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論史，常津津樂道漢唐之雄渾疆域，而視其間的三四百年為離亂之過渡。六朝，這一上承兩漢餘烈、下啟隋唐盛世的歷史節點，因其處在兩大統一版圖的夾縫，極易被“大一統”之宏大敘事所遮蔽。然而，若撥開兵戈擾攘之烽煙，便不難發現六朝恰是中華文明最為細膩深刻之蛻變期。“永嘉之亂”致使“五胡”盤踞中原，“兩都”淪陷迫使皇室與門閥世族南遷，然“衣冠南渡”不僅是漢民族血脈與文化之存續與重塑，更是江南經濟從蠻荒走向繁華之肇始。當中原大地塵沙蔽日、鐵騎雜沓之時，漢文明的精英階層帶着他們的家譜、書卷與禮樂，倉皇而悽美地渡過長江。他們在秦淮河畔重新安家，將洛陽的雅音融入江南的煙雨。尤為要者，在那精神自由奔放之年代，玄學興起，佛道互融，文學藝術從教化之工具轉向對“美”本身之極致追求。
這種對形式美與內在律動的追求，最終不可避免地投射到語言本身，文學之獨立推動語言之自覺，“南渡”士族為長江流域帶來“洛下雅音”而視當地吳語為“鴃舌”，土著亦暗嘲北人為“傖父”，於是乎語言之整合勢在必然。從聲律學的興起到字書韻書的編纂，六朝人對漢語的聲、韻、調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審視與規範。可以說，若無六朝文人在聲韻格律上的精耕細作，便無日後唐詩宋詞那般因音律嚴謹而迸發出的鏗鏘之美。
一年前筆者著《詩之簡史》曾涉及“聲律論”和“四聲演變”之討論，而所得結論多流於推測或存疑。如曾引日本遣唐高僧空海著《文鏡秘府論》對唐代四聲描述，“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以證盛唐時代的四聲已極為規範穩定。然對第四聲即“入聲”概念確立，彼時仍局限於“源自梵語佛經轉讀”之推測。最近拜讀《十駕齋養新錄》部分章節，發覺辛楣先生已將“四聲”之來龍去脈敘述得如此完整，深感後學孤陋寡聞之慚。故本文擬以《十駕齋養新錄》卷五“四聲始於齊梁”為綱，筆者逐句作注，對此作全面討論。 四聲始於齊梁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 四聲的規範和運用始於南朝的齊、梁時期。齊梁兩代皇族籍出東海蘭陵蕭氏，兩朝因皇族內部爭鬥，政權更替國祚合計未足百年。然齊梁短短數十年文壇巨擘輩出，蕭綱啟“宮體”，蕭統匯《文選》，鍾嶸撰《詩品》，劉勰著《雕龍》，此年代堪稱漢文學之大變局。《南史 庾肩吾傳》記載，在南齊永明年間，王融、謝脁、沈約等人，作文始有在意運用四聲。此處“文章始用四聲。”之“文章”尤指韻文詩賦。 陸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 《陸厥傳》記載，當時文風極盛，吳興的沈約、陳郡的謝脁、琅琊的王融，因為意氣相投而互相推崇。汝南的周彥倫即周顒，精通聲韻學。沈約等人的文章都講究音律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運用到韻律之制定。筆者以為四聲之悟，實非無源之水，齊梁之際佛法大興，高僧為傳譯佛經創“轉讀”之法。梵文之拼音構造與聲調抑揚，給已習慣直讀漢字的文人以極大衝擊。沈約等人極可能是在研習佛經聲律與梵漢對音的過程中，頓悟了漢字本身潛藏的“平上去入”之理，總之，異域佛音敲醒漢字聲調之自覺與思考。齊武帝蕭賾次子蕭子良雅好賓客，蕭衍，范雲，謝朓，沈約等八人號“竟陵八友”，時常流連詩酒，吟詠唱和。飲酒作詩，此乃貴族小集團在“競夸辭藻”中，對詩作刻意求工、互設禁忌以增其難趣，此或為平仄格律濫觴之重要誘因。沈約等人認為，文字有其本身魅力，只要合乎吟誦之節奏，雖離絲竹伴奏依然音韻鏗鏘。此為詩脫離樂府歌唱，由“歌”過渡至“吟”之關鍵節點，古人作詩多配樂而歌，樂止則詩意半減。而永明體之功，在於讓語言脫離絲竹而獨立，通過對聲調之精密排列，讓文字本身產生抑揚頓挫之樂感。自此，漢詩從“歌詞”中掙脫，而成為一種獨立，自帶音律的藝術形式。此為漢文學史上一次偉大之革命。 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此處辛楣先生闡明“永明體”之形成過程，謝朓，沈約，王融等人先規約了“八病”務必在作詩時避開，這“八病”稱作“平頭，上尾，蠭腰，鶴膝”等，“五字之中”指五言古詩中每一句，聲韻求完全不同，而在兩句之間，音調角徵亦不能雷同。此規則不能隨意增減，世人稱這種文體為“永明體”。 關於永明體“八病”，古人論述繁雜，筆者試作簡析。沈約，王融等所言“八病”分為兩類，前四種關於聲調之禁忌：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後四種關於雙聲疊韻之禁忌：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五言詩為例，所謂“平頭”即五言詩第一聯前兩字不能與第二聯前兩字聲調相同。第二“上尾”，為五言詩第一聯末字與第二聯末字聲調相同。如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五言詩通常第二句押韻，若第一聯不押韻，兩聯句尾均為平聲，聽來無“起伏”和“迴環”之美感。第三“蜂腰”，即五言詩中同聯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東漢古詩《橘柚垂華實》中：“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第四“鶴膝”，即詩歌在關節處“腫大”，五言詩第一聯末字與第三聯末字同調。 “八病”之後四種，古人詮釋定義繁複不一，筆者在此試用通俗之語略作解說，所謂“大韻”，即五言一聯十字中，若有字與韻腳之字同韻，有喧賓奪主之嫌，削弱韻腳之收束感。第二“小韻”，即五言一聯十字除去韻腳字，其餘九字中若有兩字以上同韻部即犯病。比如詩句“古樹五更寒”， “古”和“五”同屬“姥”韻即上聲，兩字在同一句中出現，讀來拗口聲音重複。第三“旁紐”，即五言詩之一聯中避免雙聲現象，但在實際寫作中主要忌諱與重要位置之聲母相犯。如韻腳字為“留”，而句中出現“梁”、“落”等字，雖韻母不同但聲母重複便謂“旁紐”。第四“正紐”，簡而言之就是在一聯中使用了聲韻母相同、僅聲調不同的字。《文筆式》云：“正紐者，一聯內有四聲一韻是也。”如“梁上兩雙燕”， “梁”與“兩”聲母，韻母相同，唯聲調不同，此為犯“正紐”之嫌。略懂格律者不難明白，若要完全避開“八病”而湊成一首五言詩幾近苛刻，即便成篇亦是詩意抒情蕩然無存。《南史》記載，沈約詩作亦難避上述“八病”，後隋唐文人用“平仄”取代“八病”方迎來律詩盛世。 周彥倫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 《周彥倫傳》載周顒著《四聲切韻》，《沈約傳》載沈約撰《四聲譜》，而《陸厥傳》更提及王斌等人亦有著述。辛楣先生通過爬梳史料，證明聲律之學在齊梁並非空談，而是已有專著行世。這段考據，不僅釐清了四聲之源流，更足見辛楣先生治學之精嚴與博聞強識。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沈約對此頗為自負，他認為過往千載的騷人墨客，皆未曾參透聲律之奧秘，唯獨自己“獨得胸衿”，窮盡了其中神妙的旨意。辛楣先生引用此段，意在指出沈約不僅是理論的發現者，更是實踐的先行者。此處需略作補充，四聲之辨雖始於周顒《四聲切韻》，周氏釐清了漢字聲調的分類，但真正將這套枯燥的語音規則轉化為文學審美實乃沈約之功。正是在周顒的聲韻基礎上，沈約撰《四聲譜》並推行“八病”之說，才使得聲律探求在齊梁文壇蔚然成風。 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具言其旨雲，五色相宣，八音恊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辛楣先生原文“元黃律呂”為“玄黃律呂”，因先生身處清代避康熙帝玄燁諱，故玄改為元。其次“一簡” 為古文“一句”“一行” 之意，上古時代文人寫於簡牘之上之由來。在《宋書 謝靈運傳論》中，沈約留下了那段著名的聲律敘說。他認為正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出於“玄黃律呂”之自然天道，文章亦當如此。他主張“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即高低音調需錯落有致。具體而言，若前有“浮聲”即平聲，後須隨“切響”即仄聲。“一簡之內”，音韻須盡變，而“兩句之中”，平仄要全殊。沈約認為只有參透並妙用這一規律，方可稱得上是真正懂“文”。 回望歷史，沈約之“四聲八病”在當時或許過於嚴苛，甚至被譏為“作法自斃”。然而，正是這看似繁瑣的格律枷鎖，規訓了漢語言原本之野性。六朝人的探索並未白費，當歷史的車輪駛入大唐，那些繁複的禁忌最終化繁為簡，凝練為“平平仄仄”之律詩定式。可以說若無齊梁四聲之始，便無盛唐音韻之盛。這或許便是千年之後，仍需回溯這段歷史的意義所在。 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錫鬯廣韻序，誤以爲周彥倫語，捨彥倫子。 辛楣先生在文末作了個人校勘和辯誤，此完美彰顯一代考據大家“無一字無來歷”之嚴謹治學之風。他摘選《南史 沈約傳》記載：梁武帝問周舍何謂四聲？周舍道“天子聖哲”。即“天”平聲，“子”上聲，“聖”去聲，“哲”入聲。朱錫鬯即清初學者朱彝尊，他在《廣韻序》裡錯誤地以為這是周顒說的話，辛楣先生在此考證其實周舍是周彥倫的兒子。 “天子聖哲”四字，平上去入，涇渭分明。這不僅是周舍對梁武帝的巧妙應對，更象徵着漢語在那動盪時代完成了一次自我覺醒。從“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之漢歌高古，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性靈初開，再到沈約等人以精密之尺度去解構語言，漢文學終在齊梁時代，由質樸之自然吟唱邁向自覺之聲律構建。
誠然，永明體曾因其苛刻之“八病”格律，被後世譏為“作繭自縛”，甚至陸厥與沈約之辯論也曾喧囂一時。後人常謂：過度之格律必扼殺詩歌之靈性，使文字淪為聲韻之符號而失去本真之情志。但我們必須承認，任何藝術形式之成熟，必先經歷形式之極端規約，而後方能達致內容之自由與和諧。齊梁文人對聲律那種近乎潔癖之審視，恰似在為漢語尋找一種脫離音樂伴奏後，依然能獨存其內在之音樂性。正是因為有了沈約等人對“平上去入”的定名，有了對“浮聲切響”的精微調控，漢詩才得以在隨後的隋唐時代，從嚴苛的“八病”進化為疏朗有致的“律詩”：昔日之“平頭”禁忌演變成了後世之“粘對”規則，昔日之“上尾”禁忌確立了律詩“單句仄收，雙句平收”之鐵律。當盛唐詩人從容地吟出“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時，每一個鏗鏘之音節背後，都迴響着齊梁先賢在聲韻探索道路上的足音。 辛楣先生在《十駕齋養新錄》之“四聲始於齊梁”短短數百字隨筆中，除開篇之論斷和文末之考證辯誤外，通篇皆是對史料之爬梳與事實之陳述。這看似枯燥的古書摘錄，實則暗含對文化源流之溫情致敬。今日筆者再讀此文，深感其已超越客觀冷靜之學術論述，它更像一座豐碑，標記着漢民族在那個風雨如晦之年代，如何守護並重塑其語言之尊嚴。那“天子聖哲”的清越之音，穿透六朝之煙雨，跨越千載之時光，至今仍在人們每一次的吟誦中跌宕迴響。文脈之存續，聲律之流變，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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