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一步的定义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我们说蒸汽机的出现、人造卫星的上天以及有害化学产品的消失取决于市场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及理念劝导系统，但并不是说有了市场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及理念劝导系统就一定会出现蒸汽机和人造卫星及好的化学产品。市场机制和行政指挥机制及理念劝导机制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而蒸汽机和人造卫星、好的化学产品则是近几百年、几十年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这里所要阐明的是，市场交换机制和行政指挥机制、理念劝导机制造成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可变性，而这种分工协作的可变性则是一切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技术进步本身是低级的（陶器、瓷器的专业化生产）还是高级的（汽车、计算机的制造）。

在这里“前提条件”的含义是什么呢？难道新的工作种类的产生、或某些社会成员改变自己的工作种类，也就是社会分工协作的可变性本身还能构成一个问题吗？是的，它本身确实能构成一个问题，而且是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语言本身并不能产生出科学的思想体系，但语言却是一切科学思想体系能产生出来的前提条件。同样，人类分工协作的可变性本身并不会产生出技术进步，但它却是一切技术进步产生的前提条件。语言本身很普通，以致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对科学理论产生的重要性；分工协作的可变性也太普通了，以致人们也往往忽略了它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只看重科学理论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那么，抛开具体的事例，我们再来详细地、抽象地讨论一下，行政指挥机制和市场交换机制、理念劝导机制的存在，是如何产生出社会分工的可变性的。

以行政指挥机制为例，要想改变社会的分工协作，只要由指挥中心（不管这个指挥中心是一个君主、或是一个数十人的小型会议、或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会决议）发出一道新的命令就可以了，其他的社会成员就会按照这个新的命令去从事新的社会分工与合作。也就是说，只要指挥中心能不断发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命令，全社会的分工协作就能产生出巨大的可变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动物社会和原始社会。动物社会，一般也存在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也能不断发出“命令”。例如一个蚂蚁社会，蚁王就是指挥中心，所有的重要指令都是由蚁王所分泌的不同的化学物质做出的，其它的蚂蚁都按照这些不同的化学气味的命令去行动；但蚁王在什么样的“季节”（这主要由大自然的环境温度来决定）分泌什么样的化学物质是由它的遗传本能基因决定的，因而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整个蚂蚁社会的分工协作在这种固定的“命令”下也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固定的季节中总是做着固定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原始社会，在一个原始社会中，也会有指挥命令，但指挥命令是由长老们做出的，而长老们又是根据祖传的经验作出指令的，祖传经验的可变性不大，因此长老们指令的变化性也不大，从而导致整个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的可变性也不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影响社会分工的可变性的。说来也十分简单，对于市场交换系统来说，只要某个社会成员生产出了某种更好的产品，那么其他的社会成员就会纷纷放弃原先较差的旧产品而去购买这个社会成员的好产品，或者纷纷去模仿制作这个新的产品，从而造成旧产品生产者的改行，新产品生产行业的诞生。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协作由此而发生改变。而动物社会和原始社会中均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机制，因此社会分工的可变性也基本不存在。     

对于理念劝导机制或理念系统来说，它或者靠某个理论的强大说服力去说服社会上的全体人员（文明社会的早期经常如此），从而直接导致社会分工协作的改变；或者去说服那些在行政系统或市场系统中起主要决策作用的人们（高层领导人或巨商富贾），从而通过他们而间接地对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我们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各个理论往往有着重大的差别甚至大相径庭；每个思想理论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各领风骚数年或数十年，这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分工的可变性。而在动物社会中，当然不存在什么理念系统，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分工协作靠的是老传统，而老风俗传统的可变性远远低于上述的理念系统。在原始风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分工协作不易改变，新技术的进步完全靠偶然的因素来发展，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因为它受制于整个风俗传统的容纳能力。

综上所述，动物社会之所以一成不变，是因为其社会分工不可改变，因此它才没有发展变化。原始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其社会分工虽然是可变的（具备变化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变化主要依赖于偶然性，缺乏变化的必然性、主动性（原因详见第六章），因此它虽然是可发展的，但又是发展极其缓慢的。而文明社会中的社会分工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文明社会中产生了一种促使其分工协作主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它的分工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或同一产品由越来越多的人共同生产，因此，文明社会就成为一个社会分工协作变化发展迅速的社会，成为一个突飞猛进的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社会中如果具备了市场交换机制、或行政指挥机制，或理念劝导机制，那么这个社会的分工协作就具备了可变性。而分工协作的可变性又为新技术的实施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文明社会下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行政指挥、市场交换、理念劝导这三个机制至少出现了一个，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属于文明社会。换句话说，凡是至少具有这三大机制之一的社会就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