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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建立工农红军，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起来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时期，中共开始在根据地内划分阶级成分，推行土地革命路线。规定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这种政策对农民的动员力有限，对经济的限制太大，连共产国际都要求中共恢复集市和工商业¹。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阶级分析法和土地改革暂停。农民的土地问题被放在革命的次要地位，因为国军的官兵，老家中有不少是地主。1942-1946年，毛主席在延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党内的建设上：整党整风，统一思想，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提高战斗力。

到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重新进行土改，再次划定农村阶级成分。1947 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划分主要根据毛泽东在1933年发表的文章：怎样分析农村阶级³。

这时的成分划分和土地改革与10年前的土地革命有显著的不同⁴：（1）党的工作组不直接参与成分的划分和土地及财产的没收和分配，而是找几个苦大仇深的人来组成贫农协会，农会对村里每一家每一户进行评定，然后打倒地主富农，分他们的田地房子家具和牲畜农具。（2）往往带有暴力倾向。毛泽东在1948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提到“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毛泽东曾估计土改时期有2 - 3百万人被斗死²。1950-1953年，土改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更多更惨。

土改的功能十分明显：（1）有利于迅速获得粮食等战略资源，用以进行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2）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村青壮年男女参加解放军。因为把地主富农打死了，分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绝不能让蒋介石韩老六又回来清算农会，只好奋勇参军。这种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资源是决定国共战争成败的最主要因素⁵。

农民分得了土地，欢天喜地，然后呢？

然后就是这种千百年来的小农生产，劳动力水平太低，不可能养活6亿人⁶。加上从1840年以来的各种战争，国家几乎一贫如洗，特别是朝鲜战争，使国家所欠外债太多。城市工业几乎都还是小手工作坊，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现代产业，怎么超英赶美？

于是1951年，土改还没有结束时，就开始准备合作化运动⁷。1953年正式推开，即一边从地主富农家夺来土地分给贫下中农，转手就把土地通过合作化收归集体所有。同时，实行统购统销，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不能自由买卖，完全取消自由市场。统购统销使粮食的短缺造成的饥饿得到严格控制，不至于引起恐慌暴乱。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合作化，而且，87.8％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⁷。

在农村合作化的同时，城市推行公私合营。1953-1956年，对私营资本家和个体经营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资本变为国家财产。由此完成对城乡工农业资源的绝对控制。

所有制在如此短时期内天翻地覆的变化，难免是粗暴的，没有仁慈的。城市居民大多数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集体企业，有了工作，参加扫盲，有了看病的记账单（医疗保险）和退休保障。绝大多数市民拥护社会主义工商改造。

然后呢？

然后在1955年实行城市户籍制。严格限制人口的随意迁徙，实行城乡双轨制。从生到死，农民就是农民，在收入，粮食配额，读书，就业，住房，医疗，退休，一切方面都跟城里人不一样。土地也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更加依靠集体合作社。

1957年，冒出了一些 “右派”。

按当时官方给出的标准⁸，这55万3千余人根本就不是“右派”。他们丝毫就没有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言论，相反，他们是太热爱毛主席，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了。客观地说，他们都是太左，左得过火了。最大的右派章伯钧要帮党搞个“政治设计院”。现在看来老章是对的。彭文应反复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傅雷说: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 像丁玲，费孝通等人就更左，而且到死都没明白他们到底“右”在什么地方？可能只有储安平有一丁点党领导下的民主自由的诉求。林昭解放初也是非常左的⁹，被打成右派，皮肉被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觉醒：“这些极权统治者是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在党号召鸣放时，可能是有些民意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有意见。但最普遍的可能是对单位领导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有小点不满¹⁰。领导反手一巴掌就把这些人打成右派，每个单位至少5%。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也没给右派分子任何辩护的机会¹¹。各级单位领导太喜欢了。小到街道办事处，大到党中央，从此不再有人敢对领导有“二心”。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由此完全丢失了人格，自尊，传统和道义。老毛此时正需要排除一切异议推行人民公社，大跃进，领着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然后呢？然后就饿死三千多万人。

1962年在中共中央7000人扩大会议上¹²，毛泽东则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他们还是坚定地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农工业生产大跃进）。毛泽东非常清楚，必须加强农民土地的集中统一，以便推动粮食征购。而此时刘少奇为了扭转全国性大饥荒、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提出“三自一包”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然而毛泽东明确反对这项政策，认为这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¹³。

于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搞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不习惯用法律手段光明正大地处理不同意见，尤其是涉及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当时可能只有毛主席认识到，农村的市场经济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让自留地自由市场这些“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得以发展壮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打下的江山就白白让别人坐去。

毛泽东非常善于搞运动，让多数人起哄去剥夺和瓜分少数人的财产，利益，特权。那些红卫兵绝大多数是乳臭未干十几岁的小屁孩，突然让他们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住旅馆，吃饭，就医，通通都不要钱。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毛主席，疯狂贴写大字报，然后把党政任何一级的领导抓起来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连带学校的老师，教授，校长，专家，右派，地主富农坏分子。无法无天，太爽了！那是个什么国度，什么时代啊？现在的大中学生，你问他愿不愿参加那样的文革，如果还有机会的话。百分之九十五会表示绝对愿意，即便知道两三年后要他们去农村。主要还是因为那些红卫兵的暴行至今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追究制裁。

然后红卫兵就分成两派，不是拥护和反对毛主席的两派，而是哪边更拥护毛主席的两派。为争表忠两派还动刀动枪打起来。那些武器都是当地的军分区人武部分发的。人死得差不多，走资派也走不动了，毛泽东毅然决然派军队收缴两派的武器，把“造反派”的头头抓起来，让“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大中小学，“军宣队”进驻工矿企业。形势很快就控制住。社会秩序收放如此自如，堪称奇迹。但其要点就在于军队和农村没有动。在中国没有军队和农民参与的任何革命/改革都不算回事，历史会反复证明这一真理¹⁴。

又然后呢？又然后就把这一千多万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的知识青年大多数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可能有一半，小学都没读完。很多情况下，是他们高高兴兴自己要求到农村继续闹革命的。农村的农民由此进入了他们十年的高光时期。几千年来农民从未如此受到城里人尊重，敬畏，礼遇。当时农村的最小单位叫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有队长，党支部书记，贫农协会组长，妇女队长，会计，民兵队长，共青团支部书记，科协组长，小学校长等干部。几个或十几个生产小队组成生产大队，大队也有同样名目的干部，加个“大”字。还有秘书。几个或十几个大队组成一个人民公社，公社上面就是县。

生产队里任何一个干部都对所有知青的入党入团，参加农科，村小学教书，开拖拉机，返城，进厂，参军，读书，甚至谈恋爱，结婚，都有发言权，虽然最终决定权在那党支书。北京官大的，直接到地县找关系，本地官员，走公社或大队的后门，官小的则拜生产队的菩萨。小市民攀不上队长书记的就请他们的亲戚老乡贫雇农吃饭送酒送烟送糖送礼。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可能还有个别女知青，家里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钱，不得不搭上自己的青春。

那时的农民真吃得香，好风光啊！

然后呢? 然后城里人要有饭吃啊，要有东西才能送啊。农民也不能靠城里人的礼品天天过年啊。他们还是要种地，还是要让土地长出足够的庄稼，每年公粮征收的任务不会少，而是年年在增加。知青不仅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也成为了城市市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成为了农民的负担。当时农村人多地少，又不准人口流动，一个村少的来七八个，多的十把个知青，还得给他们盖住房，分菜地，年底分粮食，兑工分。这些小屁孩，哪里是种田种地的料。有些知青把城里那一套带到农村来，坏了风俗。农民受不了啊。

有记载的是，1978年10月16日，上海去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农场的丁惠民¹⁵带领几万名知青卧轨闹事才结束上山下乡。官方一直不予承认有此事。客观地说，不是一个或几万个知青可以改变这一历史的。当时知青运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转不动了。尤其是农村，农民要吃饭，要进城，要读书，外面的世界已经“吹来了凉爽的风”。1978年底，城市的大街小巷已经开始流行邓丽君的歌。

1978年11月24日，由于生计难以维持，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¹⁶。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198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定这种承包责任制合法。包产到户自此在全中国迅速推广。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大多数的农村生产队农民并不是自愿废除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不少农民，尤其是农村干部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及修正主义”。直到1983年至少还有5%以上的生产队没有实行承包制。因为农民明白：所谓承包制，土地不是农民的，仍归集体所有。没有了集体，土地便归国家。农民不清楚国家是什么，土地有问题找谁？找国家？不是还有农村党组织和党支部书记吗？好了，这些村长，书记都是党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也只是暂时代理，上面还有比他们更大的。但山高皇帝远，这些乡村干部一手遮天。对那些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树林，池塘，矿藏，水库，小河流任意租赁，开发，买卖。由此滋生无尽的腐败，污染，山河颓废。

农民个体经营农业，确实是历史的倒退。老毛在五十年代初就认准了这一点。小农生产经受不起大的旱涝，病虫等自然灾害。农民以及他们的牲畜和庄稼一旦得点病，都会倾家荡产，更莫说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据当时官方报道说，实行土地承包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使粮食产量得以不断翻番。看来是不真实的。有数据表明，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的粮食产量增加，主要得益于那年风调雨顺。后来粮食的增产主要靠逐渐引进了新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具和新的技术。但农民们不久就发现这些种子，化肥，农药，农膜，运输，水电，关键技术，定价市场等等，都掌握在城镇的公司里，很多还是外国的。农业成本太高了，他们种不起地。但土地又不准买卖。没有大鱼吃小鱼的事，也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私营农业。农民只有离开土地到城里去打工。

好了，正是这些农民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没有城乡廉价的土地，山川河流，不可能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农民没有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到应得的好处。城乡至今还是保持“双轨制”。农民的就业，住房，上学，医保，退休等社会福利还是跟城里人完全不一样。双轨制听起来像铁路两条平等的轨道，其实不是的，是极端不平等的。城乡双轨制其实是为了保证城里人的福利和特权。而城镇体制内外的双轨制则保住了党的特权。

年长的农民还是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只是年轻的农民不再种田种地。土地就这样丢荒了，即便在珠江三角，也有很多村庄被完全抛弃，荒废了。在东北，贵州云南广西就更多，多到触目惊心。

习主席看到了这些问题。照邓小平的路子，中国不可能走出一条富民强国道路来。最多只是帮西方打工挣点剩菜剩饭。但那城市的污染和农村的衰败是不可承受的。习主席要为中国指明和开辟新的方向。

什么方向呢？怎么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种黑猫白猫的搞法，四不像的所有制，玩不下去了，其实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玩不下去了。这革命先烈的鲜血打来的江山不能丢在老习的手上。

习主席一再强调“不忘初心”。这初心是什么？耕者有其田！他当过七年的农民，深谙其中道理。只是他不得天时地利，也不得人和。难免操之过急，进退失据了。最明显的是他忘了老毛搞运动的套路和原则：让多数人得利，去剥夺和瓜分少数人的利益和特权。比如动态清零，医疗反腐，学术反腐，房地产去泡沫等等，搞不下去，烂尾了，其原因莫不如此。

还有两周就要开二十大三中全会了。习主席斟酌了很久，翻来覆去，开会日期一拖再拖。看来这次他老人家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网上纷纷猜测三中全会习主席要出台什么重大政策。从本文的分析看来不外乎：

1. 涉及农村，农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2. 如何进一部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尤其是建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及其监督问题。

3. 城镇对农村农业的配套合作支援问题。

习主席是这些问题的行家。这次不会烂尾，绝对不会。

但这毕竟是开倒车，不是改革开放。

参考：

1.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9C%9F%E5%9C%B0%E6%94%B9%E9%9D%A9%E8%BF%90%E5%8A%A8

2.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9C%9F%E5%9C%B0%E6%94%B9%E9%9D%A9%E8%BF%90%E5%8A%A8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310.htm

4. https://www.ixigua.com/7071178955369218567?logTag=f28a183eb7c3ee447d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