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西原秋  法學博士、公職律師，《舊地政法》作者

在我的心裡，故鄉是遙遠的幸福，是淡淡的牽掛。鄉愁是詩歌般的惆悵，是夢幻般的篇章。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故鄉已死，鄉愁只有愁沒有鄉。我把自己定位為尚能惦記鄉村命運的熱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變什麼，但還是要寫出來。這不光是為他，為他們，也是為自己。 

身為法律人，我以最痛的方式感受真實的故鄉

實話實說，在當前，“博士”這頂帽子並不值錢，甚至還不如村支書的一支筆的分量重。標題冠以“博士”字樣，僅僅只為博眼球，讓更多人駐步停留，略微關注農村，哪怕只有短短幾秒，便已足夠。

學位不值錢，但法律人身份卻讓我貼近農村，切身體會禮崩樂壞帶來的困惑與疼痛。雖距離千里，我每年都會接到多達數十單的法律諮詢與求助。這個春節也如此，表弟被騙婚，臘月二十結婚，二十四“新娘”離家，涉案金額近十萬，典型詐騙，但立案很難……管中窺豹，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為我辟開了另一條徑直切入故鄉的渠道。

2012年，我們畢節地區（現為畢節市）數千“赤腳醫生”歷經多年集體上訪，政策終於艱難落實，年近耳順的“赤腳”父親終於穿上鞋子。在此之前十年，他曾在村里幹過村民組長、村長和村支書，接觸過不少善良的領導，也見識過太多齷齪。這也是我比其他人更深刻了解農村的原因。

在北上求學之前，我從未離開過這個三面環山的小縣城，她是我美好記憶的全部。我後來博士畢業留京，因為親人留在農村，她更是我感受親情的源泉。

故鄉的改變不知源自何時，前些年回鄉，匆匆忙忙，走馬觀花，未能感受到不同。直到2006年左右，我接到父親略有歉意的電話。他說鄰村村民因宅基地糾紛被鄰居毆打，兇手逃之夭夭，受害人家屬想諮詢我到底該怎麼辦？父親一再強調，家屬來過好幾次，但都被他搪塞過去。但今天家屬非讓父親當着面給我打電話。他說，想想也挺可憐，鄉親之間，抹不開面子，讓我能幫就幫……

正是通過這些五花八門的案例，我得以深刻地了解被經濟大潮撕裂的鄉村，以及被社會發展裹挾的村民。

農村從來就沒有田園般的生活，只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農村從來就沒有過詩情畫意。

在我成長過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掙不足的鈔票。我們村歷來是煙葉種植佳地，而我們家算是種植大戶，父親有文化，心又細，所以烘烤煙葉比較講究。即便如此，上世紀90年代，我們全家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嚴重入不敷出。

記憶最清晰之處都與貧窮有關。五姨父在水城鋼鐵廠上班，我記得某次給父親送來一件外套，父親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長，我使勁卷，衣服太長，我便緊緊扎進褲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說，從來沒見我這麼帥過。

窮，但仍然有五花八門的稅費。秋收要交工餘糧，種地要交農業稅……記憶最深刻的要數交屠宰稅，進入臘月，母親早早便要將沾滿泥土的紫色五塊錢放在窗台上，囑咐誰也不能動用，殺完豬後村幹部要來收取。

我1998年上學離開前，村幹部都很敬業，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塊錢。每到稅收季，白天下地幹活，晚上便挨家挨戶做工作，一絲不苟。如果遇到“釘子戶”，還得通過各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勸導。我周末從縣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糧，晚上幾乎見不到父親的影子。

不過，那時候鄉情甚濃，人口流動不大，低頭不見抬頭見。有時候收取稅費免不了背後挨罵，但礙於面子，除個別人外，即便掛賬時間長，基本也能繳齊。在稅費繳齊之前，村幹部要自掏腰包墊付“釘子戶”所欠費用。所以說，村幹部並不好當。

但是與計劃生育相比，稅費收繳只能算小事兒。計生人員下鄉堪稱“鬼子進村”。別說法律概念，連規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後，計生人員駐家吃喝半月，陸續把他家豬、牛、雞、鴨都順走，一罐子豬油沒法拿，幾個人推到山坡上滾下來取樂。臨走時，有個計生員說他新建房子，正好沒有門，於是把四扇門也卸下搬走。

更多時候，我家是他們腐敗的據點。我家院子很大，他們把“掃蕩”而來的“戰利品”擺放在門口，像草原上的雄獅，沾沾自喜看着“獵物”，邊抽煙邊指揮我父母把“繳獲”來的雞鴨燉給他們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錯，酒飽飯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初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齒。我媽抱怨說，村支書掙的那幾十塊錢還不夠餵這幫狗。

“鬼子”走後，黑鍋還得村幹部背。在農村，重男輕女和傳宗接代的觀念很濃，一旦誰家媳婦不小心被逮住，家屬往往會認為是村幹部“告密”。那年頭。計生工作堪稱粗暴豪放，上環、引產、做輸卵（精）管結紮手術，完全不顧別人死活。我一個伯母前兩個都是女子，懷第三胎時被抓住，六個多月強行引產，是個男孩。她當時就精神崩潰，我媽說剛引產完，她竟然能從三樓跳下去，毫髮無損。至今我伯母也是時好時壞。

既要完成上級下派的計生任務（完不成任務罰款），又要顧及鄉親情面和傳統觀念，工作開展往往兩難，有時候甚至冒着被毆打的危險。

我曾經跟父親深聊過一次，就那麼點錢，為什麼要當村幹部。他說：“我是黨員，鎮領導直接點名，說我有文化。而且“赤腳醫生”當了二十多年，救死扶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我反駁說：“那你也犯不着被當成工具啊！”父親沉默許久對我說：“我是黨員，抹不開領導面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許是出於一點私心吧，說白了，混個臉熟，你們上學，難免會上鎮政府開個證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別人連頭都不會抬一下……”

這是我對農村黨員的最初印象，理論水平有限，但極為忠誠。當時，黨員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榮譽和責任，而沒有淪為謀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舊地政法》裡寫過，計生人員的粗暴與惡劣行徑，是我當初執意要選擇學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們這些“土匪”打架，大抵會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為何不模仿魯迅？他棄醫從文，我選擇法學，讓法治之光照進現實。

生活永遠在別處，你並不是真心熱愛農村，你只是想逃避

農村以前不是田園生活，現在更不是，只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誰都會想念農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節我帶兒子回老家，趁他在土裡打滾，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會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農村並非想象中那麼富有詩情畫意。我們與其說是懷念農村，還不如說是懷念過去，你並非鍾愛農村，你只想逃避現實。

城市在發展，很多商業模式也隨着人口流動被移植回到農村，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速度頂點在哪兒，商業模式界限在何處？細細琢磨，觸目驚心。

世界上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國家是中國，中國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地方要數農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傷風感冒，都要打點滴，我常常說他們不是在打點滴就是在打點滴的路上。在農村，農民們斷然不知道危害，只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農民的命根，村民之間常因土地糾紛需要村委會調解。每到十冬臘月，每家每戶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沒有一根雜草，就連小石子兒也都拾掇得乾乾淨淨。政府提倡的“退耕還林”政策最難執行，因為誰都不願意讓出新開坑的瘦土地。如今，舉目望去，遍地荒草，兩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稈歪歪斜斜立在地里。離村子稍遠的地方，林木早已占據土地，“退耕還林”政策無需執行。
種植多樣性完全退化。在我們老家，冬天種小麥，春節後種土豆，二三月種玉米……周而復始。三月是最快樂的季節，滿地麥苗，放風箏累了，可以隨便躺下。但現在，小麥已經淘汰多年，因為收割小麥工序多，賣不上價，農民嫌麻煩。以前種植玉米要薅兩次，現在則大劑量使用除草劑，農藥更是隨意走近千家萬戶。農村也不見得是有機食品的天堂。

婚姻出現新狀況。隨着社會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外出務工人員多，自由戀愛與和平分手的婚戀觀已趨近大城市，離婚也已經從當初的抬不起頭變成家常便飯。從女權主義角度，這是社會進步，是女性維權意識勃興，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卻是另一番滋味。

我曾認真分析過歷來穩固的農村婚姻為何如此不堪一擊。除了人口流動、宗族觀念淡化、影視劇灌輸等原因，主要還是外來因素的碰撞與衝擊。煤礦工人見過世面，猶如一陣清風，給部分農婦帶來全新感覺，進而乾柴烈火。這不是基於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於不對等信息和視野帶來的情感刺激。

我將其認定為悲劇，認為是一種潛伏期有長有短的瘟疫，非常可怕。乾柴烈火總有燒盡之時，煤礦不景氣，工人紛紛撤離，私奔者歸家，生活看似風平浪靜。有的丈夫本性木納，充耳不聞，但是並不等於這個矛盾永遠不會爆發。從犯罪實證主義角度看，矛盾一旦爆發，肯定會是家破人亡，因為事關男人尊嚴和家族臉面。

農村早已禮崩樂壞，樸素的精神異化嚴重，人情味變淡，風氣也不如以前純正。用朋友的話來說，“以前要臉現在要錢”。去年春節我回家半個月，家裡收到請柬幾十張，大到婚嫁，小到母豬生仔。以往喜酒只有婚喪嫁娶，現在五花八門，祝壽、剃頭、喬遷……更離譜的是兄弟倆共建一棟房子，分開辦酒席，春天哥哥辦，秋天弟弟辦。人情客往已經成為每個村民最頭疼的事兒。

自然資源無序開發，無證經營比比皆是，蠻荒掠奪，黑金交易，不一而足。很多重污染正迅速向鄉村轉移。我們村有很多座風景優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廠蠶食得滿目瘡痍。正對着我家的那個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涼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廠開工，爆炸聲聲，飛沙走石，石粉隨風可飄至數里之外，土地結痂變硬，基本不能耕種。

農村垃圾山漸漸有了雛形。以往都是自備袋子、背簍及提籃，可以反覆利用，幾乎不產生垃圾，產品本身的包裝也很環保，環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線產品，包裝非常誇張，環境循環系統顯然無法消納這些工業化產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兩旁都是空瓶、紙尿褲和塑料袋。

小官巨貪現象嚴重，部分村委幹部成為腐蝕基層政權的排頭兵。有的村支書把公章掛在腰上，不吃請不送禮便絕不辦事。最遺憾的事兒，莫過於村幹部臭名昭著，但村民奔走呼號，卻總是穩重江山。下面專節論述。

……

以前農村很貧苦，人情味很濃。精神世界匱乏，內核很乾淨。打架鬥毆偶爾也有，“村規民約”還能通行。現在卻都變了樣。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莊都一樣，不幸的村莊卻各有不同。只願，雖然一記一記的耳光扇得響亮，但我還是希望農村能夠在痛中醒來，即便被扇得滿臉是血。

縣官不如現管，一頂博士帽遠不如村支書一支筆

村委會法律定位仍然模糊。村支書一支筆、一張嘴，導致村務管理混亂，紀檢監察部門無力介入（或介入無力）帶來監管真空。雖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還是堅持認為這是一顆隨時會惡化的毒瘤。

說說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同村一個父母雙亡的髮小來電話，怯怯地解釋說從我父親那裡討來的聯繫方式，求我幫他寫一個申訴材料。大致意思是說縣火電廠在我們村投資興建砂石廠，征占他家數畝土地，但村支書竟然將賠償金發放給別人。我問有土地承包證嗎？他說有。我問為什麼村支書會這樣明目張胆？他說一則可能是親戚關係，二則那個人混社會，非常霸道，羅支書可能有什麼把柄捏在他手裡。

我給父親打電話核實，他只是長嘆，欺人太甚。我義憤填膺幫他起草申訴書。此後再無任何消息，偶爾聽說相關部門下來調查過，我便以為事兒已順利解決。春節我帶孩子回家，在村口碰到發小，他從兜里掏出一百塊錢塞給兒子，說是壓歲錢。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紅了眼，非要我收下給孩子買點水果。

我篤信他如願拿到了幾萬元補償金。他走後，弟弟告訴我說那事兒沒有解決。我這個發小自幼老實巴交，父母雙亡後更是無親無故，近來岳父岳母也是雙雙病亡。村支書深知生米做成熟飯的道理，迅速把錢下發後，發小斷然不敢找他所要，更不敢去找那些拿到賠償款的人，畢竟還是相鄰，不好撕破臉皮，而且部分還是他長輩，如何開口索取？

這只是市場經濟大潮裹挾中的農村縮影，利益至上氛圍非常濃厚。村委會是農村自治組織，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經，關乎廣大群眾利益和政權穩定，但因不在政府機關序列，村支書或存在存在濫用職權或貪污等行為時，如果村民不舉報，很難及時糾正錯誤。

即便有舉報，也會因村委會法律定位模糊、黨紀國法監管真空，以及紀檢部門工作方式滯後、息事寧人習慣思維等，千方百計“鏟事兒”，甚至違規打壓舉報方。這種行為難免會無意識放任村幹部肆意妄為，助長歪風邪氣。

為何寫下這篇文章——願故鄉不死，願有鄉無愁

權力、效益與文化的排列順序，反應的是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每個人的價值取向。當前，我們習慣用追求愛情的誓言去治理國家、維繫社會以及過自己的生活，我只要現在，不要將來！只要活得瀟灑，哪管死後洪水滔天！

農村也不能倖免。人口流動導致穩固的道德評價體系瓦解，以老文化人為主的鄉紳氣息也隨着他們的去世而逐漸消失。鄉親關係漸漸疏遠，鄉情慢慢淡化，侵權行為頻繁發生，非法受益者永遠是臉皮厚之人。

“鯉魚跳農門”曾是當初拼命讀書的激勵，如今，跳出來的和留守的，殊榮同歸，只有距離遠近和眼界高低，然並卵，對多數人來說，內心永遠都是焦慮的，除少數人財務自由外，大多數人都還是為生活而奔波，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而返貧。

為何要寫下這篇文章？實際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聞，躲進小樓。可是作為法科學生，還是忍不住要疾呼，還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稱之為一種源自骨子裡的使命感！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這些人不去關注農村，不去呼籲，那我們的孩子會嗎？顯然不會。

如今，父母是維繫我們與故鄉的最重要的紐帶，但是父母百年之後，我們還會如此關注農村嗎？顯然不會。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為尚能惦記鄉村命運的熱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變什麼，但還是要寫出來。這不光是為他，為他們，也是為自己。

在我的心裡，故鄉是遙遠的幸福，是淡淡的牽掛。鄉愁是詩歌般的惆悵，是夢幻般的篇章。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故鄉已死，鄉愁只有愁沒有鄉。

謹以此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農村。

2016年2月14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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