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六经专家误 古人习惯增原著 作者 于栋轩 研究古代文化，必须注意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书中的内容，古人喜欢把自己的一隅之得，掺入他人既成的书籍之中。这使得有点小聪明的，半吊子现代人，在读古书的时候，会形成刻意地把原作看成是，伪书的错误判断。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问题，与现代人图谋西化，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孔子在《论语》之后，连编后语都备悉无遗。曾子却吩咐自己的弟子，把其临死前的感言，掺入在《论语》中。因为事情发生在孔子去世后的四十四年后，以至于现代的半吊子专家学者们误以为，孔子在世时根本就没有《论语》，这部书是曾子的门人弟子所编写。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我们不难从自己的学习习惯中得到答案。 孔子以其治理中都，与夹谷会后令齐景公寝食不安，而以美女、骏马贿赂鲁定公的方式，导致鲁定公荒废国政。孔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施展自己的强国长才，而弃官不做，周游列国、开门授徒的行为，实在是大材小用之极。 之所以肯忍辱负重，从最基本的教育事业做起。与孔子立意以道德教育，来改变社会风气的宏伟蓝图，以及为尽快提升国人的文明素质，而勇于奉献的高风亮节密切相关。 孔子首开以道德教育，来改变社会风气的先河。为了能够获取立竿见影的非凡效果，自然会废寝忘食地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编写出可以迅速提升，弟子的道德修养的理想教材。子路被人无理辱骂之后的谦恭表现，证实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已经结出了非常丰硕的可喜成果！ 在这种强大的动力下，把这一成效显著的既得教育理念，永无休止地持续推行千秋万代。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大批，‘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杰出人才。则应该是孔子为净化社会风气，而设的最最理想的宏伟蓝图。 要实现如此无远弗届的，辉煌事业的伟大目标。教材的编写工作乃是需要，反复推敲、斟酌的重中之重。孔子怎么可能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自己始终毫不作为。而把《论语》的编写工作，寄托到一群隔代的，未知其是否具有编写能力的门弟子的手中？！ 就像现代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责任心的导师，为了自己的科研项目能够取得，理想的科研成果。都会义不容辞、任劳任怨地亲历其中，直到科研项目圆满完成为止。 孔子的《论语》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已被作为道德教育的准绳。供弟子作为行为准则，学习运用在他们平日的，处世为人的行事作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怎么会彻底放弃《论语》的编写工作，非要留待与编写工作毫不相干，与自己毫不相识的后人，去完成这个已经完结了的成书？！ 何况，唯有把要讲的内容刻制在书简中，作为备课的教材。孔子才不至于，傻傻地对每一个入门弟子，多此一举地反复背诵、述说着，学生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不用笔记的情况下，单纯靠他们有限的大脑，一次性地把这些内容繁杂的说教全部记忆下来。 所以，《论语》作为，孔子每一个入门弟子的必读教材。孔子自然会在教学伊始，就预先规范好了教育内容，拟定了教材初稿。加上孔子认为教学过程中，与弟子之间的问答，以及弟子们的学习心得。凡是有益于教育方面的内容，都在孔子的指导下，由弟子们以家庭作业的方式，将每日所学的内容逐条刻制下来。再用牛皮条集结起来，就成为孔子时代弟子们必读的《论语》。 要等到曾子的门人弟子，来刻制成书的愚蠢想法。如果不是利令智昏、哗众取宠到了，令人发指的疯狂程度。充分地激发出崇洋媚外的专家学者们，挖掘祖坟、自毁文化长城，为实现全盘西化的祸国大业添砖加瓦的热情，高涨到意识不清、神昏谵语结果。应该不会造成这种，匪夷所思的狗血式的考证结果。 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孔子什么都不做，其众弟子也会把他所讲的内容，作为读书笔记记录下来。应该不需半年的时间，一万多字的《论语》就可以，粗具规模、自然成书，约定俗成地成为指导弟子们行动的指南了。孔子怎么可能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完全靠背诵的方式为众弟子讲述《论语》？ 非常可怜的是，后世专家学者们太过‘聪明’了。每当见到古文中的一句，属于作者逝後出现的话语，就胶柱鼓瑟地彻底否定原著的著作权。包括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所记述的史实也不例外，令人欲哭无泪！孔子所作的《春秋》等其他书籍，就是这样被这些半吊子专家学者们，自以为是地彻底剥夺了其著作权的！ 再者，除了孔子以外，没有人具有预测未来数千年的非凡能力。当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根本原因。也就不可能在《论语》编写结束时，刻下，‘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句，与全篇论语的道德教育毫无关系，却真实地反映了，不懂论语的胡适等人，打倒孔家店的白痴理由。这种寓意深远、具有先见之明的编后语。（详细内容请见拙作《不识论语伪博士 诽谤圣人谗胡适》，此处恕不赘述。） 网上一篇题为《李尔重论孔之三：孔子没有删诗书订礼乐》的文章写道：（以下简称《论孔》。） “孔子一生学到了什么？……历来的传说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到底如何？可以析而研究之。 删诗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 之音。”……实际上，删诗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已经详细观看了《诗》的《风》、《雅》、《颂》的演奏，可见当时《诗》已经有了《风》、《雅》、《颂》的定本。那时孔子才八岁。…… 《论语·卫灵公》曰：“放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可见孔子对 “郑声”的淫荡，是十分忌恨的。他要删《诗》，—定会把《郑风》，以及《卫风》给删掉的。……现存的《诗经》也还保留着《郑风》与《卫风》。可见孔子没有做过删《诗》的事。…… ” 司马迁在《礼记》中，说的是‘删’，并不是‘作’。既然是‘删’，当然之前已经有了定本，不然的话又从何删起？也就是把原有定本的三千余篇，去芜存菁只留下三百零五篇。即为，将《论孔》作者所说的《风》、《雅》、《颂》中的内容，删去了九成。 ‘郑声淫’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指的是，从古至今的郑声都存在着荒淫不堪的问题，而应该是指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现状。保留着《郑风》的风格与其中有益的内容，只删除其中对教育无益的东西，并不存在有什么自相矛盾，或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 接下来《论孔》写道： “删《书》之说，更为渺茫，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司马迁说话的根据只有《论语》上说的“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也。”……多人论《书》，但无人能找出先秦时代《书》的真本。……在《论语》中孔子……谈《书》最少；他要弟子们学《诗》、学《礼》，却没有教弟子学《书》的语言。 《论语》中……对序《书》一件大事，只字未提，可见删《书》、序《书》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应该不是妄言虚语。” 与《论语》从未提到著《春秋》、《十翼》等内容一样，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与《十翼》的事实，《尚书》自然不应该在此例之外。与《论语》、《春秋》、《礼记》等书籍一样，《尚书》会被古人添加与时代脱序的内容，并不奇怪。如果因此就彻底否定孔子‘删’《尚书》的史实，根本就有失专家考古的应有态度。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记述了，孔子教弟子学《书》的语言。因为《史记》中的‘经’字是无法识别的空格，《论孔》作者错误地把《六经》，误以为孔子所说的是《六艺》。并因此而‘据理力争’，痛斥司马迁之非。具体情况，下面再作交代。 近代专家学者如钱玄同、顾颉刚等胡说八道者多如牛毛，司马迁的《史记》远较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现代人的臆测遐想可信得多。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门弟子要从哪里去学礼？ 在学习中，任何时候都有重点与非重点。显然，‘诗’与‘礼’乃是，普通学子应该掌握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学难免会贪多嚼不烂，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则，岂是智者之所为？！ 接下来《论孔》讲到《春秋》的问题： “《春秋》一书与三传所记不同。《春秋经》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并云：“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怎么能把自己的死年月日时写上去？马驌的解释说：“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录以续孔子所修之经。”……《左传》不但写了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且把《春秋》记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这又是为什么？……这里露出了《春秋》是否孔子所作的破绽。” 前面提到过，像《论语》那样，古代后人为作者添加内容的情况，自然不会只限于《论语》。包括《春秋》、《礼记》等几乎是无处不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述的内容，不难看出在孔子去世后，后人在《春秋》中，补充内容的事实。 “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在这里司马迁记述了，孔子作《春秋》是‘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司马迁不可能没有看到，孔子去世后的《春秋》被增加的内容，之所以坚信《春秋》为孔子之所作。当然是因为其熟知，古人在原著中追加内容的习惯。 孔子因为自己的道德教育没有得到，有效地全面推行。退而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书写《春秋》，意图使‘乱臣贼子惧’才是孔子作《春秋》的根本动机。《孟子·滕文公下》记述的，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不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论孔》的作者因为，孔子在《论语》中对弟子的说教，就认为孔子没有‘力研易经’，令人无言以对！一个根本就不懂孔子因人施教的半吊子，有什么资格对古代文化评头论足？！ 《论孔》接下来写道： “……五十岁以后从政繁忙，周游列国， 劳碌奔波，从来未见他学过《易》，……此可见“晚而喜《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是无凭无据的。 《论语·雍也》。“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一个这样不信鬼神与卜筮的人，怎么可能去下力研《易》？…… 《易大传》之“十翼”说是孔子作的。这也是古代学《易》大家早已否定了的。……《易·繁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说孔子讲过阴阳之道的，都是后人的演义。……都是后人假借孔门之口的论说，不足为凭。 孔子在《论语》中谈过“道”、“天”、“命”；谈“性”很少。…… 孔子从来没有谈过《易》之卦与爻；相反，孔子对占卜的事并不相信。看来，孔子“序易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论孔》的作者把研究《易经》，看成是迷信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易经》是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超科学的预测信息学。根据《易经》袁天罡与李淳风在一千多年前，就以《推背图》一书揭示了，飞机与潜艇以及原子弹，在二战中的强大威力。 如果不是因为，高科技武器一旦被意图称霸全球的野心家，用来屠杀全人类。我们的祖先绝对可以最早发明高科技武器。单纯的迷信，如何能够预测到一千多年后，世界上出现的各种事实！？ 《论语·雍也》记述了，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针对不同的弟子所讲述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因为大多数弟子都不具备学习《易经》的天赋，在注重道德修养的《论语》中讲阴阳之道，只能使大多数弟子感到困惑。毕竟，在孔门弟子中，真正学得易理的只有商瞿一人而已。 子张之所以会向孔子提出，数百年之后的事情是否可以预测这个问题。应该是子张亲自体验到，孔子预测数十年的问题非常神准。所以才会进一步提出，更久之后的未来，数百年后的事情是否也可以预测得知。而孔子则毫不含糊、肯定地答复到，数千年之后的事情也可以预测得到。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答复子张所说的‘虽百世可知也’。当然不是自吹自擂的信口开河。因为孔子的确有可以预测数千年之后，国家社会所发生的问题的预见能力。前面提到过的，《论语·尧曰》记述的，‘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编后语，指的就是，胡适等人没有读懂《论语》，误以为孔子为废物，才有打倒孔家店、自毁文化的错误行动。 《论孔》作者接下来写道： “《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重视《易》教。“《易》以神化。”司马迁讲的六艺是：《礼》、《乐》、《书》、《诗》、《易》、《春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讲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只有司马迁说孔子之教学有《易》教，其余诸人，连孔子在内，也没有说教学内容有“《易》教”。” 这里《论孔》的作者在故意误导读者，把无法识别的空格说成是‘艺’，然后再以想当然的所谓六艺，‘理直气壮地’批判司马迁所说的六经。文化批评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原文是： “孔子曰：“六█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司马迁说的，根本就不是‘六艺’。包括网上可以阅读的资料在内，‘六’后面所连接这个字，不清楚是什么字。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字绝对不会是‘六艺’的‘艺’字。 如果问题真的像《论孔》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司马迁连六艺的内容都弄不清楚的话。还要现代人把‘六艺’的内容，对我们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予以指导改正。《史记》恐怕早就被当成烧柴，而化为粪土了。 注意这里‘六’字后面所空出的字，由上述文中的内容可知，应该说得是‘六经’的‘经’字。司马迁所引用的孔子的话，原意应该是，“孔子曰：‘六经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六经’即为文中所列的，礼、乐、书、诗、易诸经与春秋，与六艺没有半点关系。 《自残西化》 湮灭国学与史记，弄虚作假存佳绩；全盘西化见奇功，钓誉沽名圮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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