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同班同学五月份在北京北海公园聚会，我于事后听说。与会的同学把在白塔下的合影发过来，并连带发来二十二年前（１９９３）校庆时本班同学返校作贺的三张老照片。靠他们发掘整理的班名册提醒，我能忆起近五十年前班上４９员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真的，只对两三个觉得不像，但相信是我而非名册之误），甚至能或清晰或隐约地想起一些人当年的样子。然而，看着照片，即使只说１９９３年的，上面多数人模样变化之大不下于我，跟名册对不上。数数，二十多年前是二十到二十四人（三照中人略有不同），最近这次是二十三人，每次都约及当年总数之半。 这个比例使我想起前些年在某网坛看别人的同学聚会。发贴的网友是八十年代上大学并毕业的，提及参聚人数，是当年全班三十多人中的十几个，也是大约一半。当时曾跟贴问“楼主”；来聚会的都是混得比较“整”的吧? 答：是，混得不如意的不想聚。这合乎网上对同聚现像的评论主流。 自己还从未参加过同聚。但是，对那些从不参聚的同学，我倒也不以为尽是因为混得不好。从名册上看，除了三位已不在世，老同学中也有和我一样是不常居北京的。那么，如果有机会躬逢其盛，我是否也要去聚一次呢? 这个问题，如英语中常说的，真是问得好；也就是说，很难简单回答一个“是”或者“否”。 看到那几张同聚照片，思绪自然被拉到五十年前。记得１９６３年走进中学时，全年级十个班，不少，我们班第九。班里当时人数不到五十，也不少，我的学号也曾第九。初中那一段人生，在我辈真正走上社会（到文革开始，未及上山下乡，我们的学生生涯已经提前中断了）之前，只有三年，睽隔太久，能有的记忆都成散碎片断，自己也觉得也不尽可靠了。尽力抽取归纳，有两端是印象较深的。 一端是，与古今学生大同，记得一些让我受惠的老师。当时学校里教授各门课程的都有一些老教师，被学生（历届相沿）称为某“先生”（无分性别）。上他们的课，自然使学生抱一种期待聆教的心情，课堂气氛安静，讲授顺利。记得初二时上语文课，老先生操一口终生不改的乡音朗诵《石壕吏》，感情充沛，铿锵有声。课后大家嬉笑摹仿，至今未忘，我因此仍能背诵这段杜诗。教授平面几何的女先生，安闲沉静，传授知识有教无类，引人入胜一凭逻辑。而堪与老资格教师比肩的，另有一位教授历史，新从师范毕业，虽然年纪轻，却相当压得住台，使学生悦服。一是他讲课条理连贯，各部分内容呼应愉快，二是他上课从不“压堂”，总是讲毕、一掷粉笔、下课铃起，令人叫绝。有一次，同年级邻班同学竟然在课堂上齐呼“孙老师万岁!” 弄得他一时惶恐不置，急忙制止。我们探头围观，虽然不明具体原因，但也都抚掌会心，直欲相与呼喊。 另一端，也从老师说起，是三年中三位班主任，都给我留下或深或浅的不好的印象。中学时期，心理复杂，经常心情紧张。到初三后期，某被认为“不要求进步”、“不积极靠拢组织”已成为不可改，政治上落后已经定局。一切起源于初一。当时的班主任也算是老教师，本应是位和善的育人者。但只记得她在讲台上疾言厉色：“你光学习好，你不要求进步，那你就是──白专!”其实不才学习成绩也非班里拔尖，“专”在心目中历来悬的甚高，自以为够不上。但是，“要求进步”之类，确实比之学业更加被动艰难，更是越来越跟不上。因此听着老师敲山震虎，心里老是发虚，以为是说自己。其实当时想法也粗俗得很。除了青春期一切不成熟、不稳定、易惶惑与任散漫等等之外，心底里认为：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切要求说得那么高，那么好，可谁是真能做到的呢? 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的那些同学就算做到啦? 但当时远未觉悟到：学校是为社会培育人材的公器，不应只为某个党（或，更“高尚”云尔，某个阶级）培养事业接班人。学生本应可以或者不问政治、或者选择从政但不从权势党。这些本来是民国常识，但被志成中学（学校旧名）时期以来（先国民党后共产党）的党化教育给弄邪了。而且，看张中行前辈记述的１９４９年以前北京四中（另一个先国后共的党化教育重镇），国民党时期学校师生中尚能有自由派甚至共产党思想存在（毕竟是民国，毕竟是学校）。到共产党时期，铁板才是真铁，做到了不留孔隙。 这所中学，我的母校，现在（在新校址）门口张悬的是“办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学校”，与过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说时还要加上定语“真正的”）相对照，是否已经脱离党化教育的严厉禁锢了呢? 为后辈校友祈祝，但愿如此。 回到同学聚会的问题，若有机会，去还是不去? 犹豫再三之后，仍待再四。但有一个想法是确定的：当年集体今既不存，当年大事亦乏善可陈，同学叙旧，无论话题为何，必得在个人相处的氛围之下，而非希图重温主旋旧梦。按今天常见的情形，加入某微信群，算是重新找到了组织，重新回到了集体，那还不如继续“失联”，免得有朝一日跟组织不睦，又闹个嫌多欢少，最后落得一声叹息，好事不如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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