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由國防大學少將教授徐焰引出。他曾被評為該大學的傑出教授，在2018年11月在成都的“全國名師工作室聯盟第二屆年會 暨 第十二屆全國中小學名師工作室發展論壇”發表了一個講話。談到香港，他說香港的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三分之一是香港原居民，受港英教育，對大陸人有些傲氣但是沒有怨恨，三分之一最壞的是1949-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對“你”刻骨仇恨，還有三分之一在六十年代是挨餓偷渡跑過去的，好得了嗎？他認為香港回歸後的一個大失誤，一切都不變。 不去殖民化怎麼行？這是指除去英國殖民化的意思。

徐焰，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差不多跟習近平同齡。其父徐明任軍委空軍司令部作戰值班副參謀長等職。共產黨的集體世襲制再次得到體現，大官的兒子做大官，小官的兒子做小官。政治清洗或犯罪被打下來的通常就被淘汰成平民了。國防大學的類似教授也頗多，水平不行，但是卻能胡說八道，寫出(抄出)一本本劣作，因此這些人被稱為戰略忽悠局局長，像張召中金一南戴旭等等。他們名為“戰略”家，但是都是沽名釣譽之輩，那點粗淺想法全世界都知道，像徐焰， 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防衛大學等講學。他們有什麼好的戰略思想是僅僅保留給自己人知道嗎？我敢肯定沒有。什麼都公開了，就不是戰略了，除非你是超級強國，想打誰就打誰。沒有那個水平，就得想想什麼叫做戰略模糊。

徐焰，在北京空軍大院長大，一口胡同串子音腔，如同駱駝祥子裡的虎妞那樣。他自己還感到很牛，大有太監的頤指氣使的怪腔調。讓人聽起來很刺耳。真不知道他在國防大學能教出什麼學生。肯定也有谷俊山之流吧。

香港人，我所知還是屈指可數的。都是在法國時有過一點交集，感覺還是很好的。一位貝先生，跟我們一起學了三個月法語，他應該是“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後代，很有可能是江滬的貝氏家族一脈，人溫和。另一位香港姑娘，是在教會認識的，但是語言障礙總是一種障礙，感覺沒有台灣姑娘們那麼透明天真一些。當然，我終究不信上帝，因此我不信教。我當時受的教育還沒有達到“去共產黨化”的程度，也沒有“去傳統化”。還想着畢業後回中國工作。所以去教會是短暫的，緣分是轉瞬即逝的。介紹我去教會的，是留學朋友的妻子。似水流年之後，我的朋友早已成了佛教徒，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他數次說服我信佛，我不會。

還有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幫我修改我寫的英語論文，在我那個學科最好的刊物上發表了三篇。所以我畢業後若回中國大學找工作應該很容易。在法國一家研究機構做了幾個月研究，認識國內來進修的張先生。夏天我要回國休假，順便找找工作，他的同學在汕頭大學做系主任，就介紹我去了。但是我應是沒有誠意，去了似乎也沒有問工資。總之不了了之，當時應該是迷茫一些。

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香港人，我跟她的先生實習了幾個月。她有時跟我們講起曾經的苦難，說是日本鬼子來了，她們一家從河北逃難到香港多麼艱辛。那時她應該是兒童吧。她是在香港上的教會女校，人好。她先生是從東南亞來法國的，好像當初是從上海逃難過去的。我不喜歡打聽人家隱私，所以他們說什麼儘管我有疑問卻沒有問。

說到這些人，當然不涉及政治，我們都是因為謀生而在某一時刻走到一起，而後是永遠的分別，好壞優劣也就毫無意義了。那徐焰說“香港的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也是將身份教育背景的不同上升到敵對的高度，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多麼拙劣的戰略。反過來倒可以說徐焰習近平這一代八旗子弟當政是“中國的社會基礎中最壞的”，他們思想僵化，知識貧乏，IQ和EQ兼缺，容易以階級性黨性等因素敵視本國國民，因此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倒激化矛盾和對立，如此治國，國家怎麼會安定團結呢？

比如說，“1949-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香港人，他們真的對共產黨或中國政府有着“刻骨仇恨”？原則上也許有，但是年代久遠未必有。金庸的父親被共產黨搞土改給殺了，金庸如果真的對共產黨刻骨仇恨那麼就應該拒絕成為鄧小平的座上賓。董建華，1949年隨父來到香港，資本家的兒子，就讀左派中華中學，仇恨過中國政府？相反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李嘉城算是窮人去傍親，闖出一片天地，成為香港首富，雖然談不上喜歡共產黨，但是共產黨讓他發大財。共產黨作惡多端，不想着如何改造自我以贖罪，卻認為受害者有仇恨而防備他們，只會舊惡未去，新惡又來。

所以，理念的不同，通常不代表一定發展成仇恨。現在的問題是，徐焰習近平這樣共產黨專制主義者，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敵視人民，不能傾聽人民的呼聲，長此以往，造成人民的反抗，難道不是歷史的必然？徐焰，寫了一本又一本“抗日戰爭史”，“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懂得一點點世界通史嗎？他知道當今年輕人的期待嗎？年輕人，不論何時何地，是要為自己塑造未來。徐焰習近平，官宦子弟，卻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暴政思想統治中國，就是中國最壞的敵人。

6/1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