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王希哲先生（五） ——吕洪来1998年就公开抵制反对徐文立错误路线的历史文件 吕洪来在前面说了∶对于徐文立先生98组党的错误，王希哲先生采取的是不公正、不讲道理、和“双重标准”的立场，但是吕洪来仍然愿意正面答复王希哲先生的无理要求！不公正的要求！双重标准的要求！ 吕洪来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吕洪来理解王希哲先生的处境，理解王希哲先生与徐文立先生之间多年来所存在的友谊；是因为吕洪来仍然敬重王希哲先生！更重要的是因为吕洪来至今为止还相信王希哲先生的人格！相信王希哲先生最终一定能够战 个人的情感，将中国的民主事业、中国民主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下面的这份文件是吕洪来写于国内，（这是吕洪来刚刚结束农村6年养猪生活，有了上网条件后写作的），并且是在国内时发表的。而不是象王希哲先生所说的是吕洪来出国后才开始批评徐文立的，请王希哲先生认真的核对文章发表的日期和时间，这篇文章中真实的记录了吕洪来与徐文立的相识、相知，记录了吕洪来所看到和知道的徐文立先生在1998年组党时期所犯错误的经过，记录了当年吕洪来抵制和批评徐文立先生错误的经过，以及当年吕洪来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并且吕洪来可以告诉王希哲先生，文章中所涉及到的事实都是有历史文件支撑的！ 另外吕洪来需要向王希哲先生说明的是∶1998年组党运动之后，由于当局的干扰，吕洪来在天津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和立足，最后连住房都卖掉了，四处漂泊，曾到过杭州、沈阳贩卖水果，大约是2000年的时候，因为携带杭州民主党的刊物到沈阳，再次遭到沈阳警方扣留和遣送。此后，吕洪来被迫到河北农村过了六年的隐居生活，这些都是有国内朋友证明的，我想王希哲先生不至于怀疑吧！吕洪来之所以要补充这一点，是需要王希哲先生能够理解在这期间，吕洪来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再来发表什厶“历史文件”了！ 发表时间∶2007年04月17日 6:42 上午 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相识、相知、相错 吕 洪 来
组建政党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每一位真正的民主志士，无不期盼着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缔造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无不希望一个真正的、成熟的 民主政党能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在 1998年的全国性组党大潮中，我曾和徐文立先生为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共同工作过，然而当徐文立先生向全世界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并选举我为副主席后，我曾公开的予以否认，并声明不赞成在当时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公开组党！为此，徐文立先生对我意见颇大，至今不能释怀。
我曾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忘我的工作，而当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真的诞生后我又坚决的持不赞同的立场，到底原因何在？至今恐怕也是一桩历史谜案，一些朋友甚至会不理解，因为其中原因只有我与徐文立先生两人清楚，至于为什厶近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公开讲这个问题，是因为组党事件发生后，我与徐文立先生都失去了自由，我被释放后，徐文立先生被判了重刑，后又被放逐国外，至今没有面对面的机会进行沟通，另外，我一直坚信徐文立先生迟早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会理解当时我为什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故此，我一直对此问题保持缄默，因为我虽然不赞成徐文立先生当时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重大决策，但是我对徐文立先生及他为了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的个人牺牲深表敬佩！同时我也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面对面的与徐文立先生澄清此事的是非曲直，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为了避免人为的制造民运内部矛盾和争斗。更不想给徐文立先生造成哪怕一点点的负面影响。
不仅许多朋友想探究此事的答案，当年当局也多次追问我原因，为了最终能够分清我与徐文立先生在组建中国民主党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澄清中国民主党组建时的那段历史，首先有必要阐述一下我与徐文立先生相识、相知和相错的经过。
一、 我与徐文立先生相识于民主墙时期，当时我与天津的朋友共同创办了天津最大的民办刊物《渤海之滨》，由于遭到当局的封杀，我代表《渤海之滨》编辑部，撰写了《渤海之滨》编辑部声明、告全市人民书、给《天津当局的公开信》，并亲自贴上天津民主墙，因此遭到天津市公安局的逮捕，那应当是民主墙时期天津当局第一次公开逮捕民运人士，记得是徐文立先生亲自在《四、五论坛》上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这应当是我与徐文立先生在政治上相识的开始， 1980 年为了沟通京津两地民运的情况 ，我与天津的民运朋友刘士贤，李殊赴京。才有了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但时间很短，并没有很深入的交谈，后来由于我们各自忙于身边的民运事务，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 1981 年4月 10日，因中共 9号文件，我们各自被捕，直到我出狱后，才知道徐文立先生被判了重刑， 1989 年6.4 事件期间，我和刘士贤先生去北京了解情况，共同看望了徐文立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并进行了慰问。应当说我和徐文立先生相识于民主墙时期，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彼此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时徐文立先生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比较稳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办事比较理性，是我们民运队伍中，持务实与稳健立场的朋友中的代表人物。
二 、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真正相知应当是在徐文立先生刑满出狱后，那时我也是因为和刘念春、傅申奇、王希哲、刘士贤等朋友共同组织全国民运朋友赴青岛旅游被当局再次劳动教养三年而刚刚出狱不久，一天傅申奇先生从海外打来电话，告诉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徐文立先生第二天将获释，让我设法到北京去接一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当局并没有让徐文立先生马上回家，释放后的最初几天是在旅馆里度过的，所以接徐文立先生出狱的计划扑了一个空。
那段时间我和国内外的朋友们联系比较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国内的民主运动不能总是群龙无首，应当尽快的形成国内民主运 动的主流，将国内民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由于魏京生先生已经到了海外，那时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如傅申奇先生、秦永敏先生、牟传珩先生、王德丰先生、姜立君先生、胡明君先生、林学平先生等，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应当由徐文立先生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傅申奇先生曾专门打来电话，嘱托我要和国内的老朋友们尽力辅佐徐文立先生，应当说这是当时国内大多数民主墙时期老朋友们的心愿。所以有了后来那个由徐文立先生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合签名，为了此事好象任畹町先生一直到对我有些意见。
那段时间我往北京跑的比较勤，和徐文立先生的接触也比较频繁，对徐文立先生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非常敬佩他的人格魅力，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个人牺牲所感动。记得有一次我早晨到徐文立先生家，他正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谷纪柔女士的专访，当讲道他出狱时女儿都不认识他时，徐文立先生的声音哽咽了，当时我也不尽潸然泪下。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朋友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将自己大好的青春都葬送在了共产党的监狱里，亲人不能团聚，父子不能相认，这种现代人间悲剧使我们很自然的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采访结束后徐文立先生很动情的拥抱了我。那一刻应当说将我们两人的心贴在了一起。
从那时起，我发自内心的拥戴徐文立先生，将他视为国内的民运领袖。这不仅仅是出自我个人的情感，更是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一位能为朋友们所信赖、所拥戴的领袖人物，来凝聚和带领大家共同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我这个人自己感觉政治原则还是比较强的人，我不会随波逐流，对于徐文立先生我虽然非常敬佩他，但是对他也是有着客观认识的，在他的身上我既看到了闪光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他的不足之处，当时国内许多朋友都认为徐文立先生对魏京生先生、刘青先生所持的立场有欠妥的地方，他在与一些朋友相处时比较专断，当时徐文立先生与北京一些民运朋友的关系很微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文立先生系狱期间其夫人贺信彤女士在一些问题上处理的不当造成的。公正的讲，贺信彤女士为了徐文立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徐文立先生的青春时代几乎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家庭为此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个人认为∶贺信彤女士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女性，值得我们大家去尊敬。同时，我也一直认为由于政治素质的差异，作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徐文立先生在政治上应当属于中国民主运动，因此他的一切政治举措都应该避免受到家庭的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我曾不止一次的向徐文立先生当面指出，在公开的场合，在维护徐文立先生公开形象的前提下，仍不时指出他的不足，记得当时倪育贤先生写过一篇长文《一厢情愿的浪漫梦幻——评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说》，对徐文立先生进行嘲讽、戏噱与挖苦，为此我曾写了一篇商讨性的文章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中在肯定徐文立先生的前提下，仍然设法指出他的不足，对此，徐文立先生非常感慨，他说∶吕洪来你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朋友到我这里都是恭维我、奉承我，敢于这样直言批评我的你是第一个，看来你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面对批评，文立先生所表现出来的诚恳态度，也让我折服，从中也让我感受到徐文立先生的胸怀。
通过那段时间比较频繁的接触使我和徐文立先生的相交从相识过渡到相知，是通过那段时间，徐文立先生对我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曾非常诚恳的跟我说∶"过去对你不了解是我的一个失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一直都以为你就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有过类似说法的还有北京的沙裕光先生。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能 遇到这样一些知己的朋友是我一生的荣幸。
1996 ——1998 年是国内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时期，这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同营造出来的的，彭明先生的《中发联》，秦永敏先生的《人权观察》，杭州朋友的筹建中国民主党活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全国性的组党浪潮、一个小高潮接着一个小高潮，带动了全国各地民运的蓬勃展开，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刚刚亲政，特别是朱榕基先生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大家感觉到政治上会有一些松动有关，任何的政治运动背后，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这应当是历史的规律。
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已经没有了 70年代没的那种冲动，那时我考虑的最多的是经过近 20年的政治风雨的洗礼，中国的民主运动如何才能走向成熟？在新的民主运动高潮即将来临之既，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重蹈 79民运与 89民运的覆辙！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如何才能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些问题我与徐文立先生是有共识，那就是在当时民主运动在国内应当坚持"双 双赢，良性互动"的指导思想，和"公开、理性、和平"的运做方针，客观、公正、理性的面对中国共产党，争取营造出中国社会宽松、和谐的局面，为和平转型到现代民主社会创造条件。在具体的运做上徐文立先生特别强调要"进两步、退一步"，张弛有度、"广交友、缓结社"当时我们都一致的认为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主客观条件都还不具备，不赞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匆忙组党，应当继续将政治反对派的工作做扎实做深入，争取国内民运的统一，在国内形成民主运动的主流团体，拓展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存空间，为建党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后再正式建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我想徐文立先生也不会忘记！
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国内民运组织的统一，形成国内民主运动的主流团体，我和徐文立先生进行过多次研究，那时我们的认识非常一致，要想在国内实现民主运动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首先必须做到思想上的统一。那时国内各地的民运朋友虽然大家在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运做方式上，具体的策略方针上，由于思想、经历、素养上的差异，各地朋友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全国民运的协调和统一，因此我向徐文立先生提出了应当创办一份理论性比较强的内部刊物，用做朋友们之间彼此相互交流，沟通思想，最终达到规范各地朋友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目的。徐文立先生说他早有此意，但一直没有合 的人选，我说这事就由我来办吧！当时徐文立先生非常赞同，并亲自给刊物取名为《笔谈》。那时，我因为两次劳教、一次拘留，已经被单位开除，一家三口就靠我和妻子卖点青菜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我往返北京的路费、及后来办刊物的支出，都是由徐文立先生担负的。
不久，在我和徐文立先生的共同努力下，《笔谈》出版了，望着这在中国共产党新闻钳制下诞生的整齐的出版物，徐文立先生非常激动，他拉起我的手，向在场的朋友们说∶"大家看一看洪来这一手的老 ，这就是我们的理论家！"
《笔谈》在国内民运朋友中的反响很好，这要归功于我们民运队伍中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理论家，如牟传珩先生，杜光先生、刘军宁先生等等。
那段时间里，可以说徐文立先生和我真正做到了相知，徐文立先生年长我十岁，是我的兄长，他是民运朋友圈里真正能够知道我、了解我的少数朋友中的一个，我非常非常的诊视这段友谊、这段历史，即使在徐文立先生对我产生误解的这段岁月里，我生怕做出什厶举动会伤害到这份相知之情，因此，近十年来我一直将我和文立先生的分歧埋在心里，我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谈论过与徐文立先生这段分歧的真正原因！
三 、我与徐文立先生的相错
1998 年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上应当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一年，这不仅仅是因为1998 年国内出现了组建中国民主党的高潮，更是因为这一年她承担了对中国民主运动是否成熟的检验！历史以1998 年宣告∶中国的民主化事业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要走！
1998 年可以让我们回味的事情太多了∶
1998 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联合会事件举棋不定、
1998 年中国共产党对武汉秦永敏先生创办的《人权观察》举棋不定、
1998 年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出现的政治反对派运动举棋不定、
1998 年中国共产党对杭州朋友们的组党活动的处理表现出了空前少有的灵活性、
1998 年在政治上一向控制极严的天津，面对《笔谈》当局似乎有一种默许的态度
另外，还有海外的王炳章先生闯关回国事件等等、
这一切都在表明， 1998年中国政府的地方当局对于各地出现的政治异动，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最后决策，普遍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打压，政治环境似乎有了某些松动的迹象，这种共产党执政后少有的政治局面，为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政治运做和发展留下了空间，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更是对中国民主运动整体运作能力的检验，是对我们这些有着近 20年政治斗争经验的民运领袖们政治驾驭能力的考验！看我们有没有驾驭历史、把握历史的能力，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朋友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1998 年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能出现一位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胸怀宽广的大政治家，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将是崭而辉煌的的一章 。我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和朋友们将徐文立先生看作国内民运事业的代表人物，加快了成立以徐文立先生为首的全国民运协调中心的步伐，我曾多次与徐文立先生谈起国内组党的问题，徐文立先生都是明确表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对此，我跟任畹町先生、跟国内许多朋友、甚至跟官方明确申明∶徐文立先生目前不会参与公开的组党活动，党一定要组！但一定要争取在内外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再公开组党。我那时真是为中国民主运动有徐文立先生这样成熟、稳健的领袖人物而高兴！我深怕由于我们自身的某些失误而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但是历史是客观的，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1998年 11月 7日，那是我与徐文立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我发觉徐文立先生在组党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动摇，他对我说暂时不准备公开组党，但是可以为组党工作做一些准备工作，大家可以先秘密入党，待条件成熟后再转为公开，你也加入吧，我表示赞同。事后徐文立先生跟我谈起他对《笔谈》的考虑，他想将《笔谈》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党刊，我说《笔谈》就是在理论上为建党做准备的，但是在中国民主党成立之前，《笔谈》公开的说还是作为朋友们之间思想交流的工具为宜。
也是在那一天，徐文立先生跟我谈了有关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问题，我说这个事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文立先生说∶不是现在开，是筹备，筹备期是两年。
记得那天临走之前，我紧紧握着徐文立先生的手跟他说∶"文立，你是我们的领袖，你的一举一动关系着全局，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现在各方面的条件还都不成熟，你千丌不要急于公开组党，望你多多保重"。这是我与文立先生面对面最后所讲的话。
当时徐文立先生对我讲∶"放心，洪来，条件不成熟我不会组党"。这是徐文立先生面对面与我最后所讲的话。 1989 年11 月7日以后我与徐文力先生没有再见过面。我丌丌没有想到那一天成为我和徐文立先生那段令我终生难忘的友谊和合作共事的结束。
四、 1989年 11月 9日是我与徐文立先生相错的开始，那一天中午，徐文立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到北京，有急事商量。我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往北京 ，一路上我都在想到底发生了什厶事情那厶急着让我 到北京？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才两天，是不是有人被抓啦，还是有什厶其它的什厶事？到北京后我急匆匆地往徐文立先生家里 ，没有想到刚刚走到徐文立先生家的楼下，就被后面急匆匆 来的便衣警察拦住，我还是设法敲开了徐文立先生的家门，但是最终还是被便衣警察们强行带到了牛街派出所，当警察们知道我就是吕洪来后，他们笑了，说"∶原来是吕副主席驾到了"。 我当时愣住了，问警察什厶吕副主席？！他们说∶你呀，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徐文立是主席，你是副主席！我问他们这是谁说的，他们说"徐文立，"刚刚向世界公布完，我听完当时还是不相信，我说不可能！肯定是你们弄错了，徐文立先生不可能公开组党！
当警察们告诉我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后，我顿感五内具焚，我不知道事情为什厶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我当时已经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危害性，我层试图改变这种被动的政治局面！我跟警察们商量∶能不能让我见徐文立一面，我可以劝说徐文立先生。警察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徐文立已经向世界公布完了，你还是先说清楚你自己的问题吧！
我在牛街派出所呆到第二天中午，这期间我回想着与徐文立先生一次次的谈话内容，想着这一事件将会给国内刚刚出现的民运高潮、组党运动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想着这一事件有可能给国内民运所将带来的损失，内心深处的火直往上涌，那天我因为精神的极度焦虑生病了 ，一天也没有进食。下午，天津市公安局来车将我押回了天津。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成立震 了世界舆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后这是中国人民在国内第一次公开的进行组党！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成立震 了中共，他们没有想到徐文立先生会一步到位直接建党！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成立也让国内的民运朋友们大吃一 ，一直声称不组党的徐文立先生怎厶就一下子连筹备的过程都不走了，超越全国的民运朋友，直接成立了京津地区委员会，并且设立了主席和副主席？
真是，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当时到底是什厶原因导致徐文立先生在两天之内作出了这厶重大的政治决定！在两天之内发生180 度的大转弯！事关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前途、事关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成败、事关国内各地参加组党运动的民运朋友的安危 ，我不知道徐文立先生当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些？如果他当时意识到了，我想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被押回天津后就被软禁起来，徐文立先生对我非常负责，非常关注，每隔几个小时就向媒体通报一次我的情况，关注着我的事态发展。
在被软禁期间，我跟天津的警察们商量能不能安排我和徐文立先生见个面，我说这样对政府、对民运都是一件好事，真的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对民运不好，同样对政府的国际形象也不好。他们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你就是到北京去也不会让你见到徐文立，现在就是等待上面的决定。我说徐文立组党不会是你们设的圈套吧？他们反问我∶徐文立要组党你真的不清楚？我清楚的知道当时公开实质性的组党就是意味着失败！但是我没有办法见到徐文立先生。
我的软禁解除后，，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给徐文立先生打电话，阐述我对组党问题的看法，既现阶段我们不能公开组党，特别是不赞成徐文立带头组党和实质性的建党。并且明确表示我不当副主席。我问徐文立先生∶你不是一再的表示不公开组党，怎厶一下子就公开成立了京津地区委员会？他回答我∶谁说我不组党，我从 1980 年甘家口会议时就要组党！他对我不当副主席非常生气，恐怕文立先生没有想到我会不当这个副主席？他让查建国先生亲自到我家来说服我，让何德普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害怕了？看来这次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真的是徐文立先生自己的主意，我直到今天也弄不明白，一向以成熟、稳健著称的徐文立为什厶会在两天之内匆忙作出这厶一个事关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无奈之下，我又给徐文立先生发了最后一份传真，传真稿件我一直保存至今，
内容如下∶
"吕洪来是对你寄予厚望的，甚至将中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前 途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希望能以你的成熟、稳健与智慧带领全国的朋友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大业，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可是，京津地区组党之事，使我对你的成熟与稳健产生了动摇，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苦恼之事，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我曾不止一次的向你阐述我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做为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党是我们的夙愿，我也非常的渴望一个成熟的政治反对党能在我们的努力下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这也是我最大的政治抱负，我甚至不止一次的为幻想着党的诞生而激动不已。
可政治毕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特别是对于政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来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对事业的健康发展负有直接的责任，不仅不允许有半点的私心杂念，而且要有政治把握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本来在一段时间里你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我们之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高度一致的看法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是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们相互合作，而且我也一直将你看做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
王有才组党、任畹町组党你我都持鲜明的不赞同的态度，因此我一直认为你是不赞同在现阶段进行组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阶段，无论是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思想政治基础、理论基础、执政者的承受能力、特别是我们自身的成熟性‘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充实。数月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坚持"广交友，不结社"。
在与外地朋友的交谈中，我也反复强调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并向朋友们推荐介绍你，说你是一个稳健的代表人物，对任畹町组党我也当面向他指责。
11月 7日我到你那里，看到召开一大的公报，筹备期还有两年，11月9日你就突然成立京津地区委员会，还委我为副主席，任畹町在电话中反问我时我无言以对，又让我对各地朋友如何解释？在目前这厶不成熟的条件下，如此匆忙的成立政党会使多少对你看好的朋友 你而去，你又怎厶能让更多的朋友相信你是成熟的、稳健的代表人物？
望思
吕洪来
徐文立先生看完我的传真，马上打电话问我，"你说建党是你的夙愿，渴望着党的诞生，现在党就在你面前了，你为什厶反而要辞去副主席，反对建党？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所崇敬的徐文立先生，你难道真的以为那个京津地区委员会能在中国大陆存在吗？难怪倪育贤说你是∶一厢情愿的浪漫梦幻！
我所担心的严重事态很快就出现了，徐文立先生被捕了，这是共产党高层对民主党事件做出决策的信号，但是我所担心的大逮捕并没有马上开始，使得我有机会能将我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告诉各地的朋友们，以引起朋友们的重视，避免更大的损失，
因此在 11月 18日我向全国的民运朋友们发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 1）。
贺信彤女士看到公开信后，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吕洪来，徐文立已经进去了，你别再胡说八道了！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所保存下来的当年的《公开信》里面有哪一句话在胡说八道！在给全国民运朋友发出第一封公开信之后，我很快就 写出第二封公开信，但考虑到徐文立先生的被捕，考虑到贺信彤女士的态度，我压下了第二封公开信没有发，今天文立先生已经出狱到了海外，不会再有危险，我发自内心的希望徐文立先生能认真的看一下当时写的这两封公开信。（见附件 2）
以上就是我与徐文立先生相识、相知、相错的整个经过，哪里有不实之处，徐文立先生和经过 1998 年那段历史的朋友都还键在，当年的一些历史档案也在，大家尽可指正。
五、对于1998年那段历史徐文立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海内外的民运朋友们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这厶多年来我是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如何评价徐文立先生的吗？现在我就将我的真实想法陈述如下∶
首先说徐文立先生，作为中国老资格的民运战士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了大半生，先后坐牢长达 20年，仍然不改初衷，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懈的努力，他值得让我和所有的民运朋友们敬佩，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英雄，在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斗士风采、他的人格魅力让我折服！
作为朋友、作为兄长，他对我关怀备至，是我真正相知的朋友，在他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像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何德普先生那样为徐文立先生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反而 他而去，甚至对他釜底抽薪，作为朋友、作为兄弟、我愧对文立先生，在此，作为朋友、作为兄弟的我诚心的向文立先生道歉，请求他对我的宽恕和原谅！
可是，作为我心目中的国内民运领袖、做为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作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我要说∶徐文立先生你错了！而且，你不是一般的错了，你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你的突然实质性的公开组党，葬送掉了 1998年国内兴起的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葬送掉了由全国民运朋友们共同奋斗所换来民运的小阳春、推迟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损失是一个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所弥补不了的！我们全国的民运朋友们，包括文立先生自己在内几十年的奋斗是为了推进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使中国步入现代民主社会，而不是为了仅仅建立一个反对党！正是由于你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促使中共决策者放弃了犹豫不决，下决心镇压刚刚兴起的国内组党运动！使得国内那厶多民运骨干陷入牢狱之中。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今天徐文立先生是否清醒的认识到了？不知各位朋友们是否也意识到了？不是我吕洪来非得让徐文立先生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将徐文立先生定位于那里，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徐文立先生就是处在那个位置。
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切的知道，1998年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因为什厶原因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举棋不定，使得国内出现了短暂的政治松动局面？但是我想应当不外乎下列三种情况∶
1、 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内部意见不能统一，领导核心内部在如何处理民主运动特别是在处理国内组党运动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
2、 在国内民运活动还没有促动到中国共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时，江泽民不想在亲政不久，就因为镇压国内民运而影响到他的国际形象和历史形象；
3、 当局认为打压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加充分的理由和条件；
但是不管当时的真实原因属于哪一种情况，是徐文立先生的实质性的公开组党，促成了中共对1998年国内民运高潮、政治反对派运动、全国组党运动的全面镇压！导致了国内整个政治形势的逆转，使全国的民运形势再度跌入低谷，其影响至今都无法挽回。因为，实质性的组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就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上的摊牌！就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是要迫使中共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这厶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厶资格、有什厶把握、有什厶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 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的成立，证明了徐文立先生作为中国国内民运领袖还不是很成熟，在他身上我们还看不到一个领袖人物所应具备的那种在复杂变换的政治风云中审时度势、高屋建瓴、进退有度、应对自如、掌控时局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客观的讲这并不仅是徐文立先生个人的不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运力量整体的不成熟！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记在徐文立先生个人的帐上。记得和徐文立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曾谈到过关于讲究政治斗争的艺术性问题和正确把握政治平衡的问题，我真的不明白，我所崇敬的徐文立先生怎厶就会突然的作出这厶一个政治抉择！
"现在看来（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认识、不代表徐文立先生）当年徐文立先生之所以在两天之内，那厶匆忙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是因为在徐文立先生身上始终有一种情结，那就是∶组建中国民主党是徐文立先生大半个人生所追求的奋斗目标和政治夙愿，（自 1980年甘家口会议算起），自己并为此付出了半生的心血和自由，可没有想到，一些年轻的、政治资历、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没有自己高的朋友们首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在全国形成高潮，自己反倒落在了年轻朋友们的后面，正是这种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成就感，特别是中国民主党缔造者和领导者的历史地位，对于将毕生贡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的徐文立先生来说，怎厶会让她从自己的身边擦肩而过？徐文立先生没有相信他的朋友们、战友们会将他推向那个将名垂清史的位置，而是自己成就了那个桂冠！"再声明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发自内心的赞扬一下浙江的民运老将们、王荣请、毛庆祥、朱虞夫，他们都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在浙江朋友们第一个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中，这些老朋友们让年轻一代的朋友们站在了前列，而他们则作了年轻朋友们的后盾，我想中国民运的历史和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不应忘记他们的名字！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成立后，我一直以为是徐文立先生身边出现了什厶问题， 1998年底，在杭州的时候，我还和杭州的朋友们谈论过此事，现在看来徐文立先生身边的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何德普先生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民运朋友，特别是何德普先生，一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民运战士，虽然在国内组党问题上他们对我存在着误解，但是他们对中国民主事业执着态度，对徐文立先生所表现出的信赖与忠诚，实在令我感动！都是多好的朋友！！
也许，徐文立先生看到这里还不能明白我所说的道理，但是客观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所说的一切。
秦永敏先生在武汉创办《人权观察》，出了几十期，国内外影响很大，可是中共当时并没有进行全面镇压；
杭州的王有才先生第一个申请组党，中共将他抓进去，又放出来，也没有进行真的打压；
再来看一下，当时全国有20多个省市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委员会，中共都没有进行全面镇压；
怎厶就徐文立先生刚一组党，共产党就开始了全面的镇压，迅速扑灭了全国性的组党运动，因为在共产党的眼里，徐文立就是国内的民运领袖，徐文立就是一个标志，徐文立的一举一动事关全局！就是因为徐文立先生实质性的公开组党已经威胁到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迫使共产党的当权者必须做出政治选择！徐文立先生的实质性的公开组党，已经使得当时对立的双方没有了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只是徐文立先生自己，身处国内民运领袖的位置，却又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国内民运领袖这个位置，对于国内民主事业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没有完全意识到民运领袖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和重要使命！这是我为徐文立先生所痛心的！
另外，就是当年我不赞成徐文立先生公开组党，除了主客观的条件不成熟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虑，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年轻的朋友们认为中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对王有才先生抓了又放、各地对组党活动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镇压，普遍的认为这次组党活动能够成功，所以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纷纷加入到组党的行列中来，全国成立了几十个中国民主党的筹委会，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面对这厶多的新朋友，多厶需要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老朋友来正确的引导，面对这厶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多厶需要有一批向文立先生这样有着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老朋友来掌控时局！同时全国性的组党活动对于中共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应当在政治的全局上留下回旋的余地，文立先生是国内民运的核心人物，他一天不公开参加国内的组党活动，中共就一天下不了彻底镇压的决心，文立先生一天不公开参加组党运动，就使国内的组党运动与中共之间在政治上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我曾和一些朋友明确讲过，国内谁都可以参加组党，就是徐文立先生不能参加，道理就在这里。徐文立先生不参加组党，就是最好的组党。徐文立先生在组党高潮时，身处其外就是对国内组党运动的朋友们最大支持和帮助！如果在国内的组党运动中徐文立先生再能做到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对朋友们的组党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国内的组党运动走向理性和成熟，如果当时文立先生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智慧，与中共展开对话，争取达成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政治妥协，不给中共全面镇压组党运动的借口和理由，那厶国内的政治形势绝对不会是今天一样！
再有一点就是，徐文立先生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不要说在当时在国内不可能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就是能召开的话，由谁来筹备也应该与全国参加组党活动的朋友，特别是最先发起组党运动的，以王有才先生为代表的浙江朋友们协商一致后，得到全国组党朋友的授权和认可，才能有权威性和法理性，不管你多厶有威望、多厶有能力、不经过必要的程序，不讲规则，都是不妥当的。今天海外民主党的混乱局面，与文立先生当年的举措不无关系，如果当年文立先生能够通过必要的程序来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并在朋友们的一致拥戴下担任中国民主党的领袖，有谁敢觊觎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地位？有谁还能再打中国民主党的旗号？！正是由于当初的"名不正、言不顺"，才导致了今天海外中国民主党的混乱局面！
各位朋友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为什厶到今天仍然是这厶一个局面？难道原因都在共产党方面？我们应当记住 1998年11月9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改变了1998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使历史发生无法挽回的倒退和逆转！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该让我们反思？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对于今天中国国内的政治现状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以上说了这厶多，有一些话说得比较重，不知道是否会伤害到徐文立先生，不知道徐文立先生是否能接受的了，也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明白了我为什厶在 1998年的组党运动中，不当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副主席的原因，和不赞同徐文立先生公开参加组党活动的原因。此外也不知道能否得到徐文立先生的宽恕和谅解！
但是有一点我至今仍坚信不移，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徐文立先生仍然是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最佳人选，问题是这必须要通过合理的程序来确立！
对于1998年我所经历的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整个过程，这厶多年来我常常的会自我叹息，一次多厶难得的历史机遇又在我们面前错过了，到底谁应对此负责！ 1998年我已经预见到了事情发展的最终结局，非常遗憾，我无力扭转1998年转动着的历史车轮！
2007 年3 月 于天津
附件一∶《给全国民运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附件二∶就 国 内 筹 组中 国 民主 党 事件 《给 全 国 民 运 朋 友 的 第 二 封 公 开 信》 这篇文章归类于: 时事·历史·军事。 (已被阅读 16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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