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同学群里热议肖建华出事。1989年六四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积极为当时很不受欢迎的政府做事，后来被重点奖赏。媒体披露他在香港为国内大贪官们管理投资，发了财。肖是我们的同龄人，所以我们有条件深层次理解他的经历，比如他六四时面对的抉择。我自己在当时和后来的人生中，也曾经遇到类似的局面：一种选择隐含着巨大的个人利益，如在体制内的前途或个人财富，但同时也意味着会伤害别人或大众利益，虽然被伤害的人可能与自己关系疏远、或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或伤害发生在远离现在的未来；而另一种选择对世人有长远的好处，但自己将失去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能过平凡的一生，面对平常人的艰辛。
六四时我大学四年级，也是学生干部，已经成熟到足以看清眼前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人在关键时刻，头脑经常会特别清楚。我那时第一次感到心中冥冥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时它也展示给我，那对的会不利于我个人，但那有利于我的却是邪恶的。那个声音的源头不是我自己的头脑，它不属于我。当时朋友间频繁交流。很多人也听到类似的心声，虽然多数人没有深究。这么多人都感受到它，表明它真实存在。而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个心声的根本意思却都是一致的，都是向善和为公义，表明我们各自听到的，本质上是同一个声音。我当时思考很多。我越想，那个声音就越清晰，使我感到如果违背它，我日后将会永远自责和后悔，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折服并听从它，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用什么名字称呼它，也不知道怎样对别人描述它对我的作用。
六四过后，形势大变，政府开始“秋后算账”，朋友四散。我经历了预料之中的波折，原来的人生计划被粉碎，内心陷入孤寂。当时开展“人人过关”运动，声势一浪接一浪。身边的人们都在“自我检讨”，“对党和政府表忠心”。他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脸，变了心。而由于听从了那个“声音”，我不再可能与他们为伍。我的内心变得异常孤独，孤独到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境。在那段时间里，那个“声音”是我内心唯一的伙伴、唯一的指引，所以我有了强烈的愿望去了解它。我开始探寻：这个“声音”是什么？在我和朋友们的小圈子之外，它普遍存在吗？我已经听从了它，它将带我到哪里去？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为什么我对它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身边那么多极端聪明和博学的人都从来没有谈论过它？我大学毕业了，自诩读了很多书、也喜欢思考，但为什么漏掉了这么重要的它？经过一段艰辛和焦急的求索，我逐渐懂得，这个“声音”就是基督教讲的“神”。 所谓“信神的人”，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坚信心中这个“声音”的人；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理解这个声音并跟随它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六四运动中开始信神，即使那时我还不知道心中的那个“声音”就是神。神，重在他的精神，不在他的名字。 所谓“人人有罪”，就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那些竭尽全力忠于神的人，也不能做到完美地理解和跟随它。
所谓“邪恶的人”，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即使听到这个声音，还要违逆它。他们这样做，经常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如肖建华之辈。 所谓“不信神的一般人”，是那些听到了神的声音，知道它是对的，也感觉自己应该跟随它，但态度不坚定。他们不把神的指引当作大事；对神的声音，有时听从，有时不听从。 所谓“善与恶的决斗”，最关键的战场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一个人被私利诱惑，淡忘了自己对正义的责任，“善”就在这一场战斗中输给了“恶”。 信神的人，发现自己犯错后，会恳切地忏悔，把自己以前的错变成未来行善的动力。不信神的常人，把自己心中听到的神的声音称为“良心”。相对于信神的人的坚定，“良心”这个词隐含着不信的人“听到它时的不重视”，和听到后“我可能跟从它，也可能不跟从听它”的含糊。即使竭尽全力地理解和跟随神，人还经常犯错，何况当人对神无所谓、摇摆不定时呢？有信仰的人对待良知，就像聪慧孝顺的儿子对待睿智和仁爱的父亲一样，充满敬畏和顺从。而不信神的人对待良心，如同国内乱串马路的人对待维护秩序的老太太，态度淡漠轻呷。 肖建华靠六四中作恶而平步青云，而六四中跟随良知、勇敢地支持公义的人，运气好的或滞留海外、或隐迹于市井；而那些不幸的，则身陷囹圄、或已经埋入黄土。现实再次冷酷地表明，在不崇尚神的社会里，跟随良知的人经常遭受磨难。历史上教徒受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千百年来还有那么多人坚信神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在你心里说真话的声音，有不可磨灭的、跨越人种和时空的感召力！一个人选择听从它后，换来的内心和平和无声的欢喜，太诱人。而违逆它后，引起的精神迷茫和恒久的内心折磨，太痛苦！ 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没有信仰的民族，就是其中的大多数人轻视良知。在这样的环境里，公义因为缺少人们的支持而变得弱小可欺，被那些不时出现的、为各种人欲而疯狂的狠角色践踏。睁眼看中国历史和现实，那些追求权力和私欲而不顾老百姓生命、财产和福祉的弄潮儿们，如秦始皇、毛泽东等，他们的心志是多么坚定和冷酷！他的手段是多么机巧和残暴！当好人维护公义时的勇气和意志，比不过坏人追求私利时的大胆和残忍，公义就会败下阵来。邪恶的人就会登上高位，正直的人就会被排挤。这样的民族就衰弱。 中华主流思想远离公义已经很久了。远古传说中确有神农、大禹等舍己为公的领袖。但自秦汉到今天，国家实行绝对独裁制度，“强君弱民”的思想和治术日臻完善和极端。帝王或执政党被定义为“神圣”，又垄断关键的权和利。而他们只是有私欲的凡人，就利用神圣的地位，把自己一家一党之“私”装扮成天下之“公”，以蛊惑人心。以这样错乱的思想和制度为标准，少数所谓“内心修养高、一心为公”的人如关羽、岳飞、曾国藩、周恩来等，实际上只是维护了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利，而非全民族的公义。大多数的一般人追求小我的利益，但因为社会制度是“利出一孔”，“逐利”使他们事实上迎合着独霸社会资源的当权者。于是几乎所有中国人或有意、或无意地都成了假公济私的当权恶势力的帮凶。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力量被用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私利，整个民族真正的公利和公义自然被忽视，中华民族也因此种瓜得瓜。中国的帝王和执政党经常是世界上权力最大、最有钱的人。而中国人作为整体，经常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最穷的人群之一。中华文明虽然起点高，但近两千多年来进步相对慢，这就是根本原因之一。 六四的后期，学生明确地要民主—-国家的权力回归全体国民；而邓也明确地讲，中国的江山就是权贵的（参见邓对在京军以上干部讲话）。面对正邪分明，大多数中国人或因为内心的软弱无知、或因为恶势力的淫威，选择了沉默和忘记。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公平、正义”自然就被践踏，而“一党之私、几个家族之私、附势趋炎”当然就升腾。像肖建华那样的，圆滑和精巧地为恶势力谋财而伤害大众利益的人，当然就充斥社会的各个重要位子。而中正为公的人，当然就被挤压出社会精英阶层。更年轻的人，满眼看到的都是卑鄙奸猾之徒获得成功，当然就照模学样。如此违逆公义的民族，即使外表光鲜，也难隐败絮其中。今日的中国，容不下内心有良知的人，正直的人也不愿意居留。这样的国家，未来之路怎能不坎坷！ 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 于美国家中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