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一定要把美国打疼才能制止其疯狂

刘枫：特朗普为何敢于肆无忌惮地极端反华？

——兼论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时间：2019-05-23 18:35

•来源： 察网

•作者：  刘枫 

特朗普政权之所以敢于放手对中国采取种种极端打击手段，就是因为判定亲美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已经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乃至主导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缺乏类似俄罗斯普京政权那样的让美国遭受核心打击和损失的能力与胆量。与此相反，80年代以来，中国原本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被新自由主义势力所破坏，就连联想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放弃了原本的自主创新赶超战略，倪光南等人被赶走，使中国在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发动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工业产品上严重依赖美国技术——联想是整个中国工业技术体系的缩影，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华为和龙芯却是个别案例。因此美国特朗普政权判断，美国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打击方法，中国会最终向美国妥协投降，割让巨额国家核心利益。贸易战以来，经过几轮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实已经展示出来了，其目的正是不断对中国勒索和吸血，让中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崩溃后，颠覆肢解中国。中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亲美新自由主义势力，是美国决定稳住俄罗斯，优先打击中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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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络首发时间  2018-08-25

我们需要明白，与二战前相比，当今美国及西方垄断财团的野蛮性、腐朽性、反动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其一是反共主义，即不允许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存在，这是对美国那几家世袭的白人垄断寡头家族的根本威胁。其二，则是种族主义，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为霸主，德国和日本是其辅助者，他们共同防止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今天美国奉行的对外政策，上述两点依然是其出发点。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他们都是垄断财团的白手套而已。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不消灭垄断资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永恒的主题，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我们不得不面临的宿命与使命。

当然，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冷战期间及二战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理性科学地把握其变化的实质。与冷战期间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退潮，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猖獗和野蛮，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横行霸道，西方垄断资本对劳动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已经逼近战争与革命的极限。无论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还是后来的伊朗，都在冷战期间或者借冷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实现了自身一定的独立自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而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做的，正是在清洗这些冷战遗产。

与二战前那个血腥野蛮的帝国主义时代相比，今天世界格局最大的不同，则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及遗产，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工业军事实力及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霸权的最大障碍，为了对付这两个敌人，防止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推向中国或俄罗斯，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向某些国家展示其文明的一面。然而，如果美国顺利地实现了上述称霸世界的时间表，整个世界将回到类似二战前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强盗帝国主义时代。

面对尼克松以来史无前例地反华反共的极右翼特朗普政权，当前很多中国人将希望寄托于2018年的中期选举，认为美国国会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选举中，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失去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未来的处境会更好些。面对特朗普政权史无前例的反华反共政策，他们不敢勇于斗争，而是愚蠢地认为当缩头乌龟用一个“拖”字就可以了，最麻烦的境况，熬到特朗普下台就会有改观。其实彻底抛弃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主流学者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当前特朗普政权奉行的反华反共政策，是美国白人垄断财团的政治共识，2016年大选即便是民主党上台，这一对华政策也不会根本上发生改变。

在这些人看来，美国似乎没有连续的稳定的对华战略，特朗普政权当前对华强硬政策，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主张中国对美国妥协退让，全面对美国开放中国的金融和产业，答应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一些无理要求，割让相当一部分利益（类似历史上的割地赔款），就可以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其实，实践已经证明，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思路、坚持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特朗普政权的胃口会越来越大。特朗普政权之所以敢于放手对中国采取种种极端打击手段，就是因为判定亲美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已经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乃至主导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缺乏类似俄罗斯普京政权那样的让美国遭受核心打击和损失的能力与胆量。与此相反，80年代以来，中国原本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被新自由主义势力所破坏，就连联想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放弃了原本的自主创新赶超战略，倪光南等人被赶走，使中国在芯片、操作系统以及发动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工业产品上严重依赖美国技术——联想是整个中国工业技术体系的缩影，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华为和龙芯却是个别案例。因此美国特朗普政权判断，美国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打击方法，中国会最终向美国妥协投降，割让巨额国家核心利益。贸易战以来，经过几轮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实已经展示出来了，其目的正是不断对中国勒索和吸血，让中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崩溃后，颠覆肢解中国。

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错误判断，其缘由是某些中国人没有分析清楚，美国将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或者说对中国采纳强硬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结论会不一样，总结来说，会有如下答案：1、从中国获取或者剥削巨额经济财富和利益；2、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殖民地；3、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使中国遵从美国设计的维护美国霸权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4、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5、肢解中国，使中国版图四分五裂，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称霸世界的潜在危险。

主流学者们认为美国并没有颠覆、肢解中国的战略目的和计划。按照这一假设，美国对华战略最多只停留在上述第一个层次。按照这一判断，应对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妥协、退让、投降。

有的著名学者兼智囊甚至按照这一投机主义思路给领导人提出了如下战略思路：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交投名状，开启了中美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政权本来计划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然而，9·11事件爆发后，中国积极帮助美国打反恐战争，中国甚至向美国开放了新疆边境的瓦罕走廊等敏感地区，帮助美国反恐，这才赢得了10年战略机遇期。今天，面对特朗普政权的对华强硬政策，只有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乃至俄罗斯等问题，才能为中美关系开创另一个蜜月期。

这一投机主义思路完全是与虎谋皮。掌控中国金融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以及某些主流学者抛出的所谓“投名状”一说，是在将改革开放解读成“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高度警惕。

实际上，早在2012年初，布热津斯基就向奥巴马-希拉里政权提出了联合俄罗斯、日本、印度围攻中国的战略计划。

2012年1月5日，美国奥巴马政权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军事战略报告，非常罕见地公开地点名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和威胁。总体判断上，该报告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该报告担忧和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它强调或者说命令中国“必须更明确地澄清其战略意图，以避免引起该地区摩擦”。显然这里指中国军力增长过快将与美国的所谓盟友如台湾、日本、韩国等引起摩擦。中国被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敌人和对手，该报告称，“美国必须要维持在我们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地区的力量投送能力”，因为“中国和伊朗等某些国家将继续追求利用不对称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美国的意图是“有效地威慑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伊朗）和阻止他们达到目的”。中国和伊朗一样，被奥巴马政权军事战略报告史无前例地将为明确的公开的两个敌人。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告涉及俄罗斯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与俄罗斯的接触也同样重要，我们将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建立合作关系并鼓励对方在其他领域做出应有贡献。”奥巴马政权制定的对华、对俄政策一目了然。

几乎同时，布热津斯基（已经于2017年5月去世）在2012年1月3日于《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恐吓中国：

【到了某个阶段，中国会兴起更加张狂的民族主义……一个动摇不定、民族主义强烈的北京无意会促成一个强大的地区联盟与之抗衡。中国的主要邻国中，印度、日本及俄罗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认中国有权继承美国在世界图腾柱上的位置。他们甚至会试图从一个衰落中的美国寻求支持，以抵消过分张狂的中国势力。……亚洲可能会出现一段极其尖锐的国际紧张时期。之后，21世纪的亚洲将开始与20世纪的欧洲一样——充满暴力与血腥。】

布热津斯基虽然正话反说，但其表述非常明显，即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印度、日本共同遏制中国。

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都非常蔑视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主导的苏联和俄罗斯。美国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迫使南联盟接受美国政治方案，随后干预南联盟政治选举，并通过发动颜色革命肢解南联盟，正是围堵打压俄罗斯步步推进的战略计划。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史无前例地积极投靠美国，结果换来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进一步打压和肢解政策。1999年，克林顿政府开始肢解南联盟，就是针对俄罗斯的一记重击。在这个阶段，虽然俄罗斯的工业、技术、经济处于最混乱、最虚弱的时期，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表现的比中国对美更加软弱亲美，所以，美国采取了稳住中国，集中精力攻击俄罗斯的战略方针。

其最终结果是，史无前例亲美亲西方的叶利钦，面临怀念苏联的俄罗斯情报部门和军队爱国力量的强力反弹乃至政变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对美强硬派普京接班上台。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军事战略报告之所以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是因为俄罗斯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已经注定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即朋友。在2011年年底俄罗斯杜马选举中，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尽管席位比原来减少近四分之一，仍为占有优势的第一大党，但关键的问题，其票数和席位都流向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正义俄罗斯党等左翼色彩更加明显的政党中，这些政党比普京的政党更加反美，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可以普京主导的俄罗斯会在未来表现得对美国更加强硬。面对这种局面，2012年初的奥巴马政权已经做出了选择，接触与怀柔俄罗斯，打压中国。

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比今天特朗普政权的全面反华反共战略之烈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正在准备颠覆利比亚、叙利亚以及随后的伊朗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不堪一击，美国短时间内解决问题，那么奥巴马政权的反华反共烈度会与特朗普不相上下。

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国内背景，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早在2009年2月21日，布热津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对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的深化表示忧虑，布热津斯基警告美国精英：

【目前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都在持续增长。如果大家没有工作，并在现实中被伤害太深的话，很不幸，就会引起骚乱。1907年，当我们遭遇大范围金融危机时，不仅银行开始接连倒闭，大街上也出现了骚乱。】

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富豪团结起来，成立国家团结基金，对美国底层民众进行洗脑，将美国底层民众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不满，通过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方式煽动到其他国家身上去：

【如今的富裕阶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做些事情？他们曾赚了数亿美元、数百万美元。我想到了保尔森和鲁宾(两位均系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他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家团结基金，使那些赚了巨额财富的人扭转如今的局面呢？】

总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美国的垄断财团就已经把目光抛向中国，准备通过搞垮财富更加庞大、而新自由主义卖国势力更加猖獗的中国来缓和自己的危机。

布热津斯基的警告犹在耳边，2011年美国就爆发了矛头针对美国垄断财团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过美国垄断财团及其智囊早有应对方案，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茶党的崛起，美国共和党极右翼的全面振兴以及2016年史无前例的极右翼的特朗普政权的出现。

奥巴马政权后期，2015年左右，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外交专家之间就发生了关于对华关系的大辩论。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布了由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布拉克韦尔(Robert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写的长篇报告，呼吁实质性地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引起广泛重视。报告的基本观点是：

【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美国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的努力现在导致对美国在亚洲卓越地位的威胁，并最终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权利产生严重的挑战。……为此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的上升……虽然有中东的混乱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但是美国总统在今后几十年中要集中力量处理对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即中国国力的崛起。】

其潜台词是认为，美国80年代以来对中国实行接触与和平演变战略计划，其实质是通过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美国霸权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经济上使中国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变成美国半殖民地，外交上使中国服从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政治上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

1978至2008年，美国对华整体上相对友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是相对成功的，本来，美国认为可以顺利将中国肢解的。事实上，美国对华和平演变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比如，中国的许多核心技术工业就已经被美国派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杀手所摧毁。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伪装成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种种恶果，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三座大山及国有资产流失、四千万工人下岗、非法暴富阶层崛起等等，促使中国广大人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归马列主义。这成为美国瓦解中国的最大障碍。

新时期，美国的对华和平演变工作仍然以新的模式在继续。2011年初，美国驻华大使洪bo培在王府jing煽动颜S革命，被信奉马列主义的青年爱国网民活捉，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单纯输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传统毒药无法肢解中国，无法边缘化马列主义在中国新一代青年和劳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消解中国广大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和敌视。因此，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围堵进攻战略，另一方面则从内部采取了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及和平演变手段，开始用扶持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五毛的方式，试图边缘化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爱国力量的影响，扶持中国国内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亲美势力上台（类似皮诺切特、苏哈托、蒋介石之类的人物，经济上搞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治上搞独裁专政以镇压左翼底层力量），逼迫中国走和平演变、自我瓦解之路。这就是美国2009-2013年试图稳住俄罗斯，集中力量围堵中国的第一波尝试的由来。

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2013年美国开始缓和与俄罗斯关系集中力量对抗中国，其直接背景是2008年8月俄格战争，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军队深受重创，这次战争是车臣战争后俄罗斯走向真正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3年至2005年，美国及西方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动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步步紧逼。而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整个中亚局势发生深刻改变，天平倒向俄罗斯一边，俄罗斯随后将中亚地区亲美亲西方势力逐渐排挤。而美国虽然对俄罗斯普京进行了强烈谴责，声讨俄罗斯已经“入侵了一个主权邻国”，美国不可接受，并同意给格鲁吉亚10亿美元的援助。虽然在格鲁吉亚及南奥塞梯问题上，美俄关系高度紧张，然而美国对俄罗斯的真正战略，却是2009年-2013年对俄罗斯的全面拉拢政策。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2015年外交政策大辩论，美国将中国定性为是比俄罗斯更大的敌人，是在俄罗斯2014年在东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重创美国和西方之后。除此之外，俄罗斯强力反对美国和西方颠覆叙利亚政权，并在2015年派出军事力量彻底扭转了叙利亚局势，使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的计划功亏一篑。

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权向俄罗斯开出的价码是，北约东扩到此为止，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利益保持一定程度尊重，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纳入美国霸权体系。面对美国对俄罗斯的缓和姿态及拉拢战略，面对美国试图稳住俄罗斯将主要精力对付中国的心理，普京的选择不是立刻软下来服从美国的安排，而是全面清理叶利钦时代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布下的重重地雷，抓紧机会扩张自己的实力，其战略意图是逼迫美国承认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传统的世界大国而与美国和解，为俄罗斯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美国的霸权。实际上，多年以来，普京及其俄罗斯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一样，一直站在和美国及西方斗争的第一线。

因为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问题及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为了防止普京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普京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美国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不能补偿俄罗斯的经济损失，一旦美国后面决定伸出橄榄枝，民族主义者普京就会相对廉价地导向美国。反观中国，虽然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远大于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中国收复台湾的合法性也远大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俄罗斯式的全面强硬反击美国和西方的做法。而在中东叙利亚等问题上，俄罗斯又站在对抗美国及西方的第一线，隐然类似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中国所发挥的角色。而美国今天的选择恰恰和1970年代的选择一样，最终决定准备和打不败的对手俄罗斯的普京握手言和，而将斗争矛头对准对美国不断妥协退让的中国。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权之所以以非常强硬的政策对抗中国，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颠覆了国际秩序，妨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恰恰相反，中国所做的，与俄罗斯所做的，不可同日而语。普京执政俄罗斯18年来，先后通过车臣战争、俄格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东乌克兰战争、叙利亚战争五场战争，步步为营，从俄罗斯的核心到外围，不断击退美国和西方势力，最终攻入美国帝国的心脏中东，使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基本上面临夭折的危险。

不仅如此，普京在舆论战、媒体战、心理战等方面利用“今日俄罗斯”等平台也让美国大伤脑筋。美国认为俄罗斯政权内部已经比较团结和稳固，亲美自由派已经基本江河日下，而且普京的反对派越来越左倾，美国推翻了普京，上台的会比普京更加反美与怀念苏联。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国内则存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西化派势力，美国仍然希望在中国方向取得战略突破。

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为了防止中国与苏联结盟，就曾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毛泽东的做法则是先后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重创、重伤美国，美帝国岌岌可危的时候，美国不得不向毛泽东的中国低头屈服，抽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时代以来一直对美相对软弱的苏联。因此，整个冷战的故事，就是毛泽东重创美国，使美国被迫与中国握手言和，美国集中精力瓦解了苏联。

冷战结束后，美国制定依此解决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中国，俄罗斯，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美国的攻击原则，是“柿子专挑软的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基本上处于同等规模，美国从2001年开始先从阿富汗、伊拉克下手，将最硬最难咬的伊朗和朝鲜两个小而硬的柿子放在了最后。本来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坚硬程度远远高于伊拉克，但是卡扎菲被2003年伊拉克战争吓破了胆，主动放弃核武器，并全面投稿美国和欧洲，政治上采纳西方普世价值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使民众福利水平大幅下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外交上试图在美欧之间搞投机，最终在2011年被美国和法国联手消灭。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体型较大的对手，在90年代，美国认为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政权比中国更加软弱、虚弱，更容易下手，因此将俄罗斯当作首先围攻的敌人：于是北约东扩步步为营，美国、德国、法国情报机构扶持车臣恐怖势力将俄罗斯搞得焦头烂额，并在1999年果断出手干预南斯拉夫内政，随后顺利将其肢解。

普京上台后，饱受失败苦衷的俄罗斯汲取教训，痛定思痛，果断地清洗国内亲美资本寡头的同时，通过车臣战争、俄格战争，不断巩固自身地盘，对美国势力果断出手。自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布热津斯基指导下的奥巴马政权，将颠覆俄罗斯的时间放在了普京身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美国正式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做法，已经初步制定了稳住俄罗斯，优先围攻中国的战略计划。面对奥巴马政权2009年以来向俄罗斯的不断妥协让步，普京全面采纳了毛泽东的战略，面对美国的拉拢没有犹豫和妥协退步，而是果断出手步步为营，先后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东乌克兰战争、叙利亚战争接连反击美国势力在周边的存在，并在中东重创美国。其最终结果是，特朗普政权上台后，进一步深化了奥巴马政权的稳俄攻华战略，准备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并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对付中国。新冷战时代，中国一定要汲取苏联因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们发展壮大而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中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亲美新自由主义势力，是美国决定稳住俄罗斯，优先打击中国的重要原因。美国在颠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受挫，征服世界的时间表被俄罗斯普京暂时破坏，这是今天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战略压力陡增的重要原因，这是美国决定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重要国际因素。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推行全面反华反共政策，其国内原因则是由于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极右翼准法西斯主义势力上台，美国急需通过搞垮中国来获得巨额收益以缓和其内部危机。

如果今天中国清理内部亲美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后，在台湾、南海、东海、朝鲜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能够像俄罗斯普京那样，果断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不断斩断美国伸出的触角及黑手，对美国在这些中国核心利益领域的帝国主义霸权干涉进行果断反击，甚至展示出比俄罗斯普京更加强大的冲击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力量，美国才有可能放弃“稳俄攻华”的战略计划，美国才有可能像当年对毛泽东的中国、昨天对伊朗、今天对俄罗斯那样，对中国伸出橄榄枝。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还是俄罗斯的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并在斗争中打疼、打怕美国，中美之间才有可能存在“和平与发展”，才会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刘枫，察网专栏作家】

组织起来的中国，就能无敌于天下

• 时间：2019-05-23 17:49

• •来源： 生民无疆

• •作者：  生民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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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常叹，清朝GDP世界第一，却败给了英国，甚至败给了日本。原因何在？如前所述，除了急需富国强兵之外，就组织而言，清朝的体制属于传统的“太平模式”，不胜任于西方式的“丛林模式”。和清政府一样，国民党在中国基层的影响力十分薄弱，因此，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机关撤离的地区，便成为孙中山所指的“一片散沙”的政治真空地带。无数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的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将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遍及各个角落的“民众团体”，使得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起强大的动员力。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思想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以来，孙中山才是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关于“西风东渐”问题，孙中山批评道：

【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所以欧洲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说是争自由，中国人也说要争自由，欧洲从前争平等，中国人也照样争平等，但是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都是西方一手造成的，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三大致命祸患：

【我们民族是受什么祸害呢？所受的祸害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列强来的。所受的祸害，详细地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折扣、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三，出入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种灭而后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州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此危机，原因到底在哪？

是清政府太专制吗？说清朝的制度与文化落后，说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那都是“西方中心论”与“殖民文化心态”的思维定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没有“专制”的文化土壤：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在孙中山看来，恰恰相反，在“专制”问题上，中国比欧洲好得多：

【中国自秦以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当时人民对于皇帝的怨恨还是少的。

但是欧洲的专制就和中国的不同。欧洲由罗马亡后到两三百年以前，君主的专制是很进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厉害的，人民是很难忍受的。当时人民受那种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极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这三种不自由，……（爪哇）归荷兰的政府管理之后，无论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轮船一抵岸，便有荷兰的巡警来查问，便把中国人引到一间小房子，关在那个里头，脱开衣服，同医生从头到脚都验过，还要打指模、量身体，方才放出，准他们登岸。登岸之后，就是住在什么地方，也要报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便要领路照。到了夜晚九时以后，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领一张夜照，并且要携手灯，这就是华侨在爪哇所受荷兰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动不自由。……由此人民都很难忍受，欧洲人民当时受那种种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所以一听到说有人提倡争自由，大家便欢迎，便去附和。这就是欧洲革命思潮的起源。（《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难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不平等吗？孙中山认为：非也！恰恰相反，欧洲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要比中国厉害得多！

【因为中国政治的进步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才发生平等的思想。……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是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的好处是只有皇帝是世袭，……至于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国古时都是可以改换的。……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推翻清朝呢？

孙中山指出：中国人民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自由；在古代，这是“万民天放”；而今，则是“一片散沙”。

【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两种批评实在是互相矛盾。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反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按照孙中山的分析，清朝的主要问题并非“专制”，而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其组织领导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国家的资源不能转化为“综合国力”，无力对抗西方，才使中国坠入深渊。

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将一片散沙的人民凝聚起来：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外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国人常叹，清朝GDP世界第一，却败给了英国，甚至败给了日本。原因何在？如前所述，除了急需富国强兵之外，就组织而言，清朝的体制属于传统的“太平模式”，不胜任于西方式的“丛林模式”，所以必须转型。所谓转型，按照罗素、托尔斯泰的说法，中国要用两千多年前的“诸夏战国”的模式，来应对“全球战国”的现代世界。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第30页）】

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皆由“部落血缘”变为“国族地缘”，在持续千年的内外征战中，不断提升组织力与动员力，由此形成的所谓“契约社会、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战斗序列”，即所谓“军国体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

【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3页）】

西方列强是依靠军国主义（一种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战争机制），以国家的综合实力，实施对外侵略的。落后国家，只有建立起举国体制，才能应对这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

孙中山认为，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把全国百姓团结起来，从而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以全民族的力量，抵抗一切来犯之敌。

【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来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又说，必须以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实业，才能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中国）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业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象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工人都有工作。（《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还宣称：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早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主张，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时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有意识、有目的地予以推进。[8]1912年8月13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说:

【“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对此，孙中山充满信心：

【用亚洲人和欧洲人比，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人垄断。我们亚洲人因为一时无法可以得到他们的长处，怎样把国家变成富强？所以对于国家富强的心思，不但中国人失望，就是亚洲各民族的人失望。……当欧战停止之后，列强在华赛尔讨论世界和平，日本的国际地位列在五大强国之一。提起关于亚洲的事情，列强都是听日本主持，惟日本马首是瞻。……从前以为欧洲人能够做的事，我们不能够做。现在日本人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我们可以学到像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到像欧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但是，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巨大压力的全民组织制度，难度极大。

组织问题，就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倾向于扬弃权力与强制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缺少组织力与动员力，往往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尤其不适合于近现代的“全球战国”环境。在传统时代，打仗似乎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与地方及百姓无关。

所以，孙中山提出“转型”：建立具有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的“举国体制”。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孙中山思想的实践者、孙中山理想的实现者。“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大地一直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外患不止。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口，国人觉醒，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携手共赴国难。

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较之中国，日本在军事、经济和国际环境上，均占有绝对优势。

毛泽东承认，作为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日本，的确是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大国，而中国则积弱积贫。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日军并不可怕，只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必须抛弃单纯的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

早在1936年12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毛泽东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春秋时期，各国都基本沿袭西周以来的这种“耕战结合”的“举国体制”：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大司徒》）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族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周礼·小司徒》）】

在《管子》中有几乎与此一致的记载，证实了春秋时期，全国各级组织既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也是军事组织。全体百姓平时守望相助，农忙时共同劳动生产，农闲时共同军事训练；战时，这个生产军训的组织，按比例从各家抽男丁入伍，转变为相应的战斗队。《诗经·秦风·无衣》描述了一种特别的战友情谊：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春秋时期的军事组织，都是由亲情加友情结成的战斗队。基层组织的官兵们，基本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很可能相互间都是亲戚。这样的战斗队，无疑是充满战斗力的；反之，一旦民怨沸腾，其反叛力量同样极其强大。因此，弱国对抗强国，人和就是生命线了。作为政府，只有取信于民，建立起举国同心、上下同欲的环境，才能考虑如何作战的问题。故《孙子兵法》云：

【“一曰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一致），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十分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与国民党军以大兵团作战为主的打法不同，共产党采用了另一种作战模式。

1937年11月12日，根据战局，毛泽东分析认为：

【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主要任务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百姓实行敌后游击战。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评价游击战道：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论持久战》）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那里（东北三省）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八路军、新四军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不断将敌占区转变为游击区，进而转化成我方的根据地，积小胜为大胜，以赢得最后胜利：

【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所谓的“游击战”，是一种以举国之力对付强敌的“全民皆兵”的战争模式。他是要把每一个根据地，乃至于游击区，都发展成为融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抗日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政治目标一致的经济、军事单元。

毛泽东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他希望：

【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组织起来》）】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告诉我们，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把群众紧密地组织起来：

【“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围绕到敌人后方去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毛泽东就明确要求：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1945年底，毛泽东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治理模式。其十条方针中，第三至九条分别为：练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军队、民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减租（农民减租减息、工人增加工资）、生产（组织生产劳动）、财政（精兵简政，节约开支）、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加强军民关系）、救济（组织群众互助，救济困难群众）、爱护本地干部（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模式，整个根据地的军民，逐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骨干成员，纷纷成为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实践者：

【1937年至1947年，11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270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毋庸置疑，二百余万新党员，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根据地的百姓，他们可能依然是农民。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建在乡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战时期的一致对外，解放战争的土地革命自然而然地转变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主张，进而爆发出无可比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中的事实一再证明，自称孙中山先生衣钵传人的国民党，没有认真落实“三民主义”。在国统区，国民党也推行了保甲制度，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1932年8月，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事实上，国民党的力量始终悬浮在县衙之上，基本没能进入到乡村。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承认：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和清政府一样，国民党在中国基层的影响力十分薄弱，因此，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机关撤离的地区，便成为孙中山所指的“一片散沙”的政治真空地带。陈诚责怪“民众知识程度太低”、“不肯犯难当国殇”的态度，可能是国民党高层的主流认识，而这种思想正是造就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蒋介石采取德式精英体制，在效法德国的同时，却忽略了彼方“总体战”的架构。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丝毫没有否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战绩；重要的是，抗日战争证明，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来应对西方设定的丛林法则。

毛泽东坚信：

【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组织起来》）】

无数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的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将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遍及各个角落的“民众团体”，使得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起强大的动员力。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思想是正确的。

据统计，从抗战截至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1.25万公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的治安战》记载“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一个个游击战故事，其智慧令人叹为观止。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武工队、儿童团、妇救会，这些组织使敌占区的每个村庄都是日军的前线，敌人除了龟缩于城市和炮楼，无处藏身。日军守无可守，不逃即亡，敌占区就变成了我方的根据地。

1945年4月，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两个中国之命运》）。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已拥有百万大军和数量庞大的民兵武装，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过亿的根据地。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从日寇手中收复了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一亿同胞。这一数据，足以让我们想象“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全民皆兵的壮观场面，体会出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内涵。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动员力——全民皆兵的模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比如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为80万人，共产党军为60万人。看起来是共军以少胜多，事实上，共产党军队的背后，还有40万民兵和超过500万人的支前民工。国民党军多位将领，被民兵俘虏。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参战人员是整个根据地，而国民党的参战者仅仅是尔虞我诈、一片散沙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为特征的现代中国的战争机制，草创于国民革命与苏区暴动，展开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而后在朝鲜战争的国际舞台上再次被成功验证。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生民无疆”，授权察网发布】

1989年陈云大呼特呼“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

• 时间：2019-05-21 14:57

• •来源： 济学

• •作者：  李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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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真理，的确有一个难以避免的曲折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闻道有先后”，而毛主席就是那种先知先觉之人。这和所谓的“个人崇拜”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一直就有“高人之说”，这样的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讲，就是率先发现客观规律，并且灵活运用的人。实际上，20年前陈云大呼特呼“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起到的效果还是有限，有人的确是执迷不悟。今日如果再执迷不悟，那情形就不同了。

李克勤（jixuie）题记：1989年9月8日陈云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有一次谈话，其中的一部分以《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为题，收录在《陈云文选》第三卷。

1950年4月毛主席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主席说：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1954年9月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毛主席和周总理、朱老总、陈云副总理一起交谈

毛主席去世后，很多对毛主席晚年的做法有些不太理解的老同志，逐渐从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的远见卓识。王震将军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这样的老同志，一般习惯讲毛主席说，毛主席怎么做，体现他们对主席的感情一直没变。

1987年陈云在另外一次谈话里，很动情地说：

【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

【总之，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陈云

讲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303〕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

列宁写这篇著作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战争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却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注释〔303〕指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论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因此，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第370页

原文地址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7/5738448.html

李克勤后记：

人类认识真理，的确有一个难以避免的曲折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闻道有先后”，而毛主席就是那种先知先觉之人。这和所谓的“个人崇拜”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一直就有“高人之说”，这样的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讲，就是率先发现客观规律，并且灵活运用的人。

实际上，20年前陈云大呼特呼“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起到的效果还是有限，有人的确是执迷不悟。今日如果再执迷不悟，那情形就不同了。

如今中国觉悟的普通老百姓，数量可不少了，我想外国人通过网络观察对此深有体会的。

【李克勤，察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济学”，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