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鄧聿文撿劉曉波破爛兒 拋出《一八憲章》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早就是一堆歷史垃圾，今兒個倒好，來了一位撿破爛兒的大學者鄧聿文，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地全盤重複着劉曉波已經全盤重複過的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人士哈維爾等人所炮製的《七七憲章》。這種老一套的東西無非就是想美國所想，急美國所急，立志要把中國變成前蘇聯，讓中國重走前蘇聯的老路。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陳康爛穀子，其核心就是要推翻現政府，實行全盤西化的親美政策，心甘情願地做美國和西方的奴僕和走狗，一心一意為美國和西方謀福利，而其所期盼的回報，僅僅是懇請美國同意讓他在本國當一個土皇帝，以滿足他蔡英文式的“民主性”獨攬專權的心願。

想當年，劉曉波呼籲“中國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宣言是多麼的豪邁，然而，這種近乎弱智的的東施效顰，認為學足了美國的一切，本國也就自然而然成為美國的學齡前兒童思維，卻往往都是出於大學者，大精英和大智囊。我覺得納悶的就是，在蘇聯已經解體了近30年之後的今天，這些政治瞎子難道真的沒看見俄羅斯到底有沒有成為第二個美國嗎？戈爾巴喬夫之後的俄羅斯，不是照足了《七七憲章》、復製品《零八憲章》，以及鄧聿文熱血洶湧，激情再拷貝的《一八憲章（七個忠告）》嗎？

這些個原教旨主義民主傳教士們到底是怎麼了？平時，他們不是一直在大聲疾呼，要人們擺脫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桎梏，而崇尚自由自在的個人獨立思考精神嗎？然而，在選擇國家政體這方面，為什麼又要求別人無需思考，只要照着美國人說的一切去做呢？讓你開什麼顏色的花，你就開什麼顏色的花，哪怕是腦子裡長天花也在所不辭？讓每一個國家都像每一個個人那樣，保持普世價值宣傳者們津津樂道的自由主義精神，難道不好嗎？讓每一個國家的政治顏色呈現出跟美國不同的色彩繽紛多樣性，難道不好嗎？為什麼在選擇國家政體這方面，又要講究全世界的集體主義，不顧每一個國家原有的歷史、文化和傳統，強拆原有體制，如納粹黨衛軍軍服般整齊劃一地建造小一號的自由女神像呢？建造這洲的民主燈塔典範，那個洲的民主燈塔的典範，難道這就是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必須選擇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嗎？

民主教狂熱分子最大的荒謬就是：一個國家一旦民主了，就會必然成為美國的朋友，一個令美國認可，讓美國尊敬，不會再遭美國欺負的同道朋友。然而，看看俄羅斯吧。俄羅斯民主了，有一人一票了，有政黨輪替了，有三權分立了，也被認可是市場經濟了。那麼，美國跟俄羅斯就成了好朋友了？民主國家之間就不打仗了？或者不揚言要打仗了？

反過來，獨裁專制的政府，就必然不被美國待見嗎？看看沙特呢？君主國王體制，沒有議會，更沒有一人一票。然而，在美國羽翼下受保護的，最能體現言論自由精神的沙特駐美記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的沙特大使館被殘忍肢解，並以鏹水毀屍滅跡之後，民主燈塔美國怎麼這麼無動於衷啊？不但無動於衷，而且燈塔總統還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地強調：美國要繼續向沙特提供價值高達1,000億美元的軍火武器。喂，普世民主教士們，你們的臉是用大象皮做的嗎？怎麼遭此耳光重擊你們腮幫子，你們怎麼還是這麼無動於衷啊？真的是像被洗了腦一樣。

民主教狂熱分子另一個大荒謬就是：一個國家一旦民主了，就會立馬走上國家富裕，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幸福美滿的道路了。然而，這些民主盲公為什麼從來都不睜眼看一看，阿富汗人民的生活幸福了嗎？喂，阿富汗可是有民主燈塔美國人親自蹲點，精確扶貧當地政府搞民主的呢。再看，台灣地區的經濟發達了嗎？兩個已經輪替了好幾輪的政黨，無一不是照足了美國的民主體制的呀？至於伊拉克，突尼斯，埃及，烏克蘭，格魯吉亞等等，這些都盛開過鮮艷奪目的各色民主鮮花的國家，他們都富裕了嗎？經濟起飛了嗎？人民的生活幸福嗎？

每當把這些活生生的真實事實擺放在人們的眼前時，普世民主教徒們為什麼又一疊連聲地說，那是因為“人們被共產黨洗了腦”，才會提出這些讓他們無言以對的問題呢？事實是用眼睛看的，這跟洗腦不洗腦有個毛的關係啊？如果我們說，普世民主教之所以看不見這些真實的事實，是因為他們被某人、某國、某勢力洗了腦，不也同樣順理成章嗎？一個只看見眼前的藍天，卻看不見即將一腳踩空，跌下萬丈高樓摔死的人，能是獨立思考能力健全的精神自由人士嗎？那只能是喉嚨里被塞入了AX精神阻斷藥丸，再強行灌水吞入咽下的老可憐橫路敬二，不是嗎？

不過，我發誓，我相信，我證明：我們的大學者，發表這份融合了捷克的《七七憲章》、劉曉波的《零八憲章》，以及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中美貿易戰打得熱火朝天之際最新發表的反華檄文集體智慧結晶核心的集大成——嶄新拷貝《一八憲章（七個忠告）》的鄧聿文嫂嫂，絕對沒有被人強行灌入什麼精神阻斷藥丸——他完全是以一個獨立民主的自由人身份，遵照醫囑，自覺自愿地在飯前便後，一日三次，一次四片地從“燈塔牌”藥瓶里取出服用這些腦殘片的。

【隨附靶標文】

《紐約時報》中文網，觀點與評論專欄

觀點

給習近平的七個忠告

鄧聿文

2018年12月4日

2017年10月，習近平的影像在大屏幕上顯示。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8年是中國的戊戌之年，距離戊戌變法正好兩個甲子。在某種意義上，它確實是人心思變的一年，歷史催着中共，又到了一個選擇關口——是回到早期改革開放的路上，並進而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大道過渡，還是把中國帶回專制獨裁的“不歸路”，考驗着習近平和黨國高層的智慧。

儘管許多人警告不要對習近平和黨國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覺歷史並非對中共完全關閉時間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勢比人強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喪失伸縮性，從前不久習近平召開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及各部門和地方緊鑼密鼓出台的扶持措施，以及G20峰會上與特朗普達成一致暫停升級貿易戰，習近平和黨國在內外極限壓力下，是存在政策轉向可能的——不管這種轉向是基於策略還是戰略。我之所以如此希望，更大原因還是基於中國人民的考慮。如果能有一個穩健的民主轉型，雖然比激進民主革命過程要長，但人民的代價總是相對少的。就中國社會積累的怨氣和分裂程度而言，激進民主化最後很可能導致一個人們不想要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後果總是要百姓來承擔的。

談起2018年，中美貿易戰和兩國關係的惡化無疑是一個迴避不了，也不能迴避的話題。說兩國關係是中國改革40年來最壞時期也不為過。這種狀況的發生，本質上是兩條發展道路——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較量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中國不改弦易轍，它遲早是要來的。

然而，在2018年這個時間點到來，很大程度上則是由習近平個人引發的。雖然貿易戰的發起者是特朗普政府，包括之前美國對中國在國際上實行的一系列擴張政策已經非常警惕，但中共十九大習核心和習思想的確立，今年兩會習近平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這兩件事是一個節點，讓美國意識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以後就沒有機會，或者成本會大得多。這代表美國精英層對中共和習近平，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中國——因為習近平綁架了中共，而中共綁架了中國——的徹底失望。

然而，美國也知道，以中國現在之實力，除非美國動員全球反共反中力量——從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看，很難達到這個效果——否則，美國僅靠一己之力是難以完全打垮中國的。故而如美國副總統彭斯於10月初在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講所說，美國的目標是，只要中共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上來，美中兩國就能建立起正常關係。

這一點也恰恰是中國當下大多數民眾，包括中共黨內大多數黨員幹部的要求。就這樣，美中兩國人民在這點上形成交集。這是化解中國目下內外交困局面的起點，實際上也是中國民主轉型的起點。如果習近平和黨國不想使局面繼續壞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須回到中共40年前的這個起點和原點，實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樣子。

當然，今天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不是重複鄧已經做過的事情或走過的路，而是繼承他未竟或未做過的事，在更高的層面上推進他的事業。鄧本人說過（《鄧小平文選》第3卷）在本世紀中葉，中國人民應該享受能夠普選國家領導人的民主。距本世紀中葉還有30年，是否需要這麼長時間實行普選，可以討論，但這個方向無疑是我們應該和必須為之奮鬥的。從中國人民能夠享受自由和民主權利，同時儘可能避免更大成本的考量出發，我對習近平和黨國提出幾件當下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在經濟上，放棄國企做大做強想法，實行以民營經濟為主導、國有經濟為輔，讓市場真正起決定作用的自由經濟體制。

習近平做大做優做強國企的想法，是基於所謂國企乃中共執政支柱的定位。但實踐表明，國企實際是扶不起的阿斗，如果沒有國家政策和資源上的扶持，以中國國企的治理能力，恐怕很難活得下去。中國改革本身就說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死路一條，通過國企干預市場的做法是錯誤的。但國家大力扶持國企，不僅浪費民脂民膏，而且侵蝕民企。儘管黨國未必有遏制民營經濟的念頭，然而客觀上起到了不利民企發展的後果。這就是前一階段社會對民企憂心忡忡的背景。

另一方面，壯大國企的做法也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反對。為什麼中國在加入WTO17年後，西方仍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根子就在於黨國對國企的扶持和對市場的干預。所以，回歸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議，落實決議精神，真正讓市場起決定作用，減少國家干預，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建立起自由的市場體制，是中共經濟改革的要務。

第二，牢記歷史教訓，反對個人崇拜，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回歸集體領導體制。

當下中國極不正常的一個現象，是個人崇拜回潮。雖然推進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以及反腐和治黨需要足夠的權力和權威，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共內部進行一定的集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集權須有“度”，超過限度就會變成極權。鑑於專政體制本身具有極權特點，容易導向極權，對集權後果尤其要有高度自覺。何況，中共在這方面有深刻的歷史教訓，對個人崇拜的危害更應有清醒認識，這也就是鄧小平為什麼要建立中共最高領導人退休制和任期制的原因。但一段時間來，習近平有意放任其親信和某些投機者對他造神，大搞個人崇拜，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並已經制度化的退休制遭到破壞。

要消除社會對中國重回毛氏極權的憂慮，必須將顛倒的再顛倒過來，儘快恢復國家主席兩屆任期制，並在黨國決策體制里，重新形成相互制衡的集體領導機制；中共還應做出決議，反對神化個人或個人崇拜，對宣傳部門有意製造個人崇拜，以及某些官員出於政治目的帶頭個人崇拜的行為，予以制止和批判。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環境。

第三，取消在民企、外企、社會和民間組織建立黨組織，在國家機構和團體建立黨組的做法，黨的領導只表現為政治領導。

黨國現在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但這應僅僅指的是黨的政治領導，而不能是組織領導。雖然憲法規定中共是中國唯一執政黨，但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只體現為全民在法律上承認和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它不是也不必然表現為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功能要在組織上做到全面覆蓋，觸角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因此，目前這種在民企、外企、社會和民間組織都要建立黨組織，把所有機構都變成中共一個支部的做法，是錯誤的。

另外，在國家機構以及工青婦等黨的外圍團體建立黨組的做法也是錯誤的，要取消。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規劃的政治改革曾有過在國家機構和團體取消黨組的建議，今天黨占領一切國家機構、社會組織和企業的做法是嚴重倒退。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第四，取消言禁，實行“三寬”，放鬆對民間維權組織的監控和打壓，使民間有一個自我循環和發展的空間，釋放社會活力。

言論和結社自由是民眾的基本權利。專制政權最害怕言論和表達自由，同時也害怕民眾組織起來維權和反抗。但這不是說，因害怕就必須牢牢控制輿論，必須遏制民間維權組織的發展。習近平和黨國若暫時做不到或不想放開言論，起碼要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朱厚澤任中宣部長時（1985～1987）採取的“三寬”做法，即對於跟中共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這“三寬”是檢驗中共有無誠意改革的最低標準。

民間維權組織既是民眾自我保護的手段，也是和政府溝通對話的橋梁，要造就一個健康活躍的民間社會，黨國也必須放棄至少是放鬆對民間組織尤其是維權組織的管控。目前的嚴控高壓，只會扼殺社會活力。

第五，建立憲法法院，實行最低限度的司法獨立。

儘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但對黨國來說，所謂依法治國實際是依法治民，黨在法上，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人是不受法律約束的。這種情況只會激化官民矛盾。因此，黨國要想維穩，就不能僅用法來治民，還必須保護早已載明在憲法中的公民權利，但這就需有最低限度的司法獨立。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保障法院依法獨立審判，二是限制各級政法委對法院和檢察院的干預，在法官的人選上，不能有黨派背景，法院不能存在黨組織，如果法院工作人員是黨員，他就不能做法官，二者只能擇一。

在強調司法獨立的同時，也要做實憲法權威，成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機制，使憲法可訴。作為基礎性法律，憲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沒有憲法權威，不尊重憲法，不能做到憲法至上，黨的權力將得不到有效制約，公民的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和實現，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當然最低限度的司法獨立也難。

第六，以官員財產公示制代替運動式選擇性反腐，由上而下公示官員財產，將反腐導入法治軌道。

習近平的反腐是一種運動式選擇型反腐，已經淪為清除政治異己和政治效忠的工具，廣受社會詬病。習若真要反腐，從源頭上遏制腐敗，同時讓民眾參與反腐，監督官員，就必須採用財產公示制這個已被各國實踐證明普遍有效的反腐工具，使官員的財產公開化、陽光化。

黨國也要求官員財產申報。但申報和公示，不是量的差異，而是質的區別。從各國立法實踐看，財產公示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先從高級官員和議員開始，然後逐步推廣到普通官員。中國的財產公示，也應該遵從這一原則，儘快推行。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成員，必須帶頭公布個人和家庭財產，否則，讓位於那些願意公布財產的官員。

第七，對歷史冤案進行平反和賠償，特赦政治犯，開啟和解進程。

民主化需要一個政治和解過程，如果冤冤相報，即使國家將來實行了民主，以中共積怨之深，恐怕也將陷入一場長期的內鬥和動盪。

自中共在大陸建立起全國政權後，幾乎在每一階段，都人為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和敵人，這當中最為世人所知，對中共刺痛最大的就是“六四”。而習近平上台後，黨國對以維權律師、異議人士為代表的維權群體和政治反對派，也進行了殘酷打壓。冤案還包括各種經濟案件。要想民眾對中共有信心，黨國對歷史上的所有冤案，該甄別的甄別，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對於特殊類的政治案件，則予以特赦，如果暫時不能對所有政治犯實行特赦，可以分批推進，以開啟和解進程。

就“六四”而言，考慮當時的一些決策者還在世以及黨內強硬派的反應，如果認為平反時機尚不成熟，可適當推後，但也不能太久，對“六四”死難者，包括天安門母親在內，國家必須賠償。

特赦政治犯，能讓中共早點卸下政治迫害者的包袱。中共在改革開放前，曾對國民黨戰犯分七次進行特赦，2015年為紀念抗戰70周年也特赦過一次。劉曉波病重時本是一個好的特赦與和解機會，現在還來得及。

筆者提出的上述化解中國當下困局的七個建議，對習近平和黨國來說，其實是最低限度、最務實的要求，已經充分考慮到中共和習近平面臨的實際困難和制約。希望習近平先生能夠聽從建議，如果這一步都不啟動，讓時間和民心空耗下去，結果就只能等激烈的社會變革了。

中國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不能為了一黨一己之私綁架整個國家和民族。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這個歷史大勢面前，是沒有什麼例外可言的。

鄧聿文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時政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