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爱有很多种。

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夫妻之间的情爱，兄弟姐妹的手足之爱；这些都是血脉亲情之下的生命之爱。可是有一种爱，它超越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它可以横跨时间空间地点；它的付出不寻求一丝回报，它默默地存在着，温暖着无数人的心……这种爱遍布我们周围，这是一种道义和使命；这就是慈善之爱。

在全世界有数量庞大的各类慈善机构，每一天每一刻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和爱心帮助他人，关爱社会。在中国慈善家网站首页上写着“淡定从容 欣赏生活-奉献一份爱心，从我做起”。慈善这种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不问物质回报，给予有需要的社群帮助已经深入人心，植入大家的生活中，也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与支持。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的是生活在多伦多的一批可爱可敬的人们，他们捐助了大量国内大中小学生以及四川凉山孤儿；他们当中有会计师、工业家、工程师也有和我们一样平凡普通的新移民；他们奉献出爱和多年的积蓄；无私地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就是多伦多福慧基金会。

在接下来的采访报告中，记者将会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引领大家走入福慧的成长道路；也希望通过对基金会的了解，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慈善，一起加入到这个善心事业中。

 “中国够有钱了，不需要慈善组织的援助”

关保卫是加拿大福慧基金会的创会会长，在基金会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他与其他十七名理事以及三名名誉主席与顾问一起，为慈善事业奔走忙碌着。

为了节省资金，关保卫的会计事务所也同时为福慧基金会的所在地。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简朴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在墙角的一系列照片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这就是凉山孤儿以及福慧捐助的一些贫困山区孩子们的真实照片。关保卫向我介绍。

在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一双双稚嫩的大眼睛里充满着对未来的茫然和空洞。他们大多由于父母变故而失去双亲，成为孤儿；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更别说城市孩子熟知的糖果和水果。一位孩子的手中握着一只香蕉，关保卫说，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吃，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从未见过香蕉。

这些孩子如果不能在适龄阶段去学校读书，迎接他们的很可能有两条路：一条是被卖到沿海的工厂做童工；另外一条是贩毒吸毒混迹于毒贩中的生活。因为凉山地处中国西南，距离毒品集散地“金三角”咫尺之遥；当地很多人从事毒品的买卖活动。

拯救这些孩子们是福慧基金会工作的重头部分。至今为止，凉山布托县的1500名孤儿中，已经有500人进入福慧在当地创办的寄宿式学校中，有专人辅导老师对他们的生活、学习进行教导和照顾。

我留意到在福慧基金会过去三年的资助报告中，有超过2000名大中小学生以及500名四川孤儿；其中70%的孩子来自四川。这个数字不禁让我心存疑问，为何四川成为捐助首选？难道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大部分来自四川？

关保卫似乎看出我的问号，他笑笑说，这个“四川渊源”要追溯到基金会的成立源头。

在04年，关保卫一行在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慈善机构注册中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虽然是做善事，但税务局最开始不批准这个机构的注册。原因有些怪，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实力雄厚，感觉很有钱，不需要别的支援和捐助。这似乎是文化差异，也可以看作价值观引发的思想偏见。这个理由让关保卫一行哭笑不得，解释了很久都未能说动头脑偏执的政府官员。眼看好心之举就要胎死腹中，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04年8月初的本地报纸《Toronto Star》(星报)上刊登了一则整版报道，上面有一幅巨大的中国男孩照片，内文写道，一名中国学生因为交不起$105（人民币换算成加币）的考试费，失去当年的高考资格，悲愤交加该学生走向奔驰而来的火车自尽；而这位学生，正是来自中国四川。此文一出，在各大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关保卫将文章剪下邮寄给税务局，同时附上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力量，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

几个星期过后，税务局的批文下来了。

福慧基金会正式成立。

“就算把房子卖了，也要筹到这笔救助款项。”

福慧基金会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往中国寻找需要帮助的儿童和青少年。基本上福慧援助的学生分为三类，一种是7-11岁因为家庭变故失去父母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孤儿；第二种是家境困难的中学生；第三种为特困大学生。

2005年，福慧基金会援助的学生为175人；2006年增长至445人；2007年飞跃到1290人。而资助金额从2005年的23万人民币，到2006年已经增长到51万人民币；到2007年更是高达152万人民币。这里捐助的每一分每一元都是靠民间自发筹款捐助的，在捐助的过程中有很多感人事例，讲起来的时候关先生几度眼泛泪花，哽咽不成声。

在基金会创立伊始，有位中年阿姨多次联络基金会，她耐心地听完所有资助贫困学生的计划后；向关先生表示要捐助这些孩子。她说，我回去立遗嘱，将我财产中的一套房子捐出。因为这里很多华人遵循西方传统，在盛年之时便立下遗嘱，看着比自己还要年轻几岁的女士，关先生并没有想太多。

六个月后，他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位女士的弟弟打电话过来，说姐姐不久前因末期癌症而过身；而名下最昂贵的一笔财产就是这套房子，他遵循姐姐遗嘱变卖后捐给基金会。负责受理这套房子买卖的房地产经纪听说此事后，也全数捐出自己的佣金，让基金会所有的人深为感动。而另外一则事例是一位家境非常贫寒，在茶楼推点心车的阿姨，住在BASEMENT还要抚养孩子读书；她来到基金会非要捐100元，在被关先生婉言谢绝后；临走时将装钱的信封偷偷留在前台，并附书，一定要基金会将这笔钱收下。

关保卫递给我印刷精美的彩色NEWSLETTER，印刷厂看到印制的内容为捐助四川儿童的信息，坚持不肯收取任何印刷费用。而每一年的“感恩之夜”宴会以及各大大小小的记者招待会也都有人抢着付款。

四川大地震过后，福慧基金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生产帐篷和活动屋、睡袋的厂家，并迅速了解到运输管道、车辆把这些物资装载了数辆大卡车，运送到灾区。而这些救灾物资的背后，是一双双手在推动着。因为订购得早，这些救灾物资低于市场价；但是，由于数量庞大，合计金额超过加币150万。关保卫和其他基金会的理事们进行商议，决定自行筹款先将物资定下来；短短数星期，就筹款80万加币；这其中全部为民间自行的筹款，甚至有些人表示，就算将自己的房产到银行做抵押，也要坚决筹出这笔款项。关保卫说，现在就期待加拿大政府能兑现1：1的捐款政策，因为到现在还欠有近80万的款项，大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基金会成立至今，像这样的感人事例数不胜数，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我们身边的平凡普通人，用自己的爱心和热忱一点点积累起这座善心的桥梁，让一个个贫困的孩子们从上面走过去，走向明亮的新生活。

“亲爱的叔叔阿姨，你们好！这个夏天我们的学习生活……”

几乎每个星期，基金会都会接到从受助学生寄过来的信件；与此同时，一封封写满鼓励和温暖话语的回信也从多伦多寄出。而负责与这些孩子们进行书信联系的校外辅导员们，就是福慧基金会的一个个义工们。

记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和已经移民几年的朋友聚会，我笑说，真的很幸运可以在生命里体验到两种社会体制；告别社会主义，现在让我有机会感受一下资本主义的世界如何了。朋友摆摆手，“No no no，从现在开始，你才刚刚踏入社会主义的大门。”

 虽然是戏言，但是对于了解加拿大文化和社会福利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完善人性化的社会福利机制，体贴细心的人文关怀，当我们上着免费的ESL、成人高中；生病掏出健康卡看病再不用花掉攒了很久的积蓄；节假日带着孩子去各种各样的EVENT、免费开放的展馆；吃着广场上派送的BBQ烤肉饼汉堡的时候；不要忘记，在这个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志愿者在推动着加拿大社会体制缓缓前进。

福慧基金会的义工们有40-50人，他们负责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与这些孩子们通信，做他们的好朋友，讲讲生活上的故事、谈谈心里的想法；他们也将加拿大的一些新鲜资讯和新观点新想法与学生们进行分享。

而他们的这些爱心也深深感染着天那边的孩子们。一名叫黑吉阿各的学生写信说“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即将完成大学的学业。因为看到你们身上难得的爱心，也促使我现在选择了一份类似的工作，为未婚少女培训版担任班主任。……如果当时没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学业；同时今天也不可能有给予别人关爱的机会。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一定会把爱心的接力棒延续下去。”

而另一个孩子在信中写道“上学期，母亲在劳动中将眼睛弄伤；为了节约钱没能及时治疗，等到伤口发炎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为不影响我的学业，父母向我隐瞒了这个情况，等我知道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而家里为了给母亲治疗已欠下4万块钱，我面临的出路只能是退学、减少花费出去打工赚钱还债。后来，在学校申请了特困大学生基金，把学费交上。在危急时刻，是你们向我伸出援手，谢谢……”

关保卫本身也经常与这些学生通信，他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施比受更加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确，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收获到很特殊的快乐。看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可以给别人带来切实的帮助，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价值被实现了。

   关保卫说，每一年都会有义工自告奋勇自费去四川探望这些被救助的孩子们。她们一年至少往返中加四次，每次的机票以及旅店、当地的食宿都是自己负担；而且每次她们都会带很多生活物品送给当地的孩子，通过与这些孩子的交流，也让这些义工们充分感受到帮助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正是这些乐于助人的义工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身处的世界。也正是他们鼓励了我去更多地帮助别人。

对于众多非盈利的慈善组织，义工尤为重要，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中来；多想一点多做一点，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