。而中國政府和企業間則是另一番景象，政府那邊要求全國一盤棋，國營企業當然必須聽從指揮，而私營企業只要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居於科技前沿，他們除了和政府配合之外也別無選擇。這一點不單是政府層面的意志，同時中國的民眾也都認同這樣一種經濟模式。如果哪個企業沒有從國家民族利益角度思考問題的視角，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這個企業十分奇怪。這個思維模式應該說有着救亡圖存時代的一些痕跡，但是更根本的是中國文化自韓非子以來的法家思想和大國家主義的影響。這就造成了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競爭的失衡現象。很顯然，在這樣的競爭中，這個單獨的企業會敗個精光。長此以往，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地複製華為模式，中國獨霸世界將指日可待。然而，壟斷對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危害之大，當今全球政經文化界是有明確共識的。其滋生的腐敗與對創新的抑制是極其嚴重的。而作為一個國家，由其操控一切科技的發展，那個景象就如同達利的畫布上那個“時間的記憶”一樣紛繁多樣卻瀰漫着死的沉寂。當然獨霸世界的藍圖雖是黃粱一夢，難以真正變成現實，但是折騰一下世界從而搞得各國雞飛狗跳卻是綽綽有餘。

從微觀角度看，中國政經模式對西方企業有着降維打擊般的優勢，為什麼如今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形成巨大的圍剿態勢，並且是高歌猛進的趨向呢？首先說一位志大才疏的大國領袖是大一統政治的必然宿命，這不單因為其有人才選拔的逆向淘汰痼疾，在坐上龍椅以後的那個人自己的各種能力和素養中也存在着逆向淘汰的規律。另一方面，秦滅六國的歷史與當下世界完全不同，包舉宇內的夢想留在市井牛皮匠的嘴裡應該是其最佳歸宿。當今世界各國的確有眾多的貿易爭端，但這個情況與當年山東六國的狀態完全不同。時下世界主要經濟體所認同並遵循的政經模式是成熟而且行之有效的，而且最關鍵的是這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在努力維護的。例如企業間的競爭不能有國家的參與，任何國家對於本國和外國企業必須一視同仁，不能區別對待。這樣的一些原則對於科技發展和社會良性運轉甚至生態環境的維護都具有着極其關鍵的促進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中美爭霸的結局毫無懸念。而從當代同胞的法家思想和大國家主義情懷來看，中國融入現代世界的歷程依然很漫長，我們真正的政治經濟思想的啟蒙遠遠尚未開始。

說起國家主義或者更泛化的民族主義，中日韓如出一轍，只是日本最近七十年已經脫胎換骨，而韓國勢單力薄不足為慮，只有中國經濟騰飛了卻在政治理念上依舊，這是當今世界難以消化吸收的變化。歷來人們把日韓歸類在儒家文化圈裡，但是在政治問題上，尤其是大國家主義這個痼疾方面，這絕非儒家的遺蹟，而是法家的留存，他們都是持了韓非子的衣缽。其實在二戰這個依然清晰的歷史記憶中，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大國家主義遠比中國和韓國來得嚴重。許多日本二戰老兵的親述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們親人內心裡的那種情懷。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普通士兵的表現，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思維。而朝鮮戰爭中某些中國的受傷士兵在面對美國士兵所表現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是同樣的思維源頭，這些行為在被要求以人道主義對待傷俘的對手而言，變得完全難以理喻。相對而言，二戰中日軍的表現可能更為極端。所以不得不讚揚日本小朋友對中國文化的學習與繼承，從各方面都勝過咱們自己。韓國在脫離民族主義和法家思想方面應該遠遠落在日本之後。個人感覺，可能比中國民眾還要差一些。但韓國的優勢就是體量小，不會造成大的衝擊。比如三星，本身也是韓國政府強力扶持的民族企業，但美國一直沒有像打擊華為那樣打擊三星，而是利用三星破了蘋果的壟斷地位。韓國從其民族性格而言，其最親近的盟友只可能是美國，而不可能是中日，這一點是最令老美放心的。而台灣就不同，其與中國大陸政治合併的概率很大，半導體的關鍵一環放在那裡可能是美國寢食難安的事情。台灣人相對於韓國人而言更開放一些，但所謂血濃於水，這不是個簡單的噱頭。美國是否有足夠多層次的預案，很值得人們深思。

中國何時能在思維方式上融入現代全球的政經體系，可能需要比照日本人對他們歷史過往的反思。當年太平洋戰爭直至廣島災難，日本民眾對麥克阿瑟壓下來的民主體制肯定有巨大的牴觸情緒，而投降以後也充滿着恐懼心理。而現實是日本經濟幾年內便進入快車道，迅速創造了最偉大的戰後經濟奇蹟。當下日本人如何反思被占領和被刺刀逼着走上去的民主之路？民眾心理上沒有一個普遍的調整是不可能完成這種社會轉型的。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話誰能用在自己身上誰得福。以前總覺得某某主義不好，中國傳統文化沒問題。但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而且現在分析下來這是一個互相選擇的過程。歷史的定數逃不掉，該交的學費省不了。

法家思想統治下的社會與當代民主政體的社會還有一個常見的差異，就是民眾對當今政府行為的知情權與評議權。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是很常見而且很正義的做法。國家的形成過程差異導致國民是否有權利質疑政府的政策決策。城邦政治有着各自發聲的便利，在契約的基礎上各司其職。發展到後來逐漸生發出一些體制來解決城邦政體的局限，使得民主政體可以應用到一個地域廣袤的國家。民主政體的優點是民眾質疑的權利，其缺點也是這個權利，就是紛爭所造成的資源空耗。大一統政治起始於一個龐大的國土上，民眾本有各自發聲的權利，卻是地理原因限制了執政者聆聽的時效。所以在這樣一個地域裡，從可行性和執政效率出發，大一統模式成為最佳選擇。這樣一種體制下，君主的智慧與道德就成為國家興亡的關鍵。開國君主由於是戰爭篩選檢驗，都會比較智慧。而由於苦難的歷練，其道德方面也能過得去。後代的君主就難說了，智慧是天生的，大家可以聽天由命。而道德如何保證呢？靠教育還是靠天分悟性？養尊處優下的皇子皇孫們都是在溫室環境下成長，他們能知道普通人的生活關切嗎？中國各朝代多是前兩三代皇帝還不錯，後面就一茬不如一茬，這也是關鍵原因之一。

而因為社會無意識現象的存在，大一統政體中的民眾從之前的工具性局限導致的下情無法上達，逐漸過渡成制度性的禁聲。如今這個通訊技術已經完全解決了信息溝通的自然限制，任何形式的禁止發聲都是這個國家作繭自縛的行為。當代發達國家有這樣的問題死角，而另一些國家則實現了無死角的作繭自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