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遥远（三之三）

杨继绳 著《墓碑》附录：大饥荒大事记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4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1月9日发文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8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

1960年10月23－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1961年12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3年－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