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質，就不能不從紅色說起。

在我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紅色的：紅旗、紅太陽、紅像章、紅寶書、紅袖標、紅領巾等等，還有與紅色相關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鬥爭。

我們就覺着四周的人們一律精神抖擻，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指引下，一面同地富反壞右、走資派、蘇修、美帝和一切階級敵人做鬥爭，一面辛勤地勞動着、奮鬥着。克服種種艱難險阻，不畏懼任何敵人，每天都在向着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偉大目標高歌猛進。

我們堅信廣播裡傳來的堅定激昂的聲音：“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總之，我們這些小孩子所經歷的以聲討和文字批判為主的相對溫和的鬥爭方式以及不太激烈的鬥爭程度並沒有破壞我們身處溫暖世界的總體感覺。

60年代初出生的人還當過紅衛兵，我們也要和大人們一起參加革命鬥爭。我們寫兒歌，寫黑板報，寫批判稿參加革命大批判。我們學工學農學軍，搞社會調查，聽先進人物做報告。我們還參加很多其他的集體活動，比如遊行。

那時天天講階級鬥爭，有激情、悲壯和崇高的情感體驗。正是這種體驗帶來的精神上的充實感沖淡和平衡了那個時代食物和物質的簡陋及匱乏。現在回頭看來，也許這種有着一致的信念和利益的同質群體中的充實感和彼此的認同感正是我們少年時代的精神美味吧？這裡且不論這種信念是否激進、虛妄、愚昧、荒謬、可笑。 

幸福的童年

我們沒有趕上那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困難時期”，雖然1960年、1961年、1962年出生的人在娘肚子裡挨過餓，但畢竟沒有挨餓的記憶。雖然我們生長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吃的主食里有一半兒是窩頭，可偶爾還是可以吃到些好東西。

我們成長的時候，我們的父輩或者在激情中燃燒，或者在被激情煎熬，他們根本無暇顧及我們，因而我們的童年是少有管束的。那時倡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們的課業很輕。批“師道尊嚴”，使老師不太敢管我們。那時更談不上有現在的升學和競爭的壓力。所以除了在學校參加各種革命活動以外，我們仍然有充裕的時間在街上、在鄉間的野地里、在未被污染的小河邊盡情地無憂無慮地遊蕩玩耍。

我們從小就接受憶苦思甜的教育。小學一年級語文中的一課是《翻身不忘毛主席》：“爺爺七歲去要飯，爸爸七歲去逃荒。今年我也七歲了，高高興興把學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產黨。”我們還經常被告之：“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被壓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孩子總是饑寒交迫。你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是那麼地幸福。”

這一切使我們確信我們是在黨和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滋潤哺育下茁壯成長的幸福的兒童少年，是祖國的花朵，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醒悟

我們基本沒趕上“文革”最慘烈的時期，或者對那個時期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受到過大的刺激。等到我們有清晰記憶的時候，“文革”已經進入相對溫和的時期了，特別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那時“文革”初期的暴力、血腥已經大大消退，鬥爭對象也多是古人或死了的人，比如孔老二、宋江、林彪。即使是“批鄧”，也是一種思想批判，而非肉體消滅。

我們基本上沒有趕上上山下鄉，沒有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吃過苦頭。儘管60年代初出生的人有少數人趕上了上山下鄉的尾巴，但他們去的一般是條件比較好的近郊農村，而且很快就回城了。

長大以後我們才知道，“文革”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是一場黑色的亦或是灰色的經歷。“文革”被定性為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浩劫和災難。我們的很多長輩兄姊控訴“文革”十年是群體癲狂、是非顛倒的年代，是使人回歸獸性而無所顧忌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充斥着血腥的武鬥、充滿人格侮辱的揪斗、摧殘和迫害以及傳統文化遺產的毀滅。那個年代提醒人們：人其實是那麼的可怕，人可以離野獸是那麼的近！他們將永遠地詛咒那個特殊的年代，永遠地對它心存餘悸，或者永遠地對它懷有某種複雜的悔恨交織的情愫。

我們的幸運

在我們的少年時期和青春早期，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並成為最先的受益者。可以說我們是生逢其時，在開啟人生的關鍵時期我們沒有被耽誤。我們還自然而然地承襲了舊體制的餘溫，那時教育還沒有產業化，學費極低，更沒有什麼擇校費、贊助費。比如1981年8月我收到的北京日壇中學高中錄取通知書上寫着：“報到時交納學雜費5元，書本費4元，講義費1元。”我們接受了比較正規完整的教育。高中畢業以後有機會上大學、大專、中專，大中專畢業後會順理成章地拿到一張蓋有鮮紅印章的派遣證，所以不發愁沒工作。如果是城市戶口，沒考上大學的也可以由國家分配工作。

困惑與失落

當我們眼前的紅色漸漸流變成了令人迷亂的雜色，或者令人頹喪失望的灰色時，我們感到了困惑與失落。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並沒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1974年1月《紅旗》文章語），而是以其成熟的政治體制、民主和人權理念、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雄厚的資金、重新“殺”了回來，並且像一條翹着尾巴、精力旺盛、頤指氣使的牧羊犬一樣，管理着世界上它以為屬於它的“羔羊”。在現實中，我們的夢醒了，知道了我們的落後，知道了並且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強大是因為有它先進合理的地方。我們陷入這樣的精神困境：理智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兒時的經歷有很多是荒謬和可笑的，但在情感上卻又感到深深的不甘，還是覺得那些理想主義的實踐是那麼美好，是那麼有意義。

躁動、急進和挫敗

當然，面對撲面而來的種種誘惑，青春的我們也未能免俗，我們也曾躁動。因為雖然我們有理想主義打底，但也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傳來的“個性解放和自我實現”價值觀的影響。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我們中的很多人也曾陷入了對世俗成功的蠅營狗苟的追逐和爭鬥。極少數人“成功”了，但大多數人隨即便敗下陣來，因為我們最終不能適應其中骯髒、殘酷、冰冷的弱肉強食的規則。此時，我們頭腦中的理想主義情緒並沒有死去，只是處於休眠或半休眠狀態。這些情結仍然存在於我們的潛意識裡，並影響着我們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着我們的“進取”。

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集體實現”和“個性實現”這兩種價值觀集於一身的矛盾體。這表現在，我們既有幼年時期養成的泯滅不掉的理想主義情結，又有青年時期接受的西方自由主義理念。正因為如此，再加上青春期的衝動，我們中的一些人在80年代末曾經激進過，爆發過，但在現實面前很快就沉寂下來。我想這是我們必然要承受的挫敗，因為平順的經歷所賦予我們的天真、幼稚和脆弱，使我們還無力承擔社會變革的重任。

我們為什麼沉默？

相較於50年代生人的大哥哥大姐姐，70年代生人的小弟弟小妹妹，以及80年代生人的小孩子，總體來說我們顯得比較悶，不善於“發言”。雖然個別人曾經做過一些“零星”發言，但並沒有激起60年代生人集體“發言”的熱潮。為什麼呢？我想有以下這些原因：

我們的經歷太過平順，既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炫耀的，又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們沒有前代人跌宕起伏的經歷，自知閱歷淺薄而不敢妄言。

我們的過渡色彩最強，既有一點50年代生人的特徵，又有一點70年代生人的特徵。但我們最不純粹，既沒有50年代生人的練達和成熟，又沒有後生代的擺脫了傳統牽絆的、徹底以自我為中心的鬆弛與自如。我們一時很難歸納出自己的特徵，所以只好沉默。

60年代生人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堅，一些人還身居高位，已經無需用集體發言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力量，或者說，已經過了那個時段。

平順的經歷造就平庸、惰性、脆弱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一代的經歷太過平順，雖然平順的經歷可以造就平和與寬容，但卻無法激發深刻的思索和大膽的創建，所以我們註定是平庸的。平順的經歷使我們無須去創建什麼，只需在前人已經畫好的路線上走就是了，這養成了我們的惰性，使我們缺乏行動力。平順的經歷使我們心性脆弱，面對挫折和困難我們缺乏勇氣和韌性。

價值觀的自相矛盾造就憂鬱和散漫

“個體實現”和“集體實現”這兩種價值觀總是在我們的頭腦中爭鬥着，使我們備受折磨，到底選擇誰？我們經常會無所適從。

如果內心（崇尚集體實現）與現實（崇尚個體實現）之間的衝突長期得不到排解，神經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就會導致神經衰弱和抑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電視台某著名主持人，他生於1963年，曾經患過嚴重的抑鬱症。事實上，以心理學的觀點看，典型的60年代出生的人都或輕或重地有抑鬱的傾向。

壯年時，開始懷舊

如今，當我們40歲左右的時候，無論在世俗意義上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很多人都開始懷舊。這一方面是由於年齡使然，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又重新遭遇了精神困惑，比如信仰真空，道德淪喪，是非模糊，價值觀混亂，拜金主義泛濫等等。回望和梳理一下過去，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我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這或許有助於我們決定今後往哪裡去。

回首逝去的歲月，往昔的激情、理想、憧憬、風發的意氣和對光榮的渴望已如雲煙般退去，雖然隱隱地我們總感到遠方詩意的召喚，但那個境界對我們來說又是那麼遙不可及，於是心中不免生出些許的傷感和惆悵。但令我們欣喜的是，我們重新發現了心靈深處在兒時就已構築好了的精神家園，這個家園的多寶格內藏着許多溫暖的體驗、記憶和情結，於是我們小心翼翼地撫去上面的塵土，細細地把玩起來，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安慰。雖然幼年的情緒一度曾經成為我們前行的包袱，但現在，我們寧願以為這些情結是我們這一代可以享用終生的寶貴財富！我們時時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前行的理由和底氣。

或許我們真的應該感謝歷史老人，他好像對我們這一代人格外眷顧。他在給了上一輩人酸澀的青果、辣椒、黃連，甚至是毒藥的同時，卻往童年的我們的嘴裡塞入了一枚甜蜜的糖果，這枚糖果的甜味註定要讓我們躲在心靈的小屋裡回味一輩子，陶醉一輩子。

60年代生人——溫和左派

一位領導人曾經說過：“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我想，他指的應該是極左。其實，極右又何償不是如此呢？極左或極右都是以極端的理念使人喪失人性，不是變成神，就是變成鬼。這樣，極左和極右對人的無視就好理解了，因為在神或鬼的眼裡，人的區區肉體和精神的苦痛又何足道哉！

我以為真正意義的“溫左”和極左是有必要區別開來的。“溫左”應該是既強調群體利益、群體實現，又保持對人性和個性的尊重，並且反對專制。“溫左”提倡、宣傳美好的社會理想，比如，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互相友愛，而不是自私自利、自我膨脹、互相傾軋。這樣能給人以目標感，給人以充實感，給人以希望。“溫左”還提倡頌揚社會光明的一面，這樣能使人樂觀，使人感到溫暖和幸福。同時“溫左”也會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評社會的陰暗面。

我們需不需要有理想主義、集體主義色彩的“溫左”呢？需不需要一個有共同的大目標和大方向的生活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需要。因為在蒼茫的宇宙中，人，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非常孤單和脆弱的，所以人們必須群居在一起，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獲得最深切的溫暖和安慰。而群體的幸福和安全不正是人類最美好的期望嗎？

我以為，一個社會中不可能有純粹的中間派，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溫左”和“溫右”互相制衡的社會。“溫左”偏重於群體利益，“溫右”偏重於個體利益。但一定要警惕和遏止“溫左”和“溫右”走向各自的極端而變成危害社會的極左和極右。

我們這些“文革”後期成長起來的少年，也就是6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現在已經步入壯年，年紀在40歲左右，由於幼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理想主義情結，我們中的多數註定會成為“溫和的左派”，少數人雖然表面上蛻變成為“溫和的右派”，但實質上他們是溫和右派與溫和左派的奇怪的混合體。所以可以說，我們的一生都擺脫不了少年時代“溫左”經歷的影響，這就是這代人的特質所在。所以，6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註定會成為溫和左派的中堅力量。

也許這代人趨於保守，但至少他們向善，他們有責任感。 （王沛人 原題：60年代生人是群什麼樣的人？ 摘自《六十年代生人成長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