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孔丹清华演讲：祖国变革的人生体验”。是根据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2019年9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信大讲堂第五十八期·祖国变革的人生体验”。

实际上，孔丹这一批红色贵族口口声声吹嘘“革命基因”，代表了权贵阶层的的猖狂无知和厚颜无耻。他们这些在京的高干子弟，从小就被送入特权学校，到了高中时好一点的能进更特权的中学，就算成绩不好，像习近平那样，也能进到101中学。他们这些具有“革命基因”的中学生做了什么？孔丹说“在1964年四中、六中、八中有一个学潮，被称为四六八学潮，我们的一批同学认为学校的领导班子坏了、烂了，推行修正主线，他们中的一些人给中央写了信，学潮就闹起来了。”显然，孔丹在此轻描淡写，仿佛他们是对的。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反人民反社会却不自知，事情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为自己的罪恶涂脂抹粉。首先他们敢这样做无非是因为老子后台硬，从中央老子那里得到一些运动消息，才会推波助澜搞乱社会，迫害学校领导和成份不好的同学。

孙言诚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一篇文章“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是这样描述“四·六·八学潮”的：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他们发动并参与了动乱，孔丹竟然入了党。红色基因看来就是吃人民的鲜血成就他们的特权。

在文革当中，孔丹(还有邓小平女儿邓榕之流)这些红色贵族八旗子弟又成立了一个“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孔丹吹嘘“现在回头看我们‘西纠’是对文革潮流的一种反动，和当时中央推动的文革潮流是对立的。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事情：保护著名的钢琴家刘诗昆。”他怎么不说刘诗昆是叶剑英的女婿？他们后来是反对江青谢富治这样文革干员，那是因为他们老子也纷纷被毛泽东江青打倒。‘西纠’的角色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的：

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些纠察队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所谓“出身不好”的诸如黑五类的子弟被排斥在外，并且“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这些纠察队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

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进行的支持，意在通过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维护当时已经出现混乱的秩序。自1966年8月以来，北京因红卫兵大规模进行抄家、批斗等行动造成大批被迫害人员的伤亡，酿成红八月。此外，外地来北京的红卫兵增加也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负责维护秩序。这在当时各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委受到冲击，领导遭受批斗，党和政府的工作部分陷于瘫痪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比如类似各中学红卫兵承担的由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直接下达的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及第二次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的“标兵”任务就是纠察队成立后应由纠察队承担的任务之一。但另一方面，红卫兵纠察队也和当时几个月内的其他各类红卫兵组织一样对旧人员（指1949年前曾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军统及中统等特务组织等工作过，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并被新的党政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任用的人员）、各级学校教职员、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等等及上述各类人员的家庭成员进行抄家、殴打、刑讯等，造成了“血腥事件”。

所以文革是一场大混乱，谁革谁的命变幻莫测。在这场运动中，对人民的专政是狗咬人，高层内斗是狗咬狗。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孔丹的母亲自杀别人也只能说活该。如果仔细探究，“西纠”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联动”这些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对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孔丹吹嘘“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事情：保护著名的钢琴家刘诗昆”，如前所言，他没有老实交代刘诗昆当时是中央大员叶剑英的女婿。他更隐藏了很多杀戮迫害不提，如很多中学的领导，这些事情在王友琴的“恐怖的红八月”有详细记载。像老舍储安平这些大知识份子被他们迫害自杀或者被他们打死而下落不明的人也很多。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说：“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孔丹说“我个人的人生际遇， 我曾经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梦，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梦破灭了，我们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实现不了清华梦，更是罪有应得，甚至说罪有余辜。因为在文革爆发前夕，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在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情绪激昂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要高考，他们这些红色贵族就可以直接上大学。可是人算不如天变。暴君毛泽东索性不招大学生了。

未几，这些祸乱青年毕业了怎么办？毛泽东要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上山下乡，再一次成为孔丹吃人血馒头的盛宴。孔丹说“我们的父辈来自于人民，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艰苦奋斗几十年。所以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人民的疾苦，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既来自父辈，从事革命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念的传承，也来自于我们与劳动人民的亲密接触，这是“上山下乡”给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脱贫致富改变农村面貌的强烈愿望。”

中国那时有句话，叫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显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孔丹这样的红色贵族，搞文革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特权得到继承，他们叫做红色革命接班人。什么“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通通是谎言，当然，谎言说多了，他们自己真的相信了。可是，事实上，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是被共产党压迫阶级，今天仍然如此。孔丹之流这些无用的寄生虫，只是被毛泽东当做一种包袱甩给农民，让农民养活他们。说这些下乡青年是自食其力那肯定是夸张。经过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饿死数千万人之后，农民实际上还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们到农村只能为农民增加负担。农民要为他们盖房子，农村的土地本来有限，根本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劳动。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吹嘘他们为农民做了什么都是神话。

他们到了农村，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在很多地方，他们的口粮分配比农民多得多，他们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做做样子。如果你看知青对那段生活的描述，像孔丹这样北京来的比较喜欢吹，上海来的比较喜欢写伤痕文学。其他省份在本省下乡的没有什么声音。但是不管怎样，彼时中国现实是，他们是农民的负担，他们若抱怨农村多么艰苦的话，应该想想农民世世代代就是这样苦，和他们同龄的农村青年就应该吃苦一辈子吗？

下乡青年的特权，在各地可能不一样，有的地方官员比较把他们看成少爷少奶就对他们更好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一般般，他们就有可能和普通农民待遇一样，但是不可能更糟。在网上我查到一篇相当于地方志的文章“商南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商南县属于陕西省吧。这个县志有这样一段描述：

“插队知识青年吃粮问题，办公室在富水公社、茶坊大队、先锋公社先锋大队共调查了六个生产队的8个单身劳力六九年实际吃粮水平（最高的吃到680斤，一般的吃到500-600斤，最低的460斤，平均501斤）县核心小组研究决定知识青年口粮，全年口粮按人分平均不能低于450斤原粮，所做劳动日参加工分分配，这一决定电话通知，一些社、队的干部执行不通，有的说知识青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口粮和社员一样分配（基本口粮按人头平均分），不能高于社员。有的说现在生产队负担太重，负担了教师粮，社办工业粮，还要负担知识青年的口粮，社员劳动一年吃不到一半，应该由生产队按社员一样分配，不足部分国家补助。有些生产队干部说，他队人多、地少、口粮低，他一个队负担知识青年的口粮太吃亏，应该由大队平均摊派，如果大队不摊派秋季一个生产队分一个知识青年，由于种种原因知识青年的口粮分配还未落实到思想实处，在执行方面也不统一，红卫公社按县核心小组办法执行，富水公社决定知识青年全年口粮不能低于500斤原粮，先锋公社决定全年不能低于450斤净粮。”(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注：摘自商南县革委会下放安置办公室永久第235卷)

在这样一个穷山区，当时给这些知青的粮食指标确实比农民高得多。“社员(农民)劳动一年吃不到一半”，难道说农民口粮不到知青的一半？可惜文中没有交代清楚。

有的地方可能贫穷而偏远，当地干部比较有公平意识(或者说，山高皇帝远山吏刁蛮)，知青又不是北京上海来的少爷少奶，所以知青生活条件更艰苦一些。比如1972年12月20日，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口粮只够半年，政府原先每月八元的生活(补助)也断绝供应。孩子下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穷得连理发的钱也拿不出，要家里资助，而家里也穷。其次，知青下乡后没有房子住，成了无处安身之人。再次是知青招工靠关系走后门……”毛泽东读信后深感不安，亲自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比较幸运。大跃进后彭德怀向毛泽东反映下面饿死人，他就被整肃下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并且，李庆霖的孩子分到福建山区，吃不饱，李庆霖可以写信告状。那么当地农民肯定也吃不饱啊，这是没人关心的。

当然，有一些知青被安置在国营农场，或者建设兵团，他们的劳动算是独立的，无法混在在农民中滥竽充数，应该比较艰苦。应该说他们成为国家奴隶。并且农场或者建设兵团干部是国家干部，势大压人，因此强奸女知青的事往往是这些人干的。

孔丹之流喜欢把在陕西的知青生活写得多么浪漫，也是枉然。“寂寞了，我们就唱歌。唱酸曲，陕北人唱信天游，情歌，酸曲，我在那里学了几十首酸曲，到现在我还能唱，也是我生活的乐趣。” 现代社会，我们天天可以听流行歌曲，这不代表我们多么革命或反革命，生活就是这样，你在哪里都可以听到歌曲，没有什么稀奇。

陕西的下乡生活，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更接近真实一些：“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 “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担粪六、七十斤，虽然很重，但是比习近平挑一担200斤粮食走十里山路不换肩轻快多了。

对比之下，尽管孔丹吹嘘“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艰苦奋斗几十年。所以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人民的疾苦”，但是他根本眼中就没有人民。只会吹嘘自己干了什么，或者喜欢读书，包括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个专制社会，没有言论自由，逻辑学是多余的摆设。亚里斯多德建立逻辑学是在崇尚自由辩论的希腊民主社会，尽管那是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久远年代。孔丹这样在1965年搞468运动的人本质上就是血统论者，现在又喜欢强调“革命基因”，他们高干子弟自成一级，在1965年视地主资本家子女为仇寇，又怎么会对普通劳动人民另眼相看呢？他们只有自我和特权，却以“到人民中间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幌子，攫取权力，奴役人民。一代被混乱误造的八旗子弟，到清华演戏欺骗新一代学子，又要误人子弟，中国何日才能有智慧和理性？

孔丹习近平这一代，在学生时代他们是祸乱，他们执掌国家权力更是一场浩劫，同样破坏人文主义，破坏社会发展，不惜借贷耗巨资搞铁公基搞大撒币制造表面繁荣景象。孔丹本人在做中信董事长时，外汇交易和中澳铁矿项目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具体情况可查“外汇交易噩梦中信泰富可能亏147亿港元”，“惨！300亿巨额赔偿！中信泰富中澳铁矿再遭“捅刀” 面临停产！”。

11/1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