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已經開始讀博士了，住在巴黎的里昂火車站附近的迪德羅大街邊上的一個學生公寓裡。巴黎比北京時差晚六個小時，因此知道天安門屠殺是巴黎的晚上時間，也無事可做，就坐地鐵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前看看，算是示威一下。大使館在香榭麗舍大街不遠的一個富人區。去的人並不多，也不用靜坐了，不到半夜就回宿舍了。

第二天就有一些人在我那裡聚會，我並非召集人，我的宿舍大一些，還算整潔吧。有廣安門醫院來的遼寧人老A，年齡比我們大一輪，也住在同一個樓里。還有不太熟悉的河南人B先生，年齡也很大，是來法國短期進修的，畢竟是在社會混過的，喜歡滔滔不絕地說，仿佛很革命，但是過了不久就回國當官了。六四之後兩三年內回國的留學生令共產黨感激涕零，證明他們多麼愛國愛黨，再加上那時人才青黃不接，因此回去升官升得快。當然我們現在知道，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充滿了投機主義歪風，沒有什麼原則。所以，大家容易不知不覺地像阿Q一樣革命了，又不知不覺流血犧牲了，然後就有華老拴買來人血饅頭給兒子治肺癆了。

還有一位跟我同在北京語言學院學法語的山東人C先生，這個人也能說會道善於鑽營。六四過後不久便申請政治避難可以在法國工作了，應該真的跟民運走到一起了，跟我們同學幾乎沒來往了。

比較精彩的是最能說會道的浙江人北大D先生。當然，我現在回憶不起來我們在一起具體說了什麼。像我幾乎不會說什麼。D先生更“會”來事，仿佛最革命，因為六四，法國政府給了若干工作機會，他搖身一變到銀行上班去了。又沒過幾年他回國成立什麼基金做老闆去了。不過，中國的股市是騙人坑人的地方，應該埋葬了他的大好年華。

我自己對六四前的學運態度當然是支持學生的，希望李鵬下台，趙紫陽領導改革開放沒有那麼大阻力。六四後自然反對屠殺學生。但是沒有民主中國的概念。

在這次碰面之後，當然人家這些“革命領袖”，姑且這樣稱呼吧，找到了更大的革命舞台。跟我就沒關係了。我繼續做我的工科博士了，現在想來我也許那時應該改讀政治學，但是歷史不允許也許。

之後的周末有一個大遊行，從中國使館走到埃菲爾鐵塔北面的Trocadéro廣場，一路好風景。情景如陶淵明所言：逝者長已矣，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唉，願六四革命烈士們永垂不朽!

6/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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