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恐懼 一轉眼，距離上次去先生家看望他到今年已經整整10年了。最近，通過從網上的卜告我得知他已經仙逝，享年103歲。沒有能夠去參加他的葬禮，於是決定寫下一些有關他的小事，作個記念。 先生是中國科學院在我們研究所的老一輩的科學家，稱他為中國分子遺傳學的奠基人應該不算過分。我進入他的實驗室學習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不再直接招收研究生，但仍然每天堅持去實驗室工作半天。雖然先生不是我名義上的導師，我的導師是他手下的三位研究生導師之一，但根據實驗室的傳統，實驗寶的任何一個研究生都需要向他匯報研究的進展。根據輩分，也許我應該尊稱先生為師祖，由於他在中國的學術地位和年齡，我同大家一樣也是以＂先生＂而不是以"老師＂稱呼他，以“師母”稱呼他夫人。 正如先生在我畢業時所說＂你是一個很不錯的學生，我很抱歉已經沒有精力來指導你研究＂，僅從研究方面來說，我的確從他身上所學有限，我對中科院培養研究生的方式也非常不認同，雖然這段時間的學習讓我獲得了來美國訪學的機會。在三年半的博士學位學習期間，我最大的收穫是從他身上學到到了很多知識以外的東西，如他對科學研究的態度、科學視野和對人格尊嚴的不屈堅持在我的內心產生了共鳴，因此我一直把先生當作我科學研究之路上的一位啟蒙老師。 我是九十年代末進入先生的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的。在入讀的第一年，我參加了一位師兄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我們實驗室當時有一個同英國帝國大學合作的項目，師兄是受實驗室指派去英國工作，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的。論文實驗部分的工作很漂亮，已經發表在該領域的頂級期刊里。大家本來都是以很輕鬆的心情去參加師兄的答辯會的。然而，先生在會上問的一個問題：你是否覺得你的論文裡有剽竊的嫌疑？讓氣氛一下緊張起來。原來先生注意到師兄論文的致謝部分與已畢業一年的另一位師兄的致謝很相似。師兄後來如期畢業，但這件事的確給我這個新手敲了一個警鐘，我因此在寫自己的畢業論文時，從寫綜述到致謝都力求做到用自己的語言。結果引來老先生對我致謝部分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提到了感謝你母親和妻子，沒有提到你父親？我的回答是：我在性格上可能更象父親，但他在我開始讀博士學位之前已經過世了，因此對我完成自己的論文沒有什麼幫助。站在現在的高度，論文的質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但由於沈先生在師兄答辯會上給我們的震撼一課，讓我對＂學術誠信＂有了一個非常感性的理解，儘管我在中科院的三年多博士學習過程中從來沒有被要求上過關於＂學術誠信＂方面的課程。雖然看到有的同學用複印機把別人的綜述複製到自己的論文上，但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用自己的語言寫出了自己的論文。 在我們相處的三年多時間裡，先生除了和我討論實驗結果和撰寫論文外，他偶爾也會談論中國科學界的現狀。從先生的言談、他當時正在編輯的傳記、以及我對實驗室的狀況的觀察，我能夠感覺到曾經遭受過文革摧殘的他對中國社會的恐懼，雖然他沒有直接和我討論它。 抗戰勝利後，先生於1947年受庚子賠款的資助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當時的加州理工學院在生物學界可稱得上是群星匯聚，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摩爾根和分子生物學的奠基人德爾布呂克的高峰期都在那兒工作。受傳統的儒家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先生放棄了在美國繼續深造和發展的機會，於1950年博士一畢業就立即回國，期望能夠用自己的知識和激情去幫助自己積貧積弱的祖國。據他自述，同校的錢學森事件也堅定了他回國的決定。抱着對“新”中國的殷切期盼，在回國途經日本時，先生拒絕了敗逃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邀請和遊說，毅然決定回到中國大陸。 然而，回到中國大陸之後，先生僅僅正常工作了十年，就開始了自己長達十年被整肅和批鬥的生涯。先生在追求科學真理上以不近人情的苛刻而聞名，他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會經過反覆的修改，因此一輩子只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而不象國內很多其他＂著名的科學家＂那樣一年發表一兩百篇研究論文。這些文章足以讓他在那個＂革傳統文化命＂的瘋狂歲月里成為有名的＂白專＂，理所當然的眾矢之的。每天的批鬥使先生完全脫離科研第一線，也造就了先生的簡歷中非常強烈的中國特色：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擁有美國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國內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先生在1966～1976年的整整十年中沒有發表過一篇學術論文。 在整個文革中，先生從來沒有、也拒絕揭發和批判其他的同事，讓他背上＂死不改悔＂的罪名，處境更是雪上加霜，遭受了從不間斷的肉體上的折磨和無窮無盡的精神上的打擊。很有趣的是，先生介紹他在＂文革＂十年中最受到尊重的一段時間是在被下放到農村之後，與鄉下的農民一起生活的那段時光。也許是由於愚鈍的農民還沒來得及深入理解共產黨政權給他們灌輸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點，只能用樸素的、中國傳統的觀念來對待一個他們認為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 就在文革結束前夜，中科院派出了一個科學代表團去歐洲訪問，先生作為名義上的代表團團長是唯一受過正規科學訓練的科學家，但他的一言一行一直都是處在其他與科學毫無關係的官僚的監督之下。由於長期被迫脫離科研第一線，先生對歐洲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無所知（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時，分子生物學剛剛萌芽，而在分子生物學迅速發展時，他被完全剝奪了科學研究的權利），只好白天努力從歐洲科學家那裡了解一些新的科學名詞，晩上在法國大使館努力學習和消化這些新的知識，然而他的努力卻被同行的代表團員們批評為愛出風頭。先生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感到屈辱的時間，差點因此選擇在歐洲結束自己的生命，雖然他在這裡沒有受到在國內時那樣肉體上的折磨。幸運的是文革只堅持了十年。 史無前例的＂革中國文化命＂的運動隨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中國幾千年一出的最偉大的偉人＂、中國人心中的＂紅太陽＂和＂大救星＂的離世而終結後，先生又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科研工作。然而，長期遭受非人折磨的先生心中的陰霾並沒有隨之消失。由於所里的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同事在文革時期直接參與了對先生的揭發和批鬥，文革的結束顯然沒有能夠完全抹去先生內心深處的那種恐懼陰影，這使他對同事總是敬而遠之。用他自己的話：＂以前別人稱我為上海的山東人，現在我是山東的上海人＂。 在進入先生的實驗室之後，我曾經對一個問題感到困惑：為什麼我們實驗室同本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有同樣的名字，都從事分子遺傳學的研究，位於同一棟實驗樓，卻不屬於國家重點實驗室。後來聽說，在我進入本研究所之前，所里希望先生能領導籌建一個分子遺傳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但被他拒絕了。先生選擇了單獨管理自己的實驗室，重新開始一個全新的領域——研究生物固氮過程中的分子調整機制。由於他從1976年後開始為實驗室贏得的國際聲譽，我在2000年博士畢業時很輕鬆地獲得了到同一領域幾個有影響的實驗室（包括瑞士和美國）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機會，雖然此時我們實驗室已經開始日幕西山。 ＂文革＂在先生內心造成的陰影也從另外一件小事上體現了出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由於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長要來本研究所做一場學術報告，本所的領導在大門到研究樓之間道路邊插滿了紅旗以示歡迎。前來上班的先生看到那飄飄的紅旗後，說了一聲＂做報告插什麼紅旗？我還以為文革又回來了！＂。可見這些染上了無數無辜百姓鮮血的紅旗在先生的心中已經造成了多深的陰影。 沈先生走了。所幸的是雖然活了103歲，他只經受過一次“史無前例”的“大革中國文化命”的折磨。在新版＂文革＂高潮來臨之前離去，他不用再恐懼這面沾滿無辜人民鮮血的大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