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勃的传世名言

玄野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王勃少年以文得志，尔后仕途坎坷，屡遭陷害，命几不保。幸在高宗一改太宗暴戾，以宽容用人，得以赴交趾啃老。途中经过南昌，遇洪州都督阎伯屿，幸得礼遇，一篇滕王阁序传世，也造就了那段垂范千古的文坛佳话。后来王勃不幸遭难，生命虽短，其才其识却足以照耀古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到处都在发掘历史题材寻找祖宗隐蔽，滕王阁序这部名篇就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了。这部骈体文处处用典，句句都是名言，很多人喜欢那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然这里的断句不像典型的七言近体诗的四三分，而是二五分。尤其后句，其意思是秋水和长天都成了同样一个颜色。然而，如果仅是如此，这篇文章还不足以奠定其在文坛散文中的统治性地位，必须有能充分透视人性抒发个人胸襟的东西才行。而起到这个作用的就是此文的中间篇章。自“遥襟甫畅，逸兴遄飞。”一转，层层递进直至结出“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达到此文最高潮，也正跌出作者正义。后面稍加烘托，至“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过渡，然后进入结语次第。

王勃这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是文章的核心，而且这句话也正牵涉到儒家关于个人入世方面的重要原则。中国汉文帝与汉章帝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盛世，却依然有天才贾谊的被贬，和义士梁鸿的见逐。而王勃本意就是虽然自己遭际坎坷甚至人生苦难，却并不因此而否定当时的社会的盛世和帝王的圣明。而理想与现实的这个碰撞正关乎儒教中士人当如何入世的核心理念.

此文开头列了引语：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正是孔子对入世从政人员提出的一个为官原则。在孔子时代，中国正处于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状态，孔子认为那是一个无道的时代，所以就向学生们强调首先要学好学通社会所用的人文理念，然后再帮助君主与主政者构建一个有道的盛世。同时孔子也告诫学生们切勿助纣为虐，不要在无道的政治中欺压民众而获取自己的财富与地位。

这段话作为一个人自我要求本是合适而周全的警言，但拿来作历史甄别和普遍通用的价值判断就会遇到一些逻辑困难。如果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来指导自己的从政道路，那么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今社会是有道还是无道？用什么准则来判断？

我们与其以此为从政原则，毋宁以此为为政原则。就是说设若我们有了施政权力，对于无道之事无道之政，宁肯安守贫贱也予以拒绝。那么这里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何以判断有道无道呢？看似悖论，实际上很简单。人对自己经历的事情可以很确定地判断出有道与无道，无论是市井琐事，还是国家大政方针，莫不如此。但是人很难判断社会整体的有道与无道，因为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别人在做，对于当下的事情尤其如此。

因为这样的困境，往往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地位来吹嘘盛世或者抱怨末世。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人的本性，怠惰和欲望的驱使是人的通病。功成名就的人往往会赞扬当下是太平盛世，如果说当代是无道，那岂不是可以用孔子所言“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来推理出自己的耻辱吗？怀才不遇的人往往会抨击当下是乱世，如果说当代有道，那岂不是可以用孔子所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推理出自己的耻辱吗？而反观王勃的遭遇和他的个人认知，表现出了极宏大的胸襟。

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是有道还是无道？历来对那段时间都没给啥好词，孙中山和蒋介石他们自然不会有好的评价，毕竟是死对头，北伐战争就是剑指那一众军阀和他们那个忧愤而卒的总瓢把子袁世凯。而共和国至今的宣传基调更是以万恶来描述，极尽痛斥。如此说，自庚子之难的清末到孙中山改都金陵这二十多年自然是昏聩无道了。然而，据经济史家所披露的经济历史数据，那个时代的中国是经济自由蓬勃发展的岁月。本人不是经济专业人士，这一点还烦请专业的网友们查证。但是，在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却反映出令人无可辩驳的盛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是真正配得上勤劳勇敢与善良几个词，作为后世人的我们对这几个词完全无颜承受。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外国的教育家可以大展手脚，而中国的掌权者也倾力支持。而且这些支持教育的人毫无私心，没有谁把维护自己权力美化自己的统治参杂进教育中来。因为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热血，甘愿做只出钱不要回报的冤大头。前些年有人发起二十世纪国学大师的评选，而选来选去，所有这些大师无一不是成长成熟于二十世纪的前四分之一那个年代。非但文学界如此，自然科学界也几乎同样的现象。或者成长于那个年代，或者受那个年代以来的教育成果所赐。那时的中国政坛真心重视发展教育，政治只服务于教育，而从不要求教育向政治服务。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师辈出的景象。本世纪初钱学森先生向当政者发出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钱先生这么问，其实是因为他有了答案，只是不便明说，装个糊涂而已。因为明说了搞得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也不会有好结果。那么我们返回头来看二十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教育这一领域上那是一个有道的时代。而在民心和风俗这一层面上，那应该同样是一个有道的时代。甚至于在经济层面上那很可能同样是一个有道的时代。

下面这问题就来了。既然当时的社会发展成果卓著，何以落得个无道的恶名呢？主要原因在于袁世凯之后中央集权的崩解，各割据势力互相攻击，同时政治对教育界和文化思想界彻底的不干预。因为文化思想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促进政治与社会的逐步发展改善，所以批评的声音占据主要地位。而在以后的各式各样的中央集权政体中，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成为首要任务，导致非但文化思想界都变成政治的附庸，教育界也被毒化，文学的各种教材都变成维护当前统治的工具。所以被大家痛斥的无道时代本有道，而如今高唱盛世的时代其真相可就是好说不好听了。

由此可以引出一个对时代评价的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实的逼迫将孔夫子的真知灼见化作政治罗生门的说辞。人们不会因为天下有道而去追求富且贵，也不会因为天下无道而安于贫且穷。人们多会因为自己富且贵所以就说当今是光明盛世，也会因为自己贫且穷而抱怨天下无道。至于社会是真的有道还是真的无道，不要因为自己境遇的顺逆来断言，更不要因为人们的抱怨与盛赞而随波逐流，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初期有多少人盛赞他是天赐英主？做好自己就够了。

所以说，夫子之言不可以教条视之，这不是衡量社会的标准，当作个人自我激励自我警戒的座右铭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