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读过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文人画士们把梅树养成病态以为美。作者痛惜病梅，斥责那些文人画士，誓言要“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他决心要亲自照顾生病的梅树，让它们恢复健康。龚自珍生活在清朝中后期，西洋影响力正经由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开始，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他用病梅比喻人心，强调只要解除束缚，病梅就会自己变好，体现他的“人性本善”观念。他用文人画士比喻当权派，用疗梅比喻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认为大众的思想已经病态，错在当权派，改革方向就是换掉他们。

如果细想，《病梅馆记》里隐含一个奇怪的逻辑。大众思想出现病态，为什么龚自珍完全不提大众的责任，而专注于作为间接责任人的当权派？难道不应该谁出问题谁负责吗？或者说，为什么龚自珍把大众比喻成被动低级的草木，而把当权者和自己看作他们的主宰？目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进行中，龚自珍面对的宏观问题依然存在。意识到这点我们就会发现，回答上述问题不那么容易，需要深入探究中国社会思想的基础。

一 中西方人性观

中国主流文化信奉“性善论”，源自孟子。《三字经》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曾是历代儿童上学后读到的第一句话。但先哲们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同为儒家的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的学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 ，类似现代说法，“人本是一张白纸”。明朝大儒王阳明继承告子的观点，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王阳明一生成就卓著，带来儒学中兴，很多现代人还推崇他。法家主流则相信性恶论，比如韩非子说，“人皆自为”，就是人都自私。他曾师从荀子，继承和细化了后者的性恶论。儒家和法家是历代主流意识形态，道家相对次要。它对人性论述不多，强调人性自然、无所谓善恶，类似于“人本是白纸”、或“人是颜色混沌的纸”。

这些传统人性观看似纷繁，但有共通点，都是一元论。他们都认为人可以被简化成单一元素，而不失去人的本质。区别只在于这个元素的定义，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无所谓善恶？他们没有共识。形象地说，他们看人都像画家看一张纸。他们争吵不休，只是关于纸的颜色。相对比，西方传统文化对人的认识来自基督教。《圣经》认为人心二元【1】，就是人的本质里存在两个基本元素，不可进一步简化。或者说，如果再简化，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图1. 基督教的人心模型，《新约》中有详细讨论，主要在《罗马书》第7、8章，和《加拉太书》第5章。

基督教认为人心包含圣灵与肉体，简称灵与肉。基督教相信三位一体，神、耶稣、和圣灵本质一致，所以“圣灵”也可以称作“心中的神”、或“心中的耶稣”，代表爱、真实、正义等精神。而“肉体”不仅代表人的身体，也包含整个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影响人，必然通过身体。肉体的需求不仅包括食欲、性欲等，也包括对荣华富贵、趋利避害等的渴望。灵与肉是人心中两个“司令部”，争夺领导权。它们互相斗争，势不两立。但它们发出的命令有时相似，比如正常状态下它们都要求人保持健康，吃饱穿暖等。

上图右下方还有一个小人像，代表人的意志。它的任务是做选择。基于信仰，它选择跟随圣灵，做神的奴仆。但肉体对人有强烈诱惑。如果信仰不坚定，人就会屈从，选择跟随肉体，做肉体的奴仆。在任何事务上，意志必须、也只能跟随灵与肉中的一个。意志永远是奴仆，不是独立元素，所以人心是二元、不是三元。

图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宗教改革发起者，基督新教创始人。生活年代对应明朝中期。左图，他年轻时是圣奥斯定会修士；中图，他经常光顾的忏悔室；右图，在修道院期间他从《圣经》中领悟到“唯独信仰”原则（拉丁语 Sola Fide），与官方教义相左，后来成为新教基本原则之一。马丁来自一个成功的企业主家庭，父母都笃信神。父亲本是农民，非常勤奋努力，靠奋斗成为铜矿主，并晋身地方政治圈。父母让马丁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希望他成为律师。22岁时他获得硕士学位，但对神的渴望愈发强烈，超过对法律和哲学的兴趣，于是违抗父母愿望，成为一名修道士。他29岁获得神学博士，然后在维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作神学教授。1517年，他34岁，把自己的思考归纳为《九十五条论纲》，写成大字报，贴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掀起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以年轻的马丁·路德为例，看看基督徒如何跟随圣灵，抵制肉体诱惑。圣奥斯定会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派别，旗下很多修道院和修道士，以思想要求严格、学术水平高、和生活清苦著名。其入会誓言是把自己全部贡献给神，完全放弃肉体。另文中讲到，现代遗传学创始人孟德尔也是一位圣奥斯定会修道士【2】。他们都没有个人财产，日常生活像苦行僧，吃饭靠向路人化缘。他们的学习内容比现代大学课程艰深得多。他们的作息制度像军营，每天从早晨3点到深夜都被安排。

马丁每天除了规定的读书、辩论、祷告、和体力劳动之外，还特别喜欢独自呆在忏悔室里。他逐个反省一天中自己心里的所有念头，挑出哪些是跟随神意，哪些是不小心跟随了肉体，然后严格检讨。在有些日子里，他反省后没发现自己跟随了肉体，不免一时窃喜，但马上又意识到这种窃喜不来自神，而属于在肉体诱惑中跌倒，于是再自我检讨。马丁路德是伟人，他的心路历程被后世学者深入研究，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细节。但并非只有伟人才如此要求自己，很多普通基督徒也类似。西方文化在过去千年里的成功，就建立在这种真诚的精神追求基础之上。

二 进一步讨论灵与肉

“人性”的含义

“人性”在中西语境中的词义不同。中国人习惯于一元人性论，用“人性”代表人的整体本质。西方人习惯于人心二元论，用“人性”（Nature of Man或Human Nature）代表肉体性质，就是人在不服从神时表现的性质。所以西方人谈人性，不包含圣灵，不是人的整体，只是人的一部分。为避免混淆，本文用“人心”代表整体的人。因为灵与肉势不两立，所以西方人认为人是个矛盾体，永远处于内在冲突之中，有时肉体占上风，有时圣灵占上风。

国内学者常说，“中国人相信性善论，西方人相信性恶论“。这是把整体与局部相提并论，是不恰当对比。西方人谈人性恶，指肉体之恶。但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当然认为人也可以表现出圣灵的善。普通人混淆概念，有情可原。但专家学者们也这么说，并且同行中没人站出来指出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矛盾论

朋友们都知道性善论，但不熟悉基督教关于灵与肉冲突的观念。很多人觉得从未接触过，其实不然。国内学校都讲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中有矛盾论。毛泽东写过哲学名篇《矛盾论》。矛盾论的渊源就是《圣经》中的人心二元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继承自黑格尔。黑格尔笃信基督教。他有感于《圣经》中灵与肉的冲突，将之抽象化，称为“矛盾”，再推广到万物。他认为万物内部都存在矛盾，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存在”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其中“存在”对应于人的肉体，“目的”对应圣灵。但只有人有意志，其他生物和非生物没有。神造万物，目的是为了神，就是让神的国最终在地上实现。但万物当前的存在构成现实世界，还不是神的国，说明它们的存在与神之间存在矛盾，这就是“存在”与“目的”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再衍生出其他矛盾。

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有深层模式。矛盾演变成统一，然后在更高层次上产生新矛盾，新矛盾再统一。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比如人对水的认识，首先有常识A=“水是液体”，再发现B=“水也可以是固体冰”。二者矛盾，其中A是正命题，B是反命题。它们统一成合命题C=“温度低时水是固体，高于0度时水是液体”，推进人的认知水平上升。再发现D=“水也可以是气体”。C与D是新层次上的新矛盾，它们再统一成E…。人的认知就按这个模式逐渐接近真理。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不断趋近“绝对精神”，其实就是他为神在哲学里取的新名字。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世界发展有内在目的，就是实现神的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格尔折服，把辩证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但这样做造成严重问题。黑格尔信仰基督教，他的辩证法里到处隐藏着基督教义。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彻底唯物。把前者塞进后者，引发各种逻辑断裂。最简单的，比如黑格尔讲历史“螺旋式上升”，因为神在上，接近神就叫“上升”。马克思主义照抄，也讲“螺旋式上升”。但没有神，什么是上什么是下，根本没定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漏洞百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如苏联和中国，它的权威被政权保护。西方学术界里也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左派政治运动为他们创造了生存空间。在逻辑上他们也说不通，但坚持抱残守缺，因为其中有利益。他们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平时抱团取暖，并把领域内语言搞得复杂玄妙，让外人听不懂，很难批评他们。偶尔出现个别质疑者，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情况类似中国的“红学”界、或《边城》研究者群体等。

回到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否认神，万物不再有形而上的目的，黑格尔矛盾论的基础不复存在。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矛盾论变得不能自圆其说。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矛盾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撇开其中关于政治斗争的部分不谈，只关注其理论演绎，文章试图把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从神改为科学与数学。比如它引用恩格斯、列宁等，提出“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都是矛盾）”、“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都是矛盾）”。

说数学中的正数与负数、微分与积分是矛盾，证据很弱，难以服人，因为关系中的双方并没发生 “对立统一、螺旋式上升”。比如微分与积分同时被发现，发明者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它们是微积分的两个部分，之间互补，并没互相冲突，何来矛盾？物理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正电荷与负电荷等，发生在两个不同物体上，根本不在一起。矛盾普遍性指的是在同一事物内部存在矛盾。总之，《矛盾论》的理论根基不牢靠、论证过程不能自圆其说。

在信神的黑格尔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矛盾都在其目的与存在之间。数学、物理、或任何其他学科在这方面都相像。以数学为例，它的终极目的是体现神的完美，但当前数学并不完美。为解决这个矛盾，数学家们努力推进数学发展，让它更接近完美。数学本没有意志，是“死”的。但因为数学家参与其中，数学仿佛有了意志和方向，“活”了起来。世界上只有人有意志，其他万物没有。但因为人参与，世界也有了意志和方向，万物都随着活了起来。这就是人的独特，人是这个世界的“灵”，是神把人造得如此。

毛泽东在世时，所有国内学者们都为《矛盾论》拍手叫好，认为它是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还好，毛自己有一些反省，承认 “《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3】。毛去世后，国内开始出现质疑声。有人说毛的哲学文章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别人代笔。还有人指出官方版《矛盾论》被改写过，并不是1937年时的原版【4】。但国内学界还没人指出其内容错误，也许环境依然不允许，虽然吹捧的人已基本绝迹。

超越性思维

在图1中，圣灵在上，肉体和人的意志在下，因为神高于物质世界和人。人从自身与环境中领会神，就是“超越”(Transcandence) ，代表人的精神不自囚于现实，追求和领悟崇高的神。因为基督教普及，所以Transcandence在西方是常用字，在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中拼写都类似。康德哲学就叫Transcendental Idealism。国人不熟悉这个概念，以至于中文里没有贴切的词与之对应。比如在字典里，Transcandence被翻译成“超越”，但康德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被翻译成“先验唯心论”，而不是“超越唯心论”。“超越”也可以被松散地翻译为“形而上”、“升华”、“领悟”等。

图3.超越性思维的例子。牛顿从苹果落地中领悟出万有引力。他是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研究科学就是为了接近神。

依据基督教义，牛顿认为神创造世界时应该有简洁一致的原则，否则世界混乱无序，没有美感，违反神的智慧与完美。《约翰福音》说，“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其中的“道”，英文是WORD（词汇），希腊原文是LOGOS，意思是“词汇”、“语言”，引申为“逻辑”、“原理”、“含意”等。神就是万物内在的、背后的原理、意义、目的等。神不依赖人或物。相反，人和物都依赖神。神智慧，完美，自在。他的目的不是让人幸福，或让世界更美好。相反，人和物存在的目的都是为神。

在中国古人头脑里，月亮星辰上都有神仙和琼楼玉宇，与地上的人和土石草木不可同日而语。古代西方人也类似，觉得天上是神界，那里的一切与地上完全不同。所以原来的常识认为，苹果落地与星辰运行就像风马牛，完全不相干。但自伽利略之后，一小撮西方思想先驱猜测，二者都由神设计，背后应该有共通原则【5】。牛顿继承这个想法并发扬光大，最终发现了充满美感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对比，在接触西方现代科学之前，中国科学家们不知唯一神，以实用为目的，所以想不到在科学里追求统一或美感。

朋友中存在一种质疑，如果《圣经》那么伟大，为何用“道”这类模糊词汇描述宇宙，而不像牛顿那样给出精确数学表达？《圣经》是两千年前写的，目标读者是普通人。而用数学表达科学原理的方式出现在近代。数学等号（=）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之后，中国明朝中期，才由英国医生和数学家雷科德（Robert Recorde 1512—1558）发明。之前人类不知道什么是数学公式。即使《圣经》作者懂得万有引力，受时代限制，也不可能用数学表达，因为信徒们看不懂。再说，《圣经》是关于信仰的书，科学不是重点。它不会细致到具体科学原理。【5】

三 心中有神，人才有自由

不可思议的沃尔姆斯议会

图4. 沃尔姆斯议会（Diet of Worms）于1521年初召开，是神圣罗马帝国最高级别国是会议，期间设临时法庭审判马丁路德，由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亲自主持。左图是审理现场。皇帝坐在左侧；马丁站立在中央，左手按着他过去发表的著作；几位帝国里最重要的大主教和神学家们坐在右侧；一众贵族议员们站立在背景里。要知道，马丁只是小城市大学里的一个中青年教授，在圣奥斯定会里负责一些行政工作。如果放在中国，他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保定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教授，兼任区共青团付书记，是个芝麻官。右图是在审判期间的夜晚，马丁独自在房间里祷告，祈求得到神的指引。

沃尔姆斯议会召开时，马丁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已进行数年。帝国各地出现多路反对派，以马丁为精神领袖，以他的著作为指导思想。与会者们心知肚明，时局紧迫，史无前例。查理五世知道，马丁的思想正蔓延，可能促发内战，让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帝国分裂。不但老百姓将生灵涂炭，他的权威、利益、甚至生命都可能被威胁。大主教和神学家们懂得，这是罗马教廷在其1500年历史中面对的最大威胁，很可能造成分裂。马丁也很清楚，这次审判关系他的生死。

法庭程序很快走到关键点。审判方要求马丁公开反悔，否定自己过往的全部著作。如果他在全国瞩目的议会上这样做，就向反对潮流泼上一瓢冷水，教会和帝国都将变得安全，他也可能被减刑。如果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或想名垂青史，可以从信众和社会运动角度出发，当庭拒绝审判方的要求，展现运动领袖的高姿态，变成支持者心目中的大英雄，或举国瞩目的烈士。

但两条道路马丁都没选。他既没屈服，也没表现出大义凌然的气概。他请求法庭给自己一天时间考虑。上图中右侧就是他当晚在自己住处祷告的情景。他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难道只有我一人智慧吗？”其实他尊重和信任法庭上审判他、和平时反对他的那些大主教和神学家们，知道他们也是博学和真诚的。马丁思考，“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那些问题，提出那些观点？他们都反对，是不是我真错了？”于是他通宵重读那些曾触发自己思想的《圣经》段落，并向神祷告，求神为自己指引方向。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中肯的旁观者认为马丁的反对者们思想深刻，很有道理。比如马丁的核心观念是“唯《圣经》、唯信仰、唯耶稣”，否认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反对者指出，如果马丁是对的，那么教会将分裂，基督徒将互相冲突和杀戮。因为没有教廷约束，每个人靠自己理解《圣经》，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将造成大量谬误涌现。一个真理与众多谬误混杂在一起，在大众眼里都类似，都是人的意见，于是真理将被淹没，真假将难辨。这些后果违反耶稣原意。耶稣要求基督徒团结互爱，协助真理战胜谬误。

第二天马丁重回法庭，说了一段著名的话，“除非你们拿出源自《圣经》的证明，或用简明清晰的逻辑理由说服我，我做不到、也不愿意彻底否定自己的观点，因为违反良心是危险的、也是不理智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无法做其他选择。愿神帮助我”。他的总体意思是，“我并不顽固。如果你们指出我的具体错误，我可以否定自己。但不能因为你们给我压力，我就昧良心地否定自己”。

之后发生的事情，在基督教文化里常见，但在习惯于中国文化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法庭宣布马丁是异端，按律当死。但查理五世为守信用，放走了马丁。并且帝国和教会都没有对社会掩盖法庭上发生的事。于是宗教改革运动如猛虎出笼，再也收不回去了。原来预想过的可怕后果开始发生。帝国陷入暴乱和内战，查理五世的权威受到威胁。然后运动溢出帝国，宗教战争大爆发，基督教会大分裂。整个欧洲进入兵荒马乱的时代，黎民百姓尸横遍野。如果换到中国，为了社稷、为了社会安定团结，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皇帝应该杀了马丁，尤其马丁手上无兵无权，杀他易如反掌。如果明杀不方便就暗杀，可选方案很多。或至少对国民封锁法庭上发生的事，把马丁对社会的“危害”减到最低。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罗马教廷、各国君主们、和改革势力争夺社会最高权力和影响力，但并未彻底野蛮化，你死我活的局面不多。他们总体表现出较高道德底线、理性、和互信，远比中国历史上历次最高权力争夺时各方表现的道德底线更高，互信更多。所以这场改革虽然带来长期社会分裂与战争，破坏力巨大，但建设性更大。它强有力地推进了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后来的理性时代、科学大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等，都以这场宗教改革为基础，都可以算它的后果。

什么是信仰

不信神的朋友们想了解什么是信仰，沃尔姆斯议会上的马丁路德就是范例。在判决前夜，他需要做最后决定。他面对的压力之沉重，常人难以想象。他的决定将关系到罗马教廷的统一、国家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的追随者们的诉求、他们的安危，等等，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生死。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他却把心思全放在领会神意上。他整晚祈祷，思考《圣经》。他的决定基于他领会的神意，而不基于任何人的安全或利益，包括不考虑他自己的生死。他把神放在最高、高于一切。这就是信仰。

所有现实因素最终通过肉体影响人。马丁面对的各种压力，在审判期间聚焦于一点，就是他的生命。在沃尔姆斯议会之前，他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他出席，就会被判死刑。他们劝他逃跑，但出于信用和荣誉感，他还是去了。在法庭上他得到反悔机会，也就是免死的机会，但为了在神面前的良心，他拒绝了。他证明了信仰可以让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就像耶稣不畏上十字架、圣保罗不畏被砍头一样。如果信仰强大到战胜死亡，就可以战胜其他诱惑。

马丁把神看得高过教会、国家、皇帝、人民、自己的支持者和他们的政治运动等，不代表他不爱他们。基督教认为对人最大的爱就是跟随神，因为爱神就是爱人。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点。马丁引发宗教改革运动，创立基督新教。它们大概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几百年来不断发酵，一直造福于全人类。

图5. 左，弗里德里希三世（Frederick III the Wise，1463—1525），神圣罗马帝国重要贵族，曾被公推为皇帝，但主动让位给查理五世，所以深受后者尊重。中，马丁路德的书房，他在这里翻译出第一本德文《新约》。右，隐居时的马丁路德画像。他蓄发，改名，希望不被人认出。宗教改革时期，很多人被马丁的思想折服，包括弗里德里希。他大力帮助马丁。首先，在沃尔姆斯议会期间，他为马丁争取到一张“安全通行证”，让皇帝保证在会上不逮捕马丁。第二，会议结束后，通行证作废，马丁将面临死刑。在马丁离开沃尔姆斯的路上，弗里德里希派人劫持他，然后将他送至秘密地点。马丁隐居多年，期间将《新约》翻译成德文，掀起德意志地区人人争读《新约》的热潮。几个重要且有趣的细节，一，只在弗里德里希病危将死时，两人才短暂相见。之前他们从未谋面。二，弗里德里希吩咐手下人，不要告诉自己马丁隐居的地点，因为皇帝和其他贵族会追问，弗里德里希想诚实地说不知道。三，弗里德里希位高权重，一般人会猜测他冒巨大风险帮助马丁，肯定出于权谋。但很多证据表明，弗里德里希的最大动因是真诚相信马丁的思想。

神给予人自由

自由，就是不屈从于他人意志。政治领域的自由，就是人的意志不被他人以暴力或重大利益等为手段胁迫。其中他人主要指政府，因为政府集中最多权力。简单讲，自由就是不被人管。但自由并非不受神管。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就是一种关于宇宙的“道”，也就是神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被万有引力定理限制，也就是在每时每刻都被神管，但我们并没有因此不自由。所有客观规律、科学原理，都是《约翰福音》中的“道”，都是神的部分。人被它们限制，不代表人因此不自由。如图1中的人心模型，人的意志要么跟随肉体，要么跟随神，不可能哪个也不跟。

图6. 神是爱。左，《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著名情节，月夜里窗台相会；中，特蕾莎修女与濒死的贫民；右，感动中国的母亲。神是真与爱。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都是真，被它们约束，不代表不自由。同样，人被爱虏获、被爱驱使、被爱约束等，也不代表不自由。自由是摆脱他人约束，不是摆脱真与爱的约束。

如果你心中没有神，你就是肉体的奴仆。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就可以通过压迫你的肉体，让你的意志就范，你就失去自由。如果你心中有神，你就有了自由的机会，因为在灵与肉的斗争中你可以跟随神，让别人的压迫对你失效。在沃尔姆斯议会上，马丁路德面对的压力接近人间极限。一方面，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几个人都要求他反悔。如果他不从，性命难保。另一方面，各地民间反对力量推动他拒绝反悔，做领袖、英雄、或烈士。如果马丁心中没有神，无论他胆大、智慧，或懦弱、愚昧，他都会至少屈从于两方面中的一个，本质都是屈从他人、失去自由。但他依靠神，在那么大压力下也没屈服。信仰让他保住了自由。

自由最终来自神。有了自由，人才可能有独立性与主动性。每个人信仰神的程度不同，在现实压力下选择神的过程与结果也不同，于是人有了个性。没有神，人的自由、独立、自主、个性等，都是无本之木。除人之外，其他生物或非生物都没有自由、独立、自主、个性等，因为神不住在它们心里。比如无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多么复杂和先进，都不会与人等同。因为机器不会有信仰，神也不住在机器里。

有人会问，既然神要人信自己，何必不把人造得只跟随圣灵、不跟随肉体呢？其中原因是神爱人，就像父亲爱孩子。一个充满爱的父亲，无论自己多么伟大，也不会强迫孩子完全照抄自己，而会让孩子独立、有自由。神按自己的样子造人。神有自主性、有选择权，所以也让人有。

四 信仰决定谁是社会主角

社会通过个人接近神

基督教认为，神通过感召人心来影响世界。一些人祈望奇迹，认为神直接干预世事。另一些人认为教皇特殊，是普通人通往神的唯一渠道。但在现代新教理论里，奇迹或教皇都没那么重要。每个人在心里领会神，神利用个人改变世界。任何组织或集体，包括政府，都不能像个人那样直接领会神。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个人是主角，政府是配角。

基督教文化里的君王看待国民，有点像养鸡场主看待生蛋的鸡。虽然他对鸡有生杀大权，但是产蛋最终还得依靠鸡。他权力再大，在下蛋问题上也是配角。为了自己的好处，他必须好生照顾鸡。基督教文化里的现代政府看待国民，就像好丈夫看待怀孕的妻子。生孩子要靠太太，丈夫没啥大用，只在一旁伺候。太太才是主角。

在基督教文化里，神是目的、意义、和理想。“社会变好”就是社会趋近神，方法就是让更多人信神、以及让信神的人信仰更坚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社会进步过程中，主角是每个人，主战场在每个人心中。政府、领袖等都是辅助，本质上次要。

人性一元论把人降格

图7. 在基督教人心二元论里，人心自带冲突和选择，人是“活的”、独立的、有能力自主进步，因此社会才有可能允许他自由。相对比，传统人性一元论里没有内部冲突或选择，人就像个死面馒头。信奉这样的人性观，社会管理者看老百姓，就像书生看纸墨、泥瓦匠看砖瓦、或园丁看草木。在前者眼里，后者完全被动，只能被摆布。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人性观里没有神，不承认人心中灵与肉的斗争，于是人被看成本质上被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君王、政治家、思想家、革命者、关怀天下的有志青年等，自然把人民看成“画纸”、自己是“画家”。他们觉得自己是主角，人民是工具或原料。他们的套路可以很多，但核心都是调教人民、摆布人民，就像医学实验者对待小白鼠。于是，没有什么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所谓“自由”，最多只是他们蛊惑人心时的噱头而已。

儒家自孔子起就强调“教化”，就是政府主宰人民思想。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在这套理论下，人民是被教化的对象，君王和哲人是主导者。忠孝悌就是要求人绝对服从他人，直截了当地把“放弃自由”推崇为道德原则。法家比儒家更甚。二者对待人民的基本态度都是“役使”，区别只在方法论。儒家讲究“礼仪之道”，偏重柔性手段。法家强调“不务德而务法”，偏重暴力手段。

中国先哲们与基督教思想家们一样聪明，都具有非常洞察力。但因为拒绝神，他们看不到人的自主性、个性、与自我完善能力。他们的人性一元论里其实只有“肉体”，但自由需要神。中华文明虽历史悠久，古代先民也与西方人一样，有过自由的冲动，比如《诗经》中著名句子“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表达的情感，但中国哲学从没诞生过个人自由观念。

很多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个人自由与权利。其实不然，信仰比政治制度更重要。孟德斯鸠是第一位严肃考察中国政治制度的西方大学者。他生活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同期中国皇上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算是盛世。但孟德斯鸠发现，中国人在国家里的权利与地位远低于法国或西欧其他国家里的国民。他严厉地批评中国是“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国家”，获得后世学界广泛认同。当时中法都实行高度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两地国民待遇却差别巨大，根本原因就是法国有基督教信仰，而中国没有。

五 结束语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梅树病态，为什么龚自珍不指责梅树本身，而指责养梅的文人画士？因为他的思想跳不出人性一元论。他笔下的梅就是千千万万国人。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成被动的受体，与决策不沾边，也就没有责任。所谓“谁决策谁负责”。责任全在教化他们的人。所以龚自珍指责“文人画士”，就是当权派。同理，要匡正老百姓思想，也不可能靠老百姓自己，必须有新教化者。于是龚自珍自告奋勇，显露中国文人传承数千年的入仕野心。

《病梅馆记》写于1839年。之前几年里，龚自珍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之后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龚自珍身处西方列强撞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机。他胸怀爱国热情，积极寻求改革之路。他的思想走在时代前沿，文字清晰有内容，备受近现代文人推崇。李鸿章赞扬他在忧患之中创造了“古今雄伟非常之端”。柳亚子评价他是“三百年来第一流”。纵观龚自珍作品，他对人性的看法有过改变。在这篇文章里他支持性善论，但之前他支持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6】。他寻来寻去，还是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打转。

龚自珍的改革大计，其实就是换人，“当权派下台、换我或我的派别上台”。他的想法停留在政治领域，完全没看到西方强盛背后的信仰基础。从《病梅馆记》成文到现在大约180年，期间仁人志士们的基本思路都与他类似，都专注于争夺政治权力、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没有深入到民族信仰层次。他们发动战争、革命、改革。中国因此经历了晚清、北洋、蒋介石的军政与训政、毛泽东的斯大林式专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如今习近平的终身制。转了一大圈，死了上亿人，结果从皇上变成了新式皇上，GDP从世界第一变成第二【7】，历史大致回到原点。现在，无论国内当权派、改革派，还是海外民主派，思想上还与龚自珍类似，目光还盯着权力，思想还局限于政治与经济，还看不懂信仰的关键作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下一个180年将与上一个180年有根本差别。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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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骆远志，2018，浅谈“神造人”的意义https://lyz.com/creation/      

2.  骆远志，2022，当代科学挑战达尔文进化论，https://lyz.com/id-evolution/

3.  陈晋， 文章千古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人民日报2017-03-30

4.  郭小磊，国外学者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研究概述，《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第154-157页

5.  骆远志，2018，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https://lyz.com/modern-science/

6.  辛鑫，龚自珍看“人性论”，https://www.xzbu.com/3/view-4804010.htm

7.  Angus Mad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BN 926418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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