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只有違法者，沒有所謂的異議人士。”這一宣稱出自面對記者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時在2016年6月3日。行政當局無常設發言人（“六四”期間袁木曾以“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名義連日出見學生和記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暫時現像），經年以外交部人員充代，是一個中國特色，世人已習焉不問。可是，政府雇員或工作者的言論不得違憲，若在法治國家，這是其必知的常識。

洪磊的“只有……，沒有……”之邏輯，表示在中國凡持政治異見者皆屬違法，這是明顯的違憲言論。此其一。再者，在中國有無異議存在的問題上洪磊意欲強代中國，聲稱吾民頭腦如同生鐵頑岩，或懵然無思，或思無二致，那是他在蔑視和貶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思想能力！外交部發言人每常揮舞“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大帽子，應該想得到不要讓它落在自己頭頂上嘛。

在對社會發展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問題上，中國民間是否存在異於政府路線的意見，你不必有什麼超凡功能也會知道，完全不消說得。今日之日，就連年輕人絕望“躺平”也榮蒙央視名嘴出面指責，有如古時朝廷每欲以“腹誹”為罪的蠢動，是容不得異議的極端表現，如胡適在台灣得知胡思杜在大陸慘死之後說的，斯時斯地，一個人（在“追求進步”的路走絕之後）竟然“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把關心國是者劃歸境外，是現今中國政府排除異議的手段。從中華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凡自外於中國者屬於外部勢力，當無可辯；但是，當權者動輒強將國人劃歸“境外勢力”，其事可疑，並且有害於國。

從中國出來的人自可定位不再是中國人，甚至不再是華人，他有他的理，若一定要說他是“漢奸”，那是你自己尋錯了對像。例如，余杰先生在《上報》發表《我所認識的余茂春》一文，在文末說明了人家二餘皆是蒙古人，也就是說，兩位余先生如今是作為蒙古裔美國人活動於美國社會，他在美國要求職謀生，他在美國作處士橫議；你或者願意同他討論，或者只想批評指責，說別的都可以，而扯向“他是否漢奸”的話題，便是你自作多情了。

不是中國人就不能議論中國事麼？中國人可以這麼想，可是天下之嘴不都長在中國人身上。正如中國人也愛縱議天下，持論也未必總能令人信服，但人家也無法叫中國人閉口。中國政府有沒有過“吃飽了撐的”“干涉別國內政”（輸出革命煽動顛覆他國政府）的往跡，且不重提，只說當今中國的外宣諸子議論他國之事，不也是口角生風，乃至蹬鼻子上臉？所以，如兩位余先生者要談論中國，你也只能由他去談。

注重外間輿論的同時，可別讓咱們忽略了最該扎眼又扎心的事情：如今唯一受到切身限制而不得議論（即“妄議”）中國事的，偏偏是在中國的中國人！——這是上承中共中央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立場精神；而全球其他國家的政府（包括其外交部發言人）可從來沒禁止本國公民議論中國事（當熱，人家日常所議論的也還沒至於淨是中國事）。兩相對照，這才是最大的悲催。

至於永遠作為境內勢力之一部分的眾多中國公知，他們無論遭到怎樣的壓制或鄙薄，一直都在說着一句話：愛國，就要盯住政府。以務虛而言，這是憲政的基本精神；以求實而言，這是來自數十年呼籲憲政而不可得之親身經歷的試金石，此理永遠不可能真正被箝制鋤除。

愛國的草民又豈曾不知：是那些人，是那些終日滿心滿口“要有政權意識”、“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動輒煽動內鬥使民戰慄）、“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人，只有他們那樣自詡有國的上下幾代才能賣國。請問網上諸君，請問常代大外宣發訊的諸位小編，累月經年樂而不疲地發那些在境外或者民間遍尋“賣國賊”與“漢奸”的文訊，除了幫着禍國誤國者轉移視線，你真以為還會有其他成績麼？

放下那個老要找出“境外勢力”——“百分之五（從來無需實算）的階級敵人”——的架勢，真誠開始與民休息，讓人講話，讓國可愛、能愛……不得不說，這才是頂層之人的責任所在。身在執掌一國重器的顯宦之位，識見卻到不了國門之外兩步三步——此曰肉食者鄙（而今人人可吃葷，“肉食者”必不指向人人，此古語惟借指當權之輩耳）。言論公然違憲，卻渾似無知無覺——此曰可鄙之尤。

即使非異見人士，遲早也要想想：曾經說過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按：這必意味着先須從幫會或者朝廷變身而為現代政黨——的當國人士，你們的思想認識水準線總得先提高那麼一點點吧。據中國近現代史的教訓，收拾人心，要趕緊走出第一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