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遇列强冲击后，“救亡图存”很快成为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它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随时可能亡国灭种的国家，并据此要求全体中国人服从一项最高任务：救国。

这个口号不是凭空出现的。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连续战败，香港岛被割让，赔款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外国人在华取得领事裁判权。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割让，列强又争夺租借地、势力范围和铁路矿山权益。1900年以后，外国军队甚至获得了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的权利。

但外部压力的真实存在，不等于“中华民族即将灭亡”。“救亡图存”其实是脱离事实、危言耸听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的煽动之辞。它把主权的部分丧失、清王朝统治能力的下降，以及精英阶层的权力焦虑，压缩成了一个极端命题：不革命，中国就会灭亡。

首先，清廷在一系列对外战败后并没有立即被列强废除。它仍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保有官僚机构、税收体系和军队，并继续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处理外交事务。中国并没有沦落为整体变成某一个列强的正式殖民地。列强的做法，是通过条约、租界、贷款、铁路、矿权和驻军限制和干预清廷权力，但日常统治仍由清廷维持。国家和本土政权仍然存在，但却不能完全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

其实专制政权的权力受到文明国家的限制，对老百姓更有利。增大了老百姓的个人权利。比如清朝过去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而且只有朝廷指定的少数商行才能做进出口生意。而《南京条约》签订后，扩大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老百姓也可以与外国人做进出口生意了。不再需要朝廷的许可。《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五口通商扩大了交易范围，也使沿海城市接触到新的商品、技术、金融工具和商业组织。上海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与这种开放有直接关系。其实，如果本国人民没有意愿和能力建立起民主宪政，有民主宪政国家的限制和干预是更好的状况。

从民族的角度看，“汉族即将灭种”也不成立。虽然战争、灾荒、疾病和内乱会造成人口损失，但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清末民初，中国人或汉人的人口总量长期来看呈增长趋势，而不是下降。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朝人口接近4.1亿。1851年“太平天国”叛乱爆发前，清朝人口达到约 4.3亿的峰值。随后连年大规模战乱导致咸丰、同治年间人口剧烈下降，至1870年前后跌至约 3.6亿。此后又恢复增长，到1910年清朝灭亡前夕恢复至约 4.36 亿；民国建立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1911—1936年），中国人口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全国总人口从约 4.1亿 一路攀升至约 5.3亿。 

但精英和大众对于列强的干预都很难接受，想要回复中国人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状况。虽然精英现在不一定身处统治集团内，但他们有进入统治集团的可能性，而他们希望重新建立的统治集团不受制于列强或外部势力。于是将列强对清廷权力的限制和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夸大为了 “亡国亡族”。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就渲染西方列强有瓜分中国意图和中国快要“亡国亡族”了，喊出“救亡图存”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从而将列强赶出中国。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满失去权力，将不满失去权力夸大为西方列强意图分裂和中国快要“亡国亡族”了。而民众因清政府的战败也失去了对蛮夷或外国人的优越感；将列强赶出中国，国家变得强大，作为其中一份子，则能恢复他们作为天朝子民的优越感，以补偿他们在专制下受奴役遭剥夺的卑下心理。

所以，“救亡图存”的真实目的在于恢复和进一步增强政权的权力。清王朝腐败透顶，扶不起了。就得进行革命，推翻软弱和腐朽的清王朝，重新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权。

这样一来，任何质疑革命路线、制度方案或领袖权威的人，都可能被指责为“不爱国”。一旦国家被想象成随时会整体消失，个人权利、地方利益和制度约束就必然退居次位。为了“救亡”，社会可以接受更强大的政权；为了“图存”，政权也可以要求更多服从。反对外部支配的口号，就转化为强化内部统治的理由。

增强国力并没有错。清末中国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征税、办教育、建军工、修铁路、统一法律并保护领土的现代国家。问题在于，国家能力必须与权力约束、个人权利和公共问责同时推进。若只强调国家强大，却不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救亡”则只是把专制权力从一个统治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集团。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更加专制。

由此看来，近代中国革命有两层目标。第一层，是摆脱与西方的条约体系，恢复国家的完整主权。第二层，是推翻已经丧失改革能力的清王朝，建立权力更集中、更有效率的新政权。两者具有高相关性，第二层目标服从于第一层目标，只有建立起一个比清王朝更强大的政权，才能将列强赶出中国。

2026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