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樂大帝明成祖 轉自:知乎 原標題:唐山暴力違法團伙毆打事件和蛋糕店老闆實名舉報事件的一些有關中國司法體制運行的深入思考
中國的社會治理中,法律運行和執法部⻔的治安管理運作模式,是當今地球上極其獨特的存在。
我這裡不是帶着批判的意思來輸入這些文字,而是給大家做一個探討和剖析,關於我們終將面臨的一個巨大又⻓期的難題⸺被⻓期極限壓制的私力救濟權與持續攀升的公檢法運行成本,最終會帶來怎樣的變化。類似唐山這個打人事件,可以管中窺豹的看出我們的社會司法運行存在哪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即使是我們這樣的國家,唐山這波燒烤店打人的團體和蛋糕店老闆舉報的⻓期暴力敲詐勒索團體,也準確的找到了自己在我們當下這個社會結構中的⻓期存活空間。 他們在社會中是有存在空間並能夠持續存在下去的。
經常出國,且在美國,中南美洲,非洲,巴爾幹等地區有過旅居經驗的人,一定可以明確感受到,中國整體治安水平要遠遠超過這些地區。尤其是對於重大暴力型惡性案件的處理力度和效率, 跟它們有巨大的區別。像紐約哈林區,里約熱內盧的貧⺠窟,這樣根深蒂固,暴力團伙數量繁多,惡性事件時常發生而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你無法想象它們會持續出現在北上廣深乃至蘇錫常南京武漢成都重慶等城市。至於這類國家和地區的邊境或偏遠地區,治安和法律運行的形勢,我個人強烈建議你們去觀看謝麗丹導演的美國邊境三部曲《獵凶⻛河谷》《邊境殺手》《赴湯蹈火》。這三部電影可以讓你充分了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邊境的社會與法律運行的真實邏輯。法律權威缺失,執法部⻔資金嚴重不足,執法成本極高,存在大量的為偵破案件和活躍到肆意妄為的違法團體。當地的人⺠大都依賴高度的私力救濟,崇尚私刑。這三部電影拍出了那種悲戚,壯美和蒼涼。
中國能夠最大限度(相比較同等地理狀況的大國而言)遏制住高烈度的團伙暴力犯罪,在這樣一個有複雜陸地和海洋邊境線的大國來說,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國人的私力救濟權也同樣被限制到了極限的低位。(我不評價這是對還是錯,但這是一個事實)。像唐山這個打人團伙,還有蛋糕店老闆實名舉報的⻓期刑滿釋放人員暴力團伙,他們都能夠準確的找到了在我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自己這種暴力違法變現活動持續存在下去的空間。我把這種犯罪團伙,稱之為“比較成本優勢低烈度犯罪集團”。沒有比這個稱號更適合他們的了。主宰這類犯罪團體運行的規律,就是成本規律。成本空間對他們的意義,要遠大於所謂的“保護傘”。如果你們還在關注,他們在當地能夠有怎樣的保護傘,那永遠接觸不到問題的核心。
在那些國⺠私力救濟權水平低於美帝、中南美洲、巴爾幹、非洲等地,但是高於我們的其他穩定發達國家裡。我們可以在治安水平上觀察到和中國的情況截然相反的一種現象。類似英法德日北歐等國家,它們的主要大城市,樞紐城市的治安水平要顯著低於它們的小型城鎮乃至鄉村治安水平。而中國的情況則是反過來,中心大城市的法治水平要比三四五線小城市強。唐山已經算是較大城市了,其實按理來說,這種團伙在比唐山更小一級的城市更容易出現。對於中國的許多小地方或落後地區的普通人來說,其實同樣要面臨美國邊境三部曲里的類似情景,只是烈度是低配版的。
就拿這次事件來說,假設當晚燒烤攤里,存在另一夥年輕的,且富有正義感的男性。比如,警校生,體育生,或者某個工廠的聚餐職工團體。他們對這伙暴力分子進行了遏制。可能會出現哪種情況呢?如果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沒有引發多少公眾和媒體關注。最大概率就是這群正義的男子將會面臨被派出所定性為互毆,要麼和這群臭流氓和解,要麼面臨行政拘留,可能會丟失工作,最少也是被扣工資。如果打傷了這群臭流氓,可能還要賠償一筆不菲的醫療費。而比這些更惡劣的後果,還比比皆是。要知道,主持正義的權重性,在執法人員眼裡,恐怕很難高於執法成本的權重。
就像這個唐山實名蛋糕店老闆,他已經遇到了暴力打砸搶,語言威脅,家⻔騷擾威脅。但是⺠警卻無視法條,將這種情況說成“對方沒有違法”。我跟你們說,這不意味着處理此事的⺠警就是該團體的保護傘。而是因為這個蛋糕店老闆的私力救濟權非常有限,尤其是對處理此事的⺠警,這個蛋糕店老闆很難在沒有媒體關注度的情況下,發起對該⺠警瀆職的投訴,甚至起訴。即使他耗費巨大代價,付出大量金錢和勞動時間損失去起訴這個⺠警瀆職,最終判決結果也不支持懲罰性超額賠償。這和我們的勞動仲裁賠償以前經常碰到的情況很相似,老闆拖欠你五萬塊工資,你花大半年時間收集證據,費了老牛鼻子勁兒打贏了官司或仲裁,老闆最多也就賠給你五萬你應得的。了不起多給一倍也算罕⻅了。最後你一算打官司的差旅費,律師費,收集證據成本和誤工成本,你還是虧的。在我們的三四五線地區,要挑戰瀆職懶政不作為的司法人員,那是成本驚人的高,收益駭人的少。
而面對暴力團伙,尤其是刑滿釋放閒散人員,你在成本上是更加吃虧。先發制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司法代價。後發制人,付出成本也不少,還要吃虧。對於許多執法人員來說,他們最希望的就是你默默的吃了這個虧就算了。這樣不會為整個地區公檢法系統的成本增加太多負擔。許多刑滿釋放人員,不僅被判刑時可能就存在量刑過輕,服刑期間更經常在沒有明顯思想改造的情況下就有提前減刑出來的。這涉及還是成本問題。而且服刑過之後如果他本人沒有改過自新,那麼刑事案底還進一步降低了他的後果承擔邊際成本。
你想想,他要和你一個即將在家鄉五線小城市考公考編制的人員起了衝突,哪怕你占135%的理,你要不退讓,不吃暗虧,打起來進了派出所,你還是要吃虧。(除非你家裡在當地關係很硬)
所以唐山這種團伙,不一定需要很強有力的保護傘, 甚至沒有什麼新像樣的保護傘,他們都可以在未來繼續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因為成本結構決定了他們在廣闊的三四五線城鎮中,有足夠的比較優勢成本去進行違法博弈。
流氓團體對守序良⺠存在的這種比較成本優勢,來自於兩個核心要素。
第一、違法行為之所以是違法,本身就是因為違法者天然的會對守法公⺠形成博弈邊際優勢,從而體現為機會成本優勢。執法部⻔的存在,就是要利用國⺠公共稅收提供的支持,付出執法成本來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使其違法帶來的博弈邊際優勢低於守發公⺠的博弈邊際優勢。從而讓社會轉向公序良俗。我們在這一點面臨的困境就是,執法部⻔,尤其是大量的基層和次要地區的執法部⻔,在執法成本分配中越來越傾向於側重惡性和重大的刑事案件,還有重大公共活動,政治任務等事件的成本付出配置。對於小型違法事件,一般低烈度暴力團伙和守發公⺠的博弈,採取忽視態度或儘可能轉嫁成本到普通守法國⺠頭上。從而節省了整個單位或具體負責個人的執法成本付出。
這就是這些團體生存下去的一大空間所在,只不過有時候他們實在是太愚蠢了,在經過多次對普通守發國⺠的博弈勝利之後,錯誤估計了自身力量,製造了重大惡性事件。從而使自己曝光率上升到核心城市水平,於是進入了我國重點配置執法成本的“重大治安案件”區間。
第二,我國的普通守法國⺠的私力救濟權邊際太低了,已經到了某種極限邊緣。國⺠私力救濟權,是輔助壓制犯罪團體博弈邊際的一個重要參數。類似《不退讓法》這樣的法條就是拔高私力救濟權, 弘揚正氣的一種典型。我們當然不可能引進這種法條,而且司法實踐中,暴力衝突中的正當防衛和⻅義勇為武力對抗行為,常常出現讓普通群眾大呼不可理喻的案例。成功的正當防衛案例已經算是稀有動物了,⻅義勇為武力對抗能脫責的更少。⻓此以往,司法部⻔和工作人員的成本倒是能夠轉嫁出來,但是國⺠的社會⻛氣顯然不可能向着充滿正義感和勇氣的方向去發展。因為人是很聰明的,最後大家就只能大量化身精緻利己主義者。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作為曾經的東亞霸主,並且在地緣上仍然具備再次成為東亞霸主的可能性,在我國建國初期,面臨了空前的困難局面和外部威脅。偏偏當年在科學技術發展上,又已經落後世界先進水平太多。肢解中國對於美蘇這樣的全球霸主來說,有很大的誘惑力。為了對抗這種外部優勢壓力,中國的體制別無選擇的必然追求強組織度的最高水平。因此體制對於一般個體,擁有絕對博弈優勢。而且各部⻔必須服務於一個統一的最高目標。這個目標背後的本質就是⸺中國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隨時可以準備好打全面總體戰的大國。
這種跨部⻔的至高合作,有很多體現,例如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和建築總包拖欠了農⺠工的工資,出於社會維穩的全盤重要性壓倒次要因素的原則。哪怕這個開發商和建築總包在司法條款上為拖欠工資或少發工資找好了法律條款保護,政府照樣可以跨部⻔合作,讓環評或者其他發證部⻔統一發難,卡住施工。直到你給農⺠工發上工資為止。這在其他許多國家就是天方夜譚。但是我們可以做到。雖然事情本不該你們這幾個部⻔負責,但是共同維護社會穩定的義務是超越部⻔權限 的超限權。
這種超限權實際上是一種戰時體制。
是為了在我們弱於外敵的情況下,為了維護祖國統一(例如台獨要宣),而不惜集合所有力量與強敵決一死戰,縱然千瘡百孔也勢要將強敵斬落⻢下的一往無前的氣勢。即使毛主席去世了,我們也改革開放了,但是這超限權仍然存在。自然始終壓制着普通人的私力救濟權。而由於組織是人來組成的,超限權的存在也確實讓許多黨員幹部存在巨大的權力變現空間,許多人都難以抗拒這種誘惑。因此,即便司法部⻔願意提高國⺠私力救濟權邊際來 減輕自己的執法成本負擔,其他部⻔也不會同意的。這涉及到的深度,已經不是一兩個部⻔可以探討的存在了。但是超限權下,很多公職人員存在太多權力變現空間,拖累了整個機制的運行成本負擔。這又是共擔的。隨着冗員增多,我們的行政運行成本會越來越高。雖然生產力也在發展,但是對執法部⻔來說,選擇性減配低烈度違法行為的執法支出配置的趨勢已經在許多不發達地區日漸明顯起來。
結論:在總體戰體制和一般現代法治社會的雙軌並行的社會現狀下,幹部個人利用超限權進行權力變現和低烈度違法暴力團伙利用比較成本優勢進行違法變現,將會是⻓期難以根治的頑疾。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在中國現在畸形的司法體制之下,唐山流氓團體將廣泛而長期地在全國各個地區活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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