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圣佛朗西斯(圣方济)的历史故事时，看到一部1992年的法国电影“La controverse de Valladolid”，即巴利亚多利德的争议，讲的是巴托勒枚(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与一神学教授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的辩论。辩论是在西班牙城市Valladolid(音译，巴利亚多利德) 的圣格利高理学院(Colegio de San Gregorio)举行的。那个时代的智者都是天主教中人，主持的自然是代表教皇的红衣主教，评审委员们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召集来的卓越博士和神学家。

这是西班牙最辉煌的时代，发现了新大陆，担任欧洲老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研究一下这段时间的大事应该很有趣。前面说的这部电影倒是仅仅聚焦在辩论部分。

写了几个圣人，究竟为什么呢？他们的人生故事很有趣，他们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人对他们和欧洲文明史是忽略的。圣人是什么？大约可以说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道德崇高的杰出人士。如果我们不争议孔子和孟子是不是圣人，但是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仅有三两个圣人，为什么他们成为圣人别人就无法成为圣人了？多了解各国圣人，也许这些问题就自然有其答案。

中国在清朝极为衰败没落时，才想起洋为中用。可是一直到现在，洋是什么，什么可用，什么不可用，都没有答案。那么，就让我们多看看全部西洋景吧。

巴利亚多利德历史

巴利亚多利德在11世纪逐渐成为西班牙的重要城市。1469年，阿拉贡王子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在这里举行王家婚礼，他们是日后统一西班牙并开创帝国数百年辉煌大业的奠基者天主教双王。

1527年，腓力二世在巴利亚多利德出生，29年后又在这里加冕登基，当时西班牙正处在鼎盛时期，而巴利亚多利德正是这个世界大帝国的都邑。

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晚年曾在此生活，而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则是在这座城市去世的。

巴托勒枚

巴托勒枚 (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 是多米尼格教派的牧师，因为记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状况，也算是作家和历史家。他到美洲是去殖民和传教的。

其父是一个商人，犹太人转信天主教。似乎因此可以说明，当时的西班牙比意大利对犹太人更包容一些，1516年威尼斯把犹太人限制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居住(Ghetto)，不能拥有房产，夜里必须回来，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所以很多犹太人只好开银行(当铺)，因为借钱这种事在当地的基督教徒来看，是违背新约全书的，是有罪的。1797年拿破仑打到威尼斯，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解放了关在威尼斯Ghetto近三百年的犹太人。

由此可见，同时代的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的家族背景跟巴托勒枚类似，西班牙犹太商人，转信天主教，到了他们这一辈，就成了学者，人文学家，政治家。西班牙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在蒙田之前，有什么著名法国作家？我不知道。说到这里，心中的疑问有些眉目，看上去他也可以被封为圣，怎么没有呢？也许是因为圣巴托勒枚是耶稣的十二信徒之一。也许因为巴托勒枚是犹太人，罗马教廷不愿意。

当然，他们的父辈应该是不得不转信天主教，否则，可能就被驱逐了，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不时被一个国家驱逐到其他地方。

说偏了一些，知道威尼斯Ghetto，知道蒙田，但是不知道巴托勒枚。现在写巴托勒枚想起以前知道的，顺便说一下。

关于巴托勒枚的个人生平，我采用的主要是法语介绍。

巴托勒枚9岁时，在塞维利亚(SEVILLE)看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凯旋归来。他的父亲和叔叔跟着哥伦布参加了第二次(1493年)赴美航行。犹太商人很能闯啊。回来后，他父亲给了他一个印第安人奴隶。1502年，他18岁，跟随新的总督来到美洲。在此之前他在当时西班牙的著名大学Universidad de Salamanca学习天主教宗教法(Canon law)。

西班牙的殖民者在美洲的殖民方式叫做encomiendas，殖民者会分到一块地，该地的印第安人就成为他的奴隶。1503年，巴托勒枚也分到一块地，大约是在当今的海地或者多米尼加的一个岛上。赚钱还不少，但是按他的说法，2500个西班牙人，死了1千多，其他人处于非常不安状态。

我估计他因为写的信件和文章不少而有影响力，所以10年回到欧洲之后，被罗马教廷晋升为牧师。回到美洲，他成了新世界的第一个传教牧师。

哥伦布的儿子 Diego Colón当时是殖民地总督，其副手Diego Velasquez邀请巴托勒枚到古巴担任“征服者”的主教。他目睹了殖民士兵屠杀印第安人(Massacre of Caonao)，开始对印第安人的状况良心觉醒，放弃了新分的殖民地，跟另外一个多米尼格派僧人Antonio de Montesinos于1514年回到西班牙本土。

从此巴托勒枚就成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在这场历时五十年的斗争中，他在两个大陆之间旅行14次以上，每次要花上少则60天，气候海况不好时需要90天。因此他完全够格成为圣人。

西班牙早期在美洲的殖民主义，看上去就是财富掠夺。国王，教会，殖民者，军方(征服者, conquistador)都想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要保护印第安人，实际上就是寻求利益平衡。但是，在遥远的新大陆，征服者本身是野蛮的，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握着利剑，这些世俗化教徒，带来屠杀，掠夺，奴役，是很难快速得到制止。

巴托勒枚在这种情况下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想找国王费迪南二世，他在1516年死了。新国王年轻，摄政王对这事不感兴趣。他求助于红衣主教Cisneros, 年轻国王的老师Adrien也支持巴托勒枚。Adrien后来成为教皇。

由此可见，西班牙王室还算是比较开放的，巴托勒枚也很有活动能力，很难想象，一个什么官阶也没有的人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影响皇室。当然，教权当时的影响力很大。可是法律的制定还是要国王点头。

巴托勒枚的提案主要有：

结束encomiendas；制定劳工规则；结束强制劳动；让西班牙农民和家庭移民，跟印第安人共同开发土地；传教与殖民相结合；运来黑人做奴隶，弥补死亡的印第安人。

长话短说，他对西班牙殖民政策还是有影响的，尽管很艰苦。

可是，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显然太快。根据当时教会人士说，殖民地在1492年有11000000印第安人，到1516年只剩下16000人。这令人难以置信。现代人估计西班牙征服者导致8000000印第安人死亡。现代通常说法是大多数因为疾病死亡。这不大可信，因为古代人口不够密集，交往很少。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家 Andrés Reséndez认为，就算疾病是一个因素，土著居民人口也应该像中世纪欧洲黑死病之后那样快速恢复。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天花梅毒没有把早已城镇化的欧洲人灭绝，反倒把住草棚的印第安人灭绝了。

1519年，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死了，他是西班牙国王的爷爷。西班牙国王跟法国国王佛郎索瓦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位。应该是十几个红衣主教在德国的Aix-la-Chapelle选举。佛郎索瓦给钱贿赂主教。查理开支票贿赂，如果选上就可以兑现。结果这些主教两边钱都拿，选了查理，是为查理五世。这情节是我去年看法国的历史秘辛节目记住的：“Moi, Charles Quint, maître du monde (我，查理五世，世界之主)”。

此时巴托勒枚与主教Juan de Quevedo在皇帝前面进行了一场有关印第安人命运的辩论。巴托勒枚胜了。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加勒比海岛印第安人的命运，要么被杀要么是奴隶。他想为大陆印第安人带来更和平的命运。也从皇帝那里得到一些权力，可是，天高皇帝远，他怎么可能压住新大陆那些西班牙贵族掘金嗜血战犯呢(conquistadors)？

总之，巴托勒枚在欧美之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查理五世在欧洲因为管辖地方太多，地方豪杰并起，新教改革轰轰烈烈，所以跑到荷兰(时属西班牙)坐镇镇压新教。西班牙的事就交给年轻的儿子菲立普代行王政，菲立普的老师便是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菲立普的近臣多为反对巴托勒枚的，想让他走开，到当时富裕的厄瓜多尔当主教。但是巴托勒枚拒绝，这样就改到贫穷的墨西哥Chiapas地区。他同意了，因为他梦想建立基督共和政治。选了34个多米尼格与方济派( franciscans)高僧，可是政府不太合作，出发拖延，最后给条破船San Salvador和破船员，1544年7月11日终于成行。到了墨西哥，很不受欢迎，不得不到方济派修道院避难，才知道他推动的新法规又被取消了(应该是跟解放印第安人奴隶有关)。再乘船去Chiapas，船沉了，死了9个传教士。1545年3月12日，终于到了Chiapas。他要求解放奴隶，没人听。他让一个牧师成为殖民者的唯一忏悔师，威胁他们不解放奴隶就开除教会。但是这个牧师赦免殖民者，导致巴托勒枚不得不把他除教。愤怒的殖民者占领了教堂。他只能逃跑。在新世界面临的敌意使得他不得不从此离开，1547年知道皇帝又恢复了新法规之后，他回到西班牙。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

虽然这篇文章因为巴利亚多利德辩论而写起。可是，难道巴托勒枚的冒险人生不是很有趣吗？显然，他经历了无数次辩论，可是，历史更多记住了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尽管辩论通常是各自阐述各自的道理，谁也没有说服谁。

写这篇文章，让我产生这样的念头，谁人不是奴隶？ 巴托勒枚这样苦行僧，一生不结婚，为了拯救印第安人，奔走呼号，是不是奴隶？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神道，为了人类的救赎，奔走呼号，就是像奴隶一样，背负着重压。西方的强大，是否因为这样的奴隶太多，自愿奉献？相对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权奴财奴太多，而自主思想的人却没有，因为一旦有了，很快就有灭顶之灾。司马迁，仅仅是因为谏议汉武帝不要因李陵被俘投降匈奴而加害李家，就被判死罪，只是因为汉朝有规定同意交大钱可以免死，或者同意被阉割可以免死，他没钱只好接受被阉割了。写了史记，还不敢公开，汉武帝死后，是司马迁的外孙（还好他是大官）冒险求情才将史记大白于天下。两千多年，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大抵如此。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看上去是两派多年对立的结果。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是哲学家，神学家，是教规派(canon)僧人，在意大利留学多年，翻译过亚理士多德的“政治”。1527年在时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遇到皇帝，皇帝喜欢他让他成为皇帝历史记录人。他撰文批判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也为皇帝的姨姨，英国女王卡特琳娜辩论，因为英国国王亨利8世想取消跟卡特琳娜的婚姻。既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终于开花结果，英国国王为了离婚不惜同罗马教廷一刀两断。因此可以说Sepúlveda是保守的反动的。

因为他写的作品，诸如“征服新世界的历史”之类，使之成为征服新世界，殖民主义和基督化的准官方守护者。在1543年发表的“战争的正当理由”中，他写到：

“这些小人是低劣人类，没有科学和艺术，除了不准确的图画之外没有纪念碑纪念过去。没有书面法律，只有习俗，野蛮的传统。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权力”。

他支持亚理士多德的理念，发达开化文明的民族可以奴役其他未开化民族。这同多米尼格派神学家Francisco de Vitoria是对立的，自然也是同巴托勒枚对立。因为此类对立，Sepúlveda的作品在Salamanca大学无法印刷发表。说明当时的神权和学术还是很独立的，什么皇帝历史家太子太傅写文章大学竟然拒绝发表？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1548年，一些神学家受命审核Sepúlveda的论文，巴托勒枚的批评导致它无法印刷。Sepúlveda的文章刺激巴托勒枚，后者因此写了“悔罪历史”。Sepúlveda反击写了“另类民主”。诸如此类的争执，导致了神学家们于1550年在巴利亚多利德聚会辩论。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辩论这样的问题，印地安居民是动物还是人，有没有灵魂，是否应该被奴役。天主教当时要把所有的有灵魂的人都发展成基督教徒。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实际有共同祖先，也不是上帝创造的，在无限的时空里物质的演变进化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我小时候就不理解，猴子怎么会变成人呢？实际上书写得不好，没有强调时间概念。亚理士多德关于奴隶的理念，当然是错误的，应该说他认为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现象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事实上，经常是野蛮国家打败文明国家，希腊本身就是这样，被野蛮的罗马打败之后，贵族被带到罗马当人质做奴隶，亚理士多德没有预料到吧。Sepúlveda认为印第安人杀活人祭祀，因此是野蛮的没有开化的，也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古人应该都有这种历史，中国的商朝，古希腊，古罗马都有过这样的事。本质上，侵略占领杀戮奴役就是一种蛮力，而Sepúlveda在为这种野蛮寻找正当性。当代国际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要挤压他国的生存空间，总是找借口说对方的邪恶，尽管很多说法站不住脚。

拿16世纪的印第安人同古希腊古罗马相比，很正常，毕竟古希腊古罗马没有在野蛮未开化时就被种族灭绝。甚至西班牙也是古罗马的殖民地，西班牙人也没有被灭绝。类似比较如此自然，巴托勒枚在“悔罪历史”中就是这样比较的。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没有什么结论，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上风。最终，历史是最好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