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已经开始读博士了，住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的迪德罗大街边上的一个学生公寓里。巴黎比北京时差晚六个小时，因此知道天安门屠杀是巴黎的晚上时间，也无事可做，就坐地铁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前看看，算是示威一下。大使馆在香榭丽舍大街不远的一个富人区。去的人并不多，也不用静坐了，不到半夜就回宿舍了。

第二天就有一些人在我那里聚会，我并非召集人，我的宿舍大一些，还算整洁吧。有广安门医院来的辽宁人老A，年龄比我们大一轮，也住在同一个楼里。还有不太熟悉的河南人B先生，年龄也很大，是来法国短期进修的，毕竟是在社会混过的，喜欢滔滔不绝地说，仿佛很革命，但是过了不久就回国当官了。六四之后两三年内回国的留学生令共产党感激涕零，证明他们多么爱国爱党，再加上那时人才青黄不接，因此回去升官升得快。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充满了投机主义歪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大家容易不知不觉地像阿Q一样革命了，又不知不觉流血牺牲了，然后就有华老拴买来人血馒头给儿子治肺痨了。

还有一位跟我同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法语的山东人C先生，这个人也能说会道善于钻营。六四过后不久便申请政治避难可以在法国工作了，应该真的跟民运走到一起了，跟我们同学几乎没来往了。

比较精彩的是最能说会道的浙江人北大D先生。当然，我现在回忆不起来我们在一起具体说了什么。像我几乎不会说什么。D先生更“会”来事，仿佛最革命，因为六四，法国政府给了若干工作机会，他摇身一变到银行上班去了。又没过几年他回国成立什么基金做老板去了。不过，中国的股市是骗人坑人的地方，应该埋葬了他的大好年华。

我自己对六四前的学运态度当然是支持学生的，希望李鹏下台，赵紫阳领导改革开放没有那么大阻力。六四后自然反对屠杀学生。但是没有民主中国的概念。

在这次碰面之后，当然人家这些“革命领袖”，姑且这样称呼吧，找到了更大的革命舞台。跟我就没关系了。我继续做我的工科博士了，现在想来我也许那时应该改读政治学，但是历史不允许也许。

之后的周末有一个大游行，从中国使馆走到埃菲尔铁塔北面的Trocadéro广场，一路好风景。情景如陶渊明所言：逝者长已矣，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唉，愿六四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6/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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