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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随笔《春帆楼的故事》	2015-08-16 05:12:38

我第二次走进春帆楼，已是哥嫂回国的一个多月后，酷热的烈阳将斜坡的停车场刷得雪白，在这样的热浪里没有第二个人来光顾这里并不奇怪。在整整一百二十一年前的三月，同样有一个老人也不愿意踏进这里。

日本下关市紧贴关门海峡，这个地球上最窄的海峡，七十年前日军六万多吨的大和号战列舰都没法穿越这里，只能走九州东海岸的丰后水道。二十多年前刚来日本，只是路过已不存印象。今年偶然和友人聊起寿司时，他说儿子从没认真地叫过他“爸爸”，只有在唐户市场，见到那大而红的鲜美虾寿司时会严肃地对他说，“父亲大人，我要两个!”，逗得在座的喷饭。竟然有如此好去处，想来也应该陪初来日本的大哥一家解馋一次。当天回家路上，觉得“唐户”这个地名似乎不是头回接触，仿佛在哪本书上和小山六之助同时出现过。真不敢相信历史会躲藏在不显眼的空间里，在如海峡边那滚滚海浪般地时代列车下，等待你去发现。小山六之助，这个一百二十一年前的日本无赖，穿过唐户街！奔向迎面而来的大清官轿，面对几个正在发呆的清兵大内，掀开轿帘，对着李鸿章正面就是一枪！

下关市唐户市场不仅是日本当地人爱去的地方，连隔海的韩国人一大早过来采购海鲜还赶着回去做生意。新鲜的寿司商店街躲在这个海鲜市场的大屋檐下，四周带有海腥味的叫卖声，没有像样的桌椅，没有舒适的消费环境，唯有让你看直眼的美味廉价寿司。金枪鱼寿司在寿司行当里地位崇高，堪比交响乐队里把持主旋的钢琴。在唐户市场里，能品尝到普通寿司店里难求的，用金枪鱼接近尾翼的腹部鲜嫩而均匀的夹杂着肥而不腻的鱼脂寿司。店家说这样的好肉在一条大鱼上得不到数片。凭着十足的运气，那天陪哥嫂一家光临时，我们买到了四贯。

旋转寿司属于日本餐饮业里类似于自助餐，在大街上很少见到真正高档寿司店，这种店一般是家族传承，店面很小，大师傅站在柜台里，旁边有个助手，客人在柜台外朝里一排坐着，最多也就十来人，客人点什么，师傅当场从切肉，拿捏饭团到以精湛的手势将其快速而准确的组合在一起，端到客人面前，有些活虾寿司，在送进客人嘴里时，虾还在蠕动。饭团用的饭在开店前要准备，这是个力气活，将一天要用的饭倒在一个大而浅的专用木盆里，师傅一边倒入适量的寿司醋，一边不停地拌匀同时排出热气，让它迅速冷却，这样使每一粒米饭有弹性而不失粘着力，最后靠师傅的经验和手势的力道，将生鱼片和饭团组成一体，舌尖上的艺术品戛然而出。寿司是粘芥末的，有些还带有腥味的也有拌生姜押味。寿司的吃法应该是日本独创，但粘芥末吃生鱼片应该源于我国，白居易有诗为证，“鱼鲙芥酱调，水葵盐豉絮”，王昌龄的《送程六》里“青鱼雪落鲙橙齑”，这“鲙”字说文解字就指生鱼片，唐以前出现过“脍”，估计那时只有吃生鱼。到唐代，为区别生吃牛肉，羊肉，才换了个偏旁。唐人吃生鱼以淡水鱼为主，吃海鱼还没查到，韩愈的《赠刘师服》里“巨缗东钓倘可期，与子共饱鲸鱼脍。”“巨缗东钓”虽出自《庄子》典故，但韩愈是有生吃鲸鱼肉的想法，看到现在的捕鲸工程，上千年前何以将此大物擒住实难想象。现在严禁捕杀鲸鱼声势浩大，日本捕鲸业只能上山打游击，据当地人说，几十年前鲸肉到处能得，现在少之又少，凭着十足的运气，我和大哥一家，在唐户市场里，饱餐了一顿美味的鲸鱼寿司。

河豚鱼摊位在唐户市场里站位明显，因为下关市盛产河豚鱼是全日本有名。十六世纪后叶，为避免平民毒死于吃河豚鱼事件，大统日本的丰臣秀吉曾下颁严禁捕食河豚鱼的政令。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几年，伊藤博文下榻于春帆楼时，面对关门海峡的熊熊海浪，感慨在海洋文明倾泻时代，当地人的海产如此贫乏，于是商讨解禁捕食河豚鱼，严格规范调理河豚鱼的去毒，只有拿到规定证书的才能开店营业，春帆楼成了解禁后的第一家河豚鱼料理店，伊藤博文还专为它题了店名。春帆楼的出名更是因为后来迎来了李鸿章，其满头白发，垂垂老矣的懵懂神态无不印证了大清末日的到来。

春帆楼离唐户市场近到可以步行而去，它正靠在赤间神宫旁的山坡上，背山靠海，风水极好。马关条约签署后，日本政府在春帆楼的花园里，建了一幢不大的二层楼房，所有和马关条约谈判有关的遗物，包括谈判桌，靠椅，文房，照片都转移至此，挂名“日清讲和纪念馆”。是历史在和日本开玩笑吗？马关条约签订的十年后，日本在朝鲜半岛海域和俄国海战胜出，区区一个岛国竟将两个大国压在胯下，无怪乎他会歇斯底里，无所畏惧。这股歇斯底里在一九四五年空袭战火将春帆楼毁于灰烬时告于清醒。可是“日清讲和纪念馆”在满山的废墟里依然完好，堪比二战的战火将《最后的晚餐》壁画周围毁于一旦，而其完好无损一样神奇。历史想告诉我什么？历史在有意等待我去接近，凭着十足的运气。

当我和哥嫂步入日清讲和纪念馆，台湾导游富有节奏而公式般的讲解声和游客的议论声塞满了整个展厅，展厅不大，中间用大玻璃和伪装的房屋外装围出一个空间，马关条约谈判的二十七天使用的长方桌以及两方代表排列的靠椅，文房，还有花瓷痰盂，取暖用的煤油炉陈列在里面，沿着墙壁正好一圈是当时的照片和解说，还有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书写的中堂裱纸。在李鸿章坐过的西式大红靠椅后边，我止住了脚步，一百二十一年前和今天，时间似乎被凝固，就是这把靠椅让我和这位已经隔了世的晚清名人似乎相聚只隔一块玻璃，内心深处的一股激情悠然而出，他从我读过的许多历史书中走到眼前。大红靠椅凭着暖色灯光呈现出的华丽已挡不住因年代而无情地褪色。桌上老旧的沾墨水笔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从陈列的留影里，老人那苍白的胡须，和耄耋的姿态，唯有犀利的眼光依然具有穿透力。他似乎在告诉后来者，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故事。

从春帆楼的管理员那里听说，到此“日清讲和纪念馆”参观的几乎都是台湾游客，很少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或许大陆游客忙于“爆购”实难抽出时间。我曾在台北国民党党部历史资料室偶遇成都党校的参观团队，问及研究什么，这帮人也不知所云。“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庭等不来国内和历史有关的人物也乐得清静。台湾是从这个桌子上被分割出去成了殖民地，然而台湾游客却未必有此心情来重温历史，他们对李鸿章倒没什么好印象，据说在与日本谈判关于割让土地之事时，李鸿章曾上奏慈禧：“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按目前可见的史料档案以及有关研究者的评论，未能发现李鸿章由此评语记录，疑是后人为抹黑这位当时被举国上下视为头等“卖国贼”之举。查阅西南书局出版的《台湾割让，中日谈判密话录》一书以及《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八，李鸿章在关于割让台湾曾字正腔圆的说道：“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向日本服软的所谓“讲和”谈判，李鸿章完全在慈禧和内阁总理府所规定的赔款割地的底线下进行，他仅仅是台前的摆设。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两位股肱重臣在春帆楼见面是他们的第二次。整整十年前，一八八五年，李鸿章逐令袁世凯平定朝鲜半岛的“甲申政变”后，伊藤博文来到天津求见李鸿章为大清在朝鲜半岛上的强硬行动讨个说法，李鸿章义正言辞道：“朝鲜事务并未办错，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事后，李鸿章上奏：“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客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李鸿章虽不是学车五斗，满腹经纶，但他对时局具有卓越的洞察力以及判断出自我的最善策略之能力是当时清政府一片乌合之众无人能及的。十年，短短的十年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叶志超在朝鲜平壤战役中狂泄五百里，日本兵越过鸭绿江，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十年前，李鸿章可以靠大清的军事力量藐视这个蕞尔小国，但在蕞尔小国上兴起的“明治维新”他也是看到的，日本人是从民生上在彻底改变自己，天皇穿起了西装，学生拉起了小提琴，大批农民走进了工场成了工人。而在我们国土上，白天修建的铁道晚上被平民撤除，官员的选拔考的还是八股，洋务运动实则上在围绕北洋水师在动而已，比如一八七零年天津机器局成立，为的是军火，一八七八年开平煤矿开产，为的是军舰的动力。一八七九年第一条电报线架设，是从大沽炮台至天津。一八八二年旅顺大坞兴建，为的是维修北洋军舰。醇亲王奕袨为了让自己亲儿子尽早主政，不惜动用海军资金兴建颐和园，想的也是尽早将老佛爷请出紫禁城。而在蕞尔小国上，没钱建海军，明治天皇带头自掏腰包，手下大臣纷纷响应。颐和园完工，光绪帝完婚，国库银两也玩空了。一八九一年，户部上奏“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鸣将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籍资弥补。”这里的“枪炮”就是李鸿章所想要的北洋水师炮舰的实弹。这里的“船只”就是李鸿章所想要的带有速射炮的高速巡洋舰。三年以后，甲午海战重中之重的“大东沟”海战上，我们的海军缺少实弹，缺少速射炮！这是在军事角度上的唯一败因。

我第二次来到唐户市场，已是哥嫂回国的一多月后，我和老婆在市场二楼靠海边的走廊上找到了一张长椅，高大的屋檐遮住了烈阳，却遮不住海风，打开盒盖，扳开筷子，沾上酱油，将美味的寿司送进嘴里。海浪就在眼前，在蔚蓝的海面上排列整齐而富有节奏地起伏着。一八九一年，也就是甲午海战的前三年，北洋水师在旗舰定远舰带领下曾经行驶过这里，这是他们第二次访问日本，编队穿过几乎全日本海岸，沿路百姓见到七千多吨的铁甲舰既兴奋又羡慕。在横滨港，日本海军齐射二十一响礼炮，明治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四年后，在马关条约谈判到最关键几天时，伊藤博文逐令日本海军编队开过关门海峡，在春帆楼上，他指着海面上行驶过的军舰对李鸿章说，“我们的海军就从这里开往旅顺的！”四年，仅仅是四年，在我的记忆里，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四年一晃一届。在过去同样的四年，一个国家的命运被颠覆了。

第二次走进春帆楼，是想走走上次来时没走过的“李鸿章道”，李鸿章被无赖打中一枪在脸部的非要害处，可见其做个业余刺客的资格也没有。伊藤博文为谈判顺利进行，特命在春帆楼边门修一条封闭通道，让李鸿章能安全的进出春帆楼。从现存的资料可以查阅，除了国与国的字正腔圆绝不退让的对话外，伊藤博文对大清这位老人是极其尊敬的，正如马关条约签署一年以后，李鸿章访问欧美诸国时受到极高规格的礼遇一样，李鸿章的个人魅力在当时世界强国面前是无可非议的。德国人称他是东方的帝斯曼，美国人对他的私人厨师所作的“李鸿章杂碎”别有独钟，此菜流传至今，犹如在日本到处可见的“蛋炒饭”一样。七年以后，梁启超在美国品尝此道菜后曰：“然其所谓杂啐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李鸿章是个美食家，他在美国有意让厨师做出这道菜，意图何在，不得而知。一九零九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后的十四年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刺客是来自朝鲜的爱国志士安重根。伊藤博文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动者，他官至四朝首相，近代日本的兴起取决于他，他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但是他在带领日本完成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的同时，也把日本带入了另一个悲剧的深渊，他是军国主义的缔造者，在他起草的日本第一部宪法里，明确阐明了日本天皇在国家的最高地位，军队听从于天皇，天皇握有日本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而在这之前的日本上千年历史里，天皇只是幕府后面的一只花瓶。多少日本年轻人为天皇扛起了枪，多少天真的孩子唱起了为效忠天皇的儿歌，日本的国家机器在军国主义铁旗下开始启动，歇斯底里般地启动。饮水思源，是伊藤博文按下了侵略战争的开关，同时他也按下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开关。相比伊藤博文的暴死，李鸿章还算是善终，他在弥留之际向慈禧推荐了袁世凯，这个由步入仕途到执掌封疆大印只花了二十年时间的晚辈，能与他一比的也就是林则徐和李鸿章。袁世凯到最后也没有亲手推翻大清政府，正如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若不是北洋军出手能轻而易举的攻克紫禁城一样，袁世凯想灭辛亥革命也是易如反掌。

当我走出“日清讲和纪念馆”，走出春帆楼花园时，我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告一段落。伊藤博文应该在这里邀请过李鸿章一行品尝河豚鱼料理的，原因很简单，一桌丰盛的料理比谈判桌上得到的两万万两白银以及在朝鲜半岛上得到的长远利益是微于一根牛毛的。更何况台湾以其周边澎湖列岛的侵占，还在影响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想到马关条约以后的戊戌变法，我至今无法明白中国的近代史史学家对戊戌变法如此推重的原因，有人甚至说这是中国古代三大变法之一，此话怎讲？无非是一个爱吃鸡蛋而且深信一只鸡蛋值二十多两白银的傻蛋皇帝和几个书呆子凑在一起的一场闹剧，试想，一天一百多条政令，拿到现在的网络时代也很难实行。康有为一伙的政治嗅觉是极其幼稚，他们试图通过新政，断发，迁都来提升光绪的地位而削弱慈禧，犹如刚读过《驾车须知》就打算驾车开新路的热血分子，开不出百米就被老佛爷交警给拦下了，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是老司机开新路，王安石也是，李鸿章是有资格的老司机但没有开到新路上而已。

一九零一年，李鸿章去世的五十天后，二十八岁的梁启超写就《李鸿章传》，其中一段是，“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又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今之责任，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此段是对李鸿章的定论，更是对大清的定论。梁启超的思想是超前的，你我现在读来不难理解，但一百多年前还没剪去长辫拿着烟枪的大清庶民，有多少知道何谓“民政”，何谓“国家”，何谓“共和”？许多人研究历史，试图对历史提出问题，又有许多人给出了答案，而答案始终没法正确的终结，因为时间会改变，思考的角度和思考者的立场也会改变。其实，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

是唐户市场的寿司让我走进春帆楼，让我接近马关条约的谈判桌和李鸿章。一百二十一年在这里静悄悄的过去了，“日清讲和纪念馆”除了值日管理员清扫的扫把和桌布，以及偶尔的来访者外，这里清净依旧。时光无声地磨平了这里曾经有过的傲慢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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