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家门口的枪声成了二十年不愈的心病。在google 中国输入几个关键词，全被过滤了。这要归功于包括CISCO等美国网络公司的技术支持。今天是不能公开纪念的日子。让人心寒。翻开以前家门口的旧照片，想起过去的日子，随手写了几段话。一旁窥视的人说，别再惹事了。是啊，可手指却不听使唤，贴上几张照片，并转贴一篇回忆我家门口的文章，算是我对过去的纪念。
写给良心
（文章记于1992年。终于在2004年，为纪念15周年，在海外某报刊以「史鉴」为名发表。今稍加修改。为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的全部是自己的经历。为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没有采用任何二手资料。）
三年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能冲刷掉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我记忆中的烙印。相反，随著岁月的流逝，我更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见到的真实的一幕幕记录下来，为了那些大义凛然的勇士，也为了那些无辜遭戮的冤魂。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当事人，我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血腥的，同时也是亮丽的一页。
一、山雨欲来
六月三日晚，军队将强行进入广场的消息早已是家喻户晓。北京市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但依旧认为「人民子弟兵」顶多使用大棒，刺刀，极限也就是橡皮子弹。谁也不会真枪实弹地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
那天的广场及附近，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迹象。军人和武警已经集结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和天安门，还有不少聚集在前三门的大街上。
十点左右，一批士兵跑步强行挺进到了离天安门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顷刻间组成的自行车路障挡住了。他们在群众的阻挡和劝说下，撤了回去。
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长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因种种渊源，对医学多少有所了解。在这个危难关头，自己不能坐视，不能不勉力为之。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自己蒐集了一些急救药品，准备随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必须提及我的母亲。当知道我的决心后，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在我医用白大衣的胸前和左臂，绣上了红十字.。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那一刻，为我们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镇压后的后果。他们毕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四五」等一系列运动，并且派出所民警就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二、火烧装甲车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东长安街上喧嚣四起。只见一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它反覆碾压著路面上的各种障碍物，追逐著街上的人们，据说，在南河沿附近已有一位妇女因躲闪不及被撞伤。
在长安街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愤怒的人们还是拣来很小的石子掷向装甲车，人们诅咒著。这时，几个退伍的市民向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收集了棉被、白酒和一些煤油。当这辆装甲车被水泥隔离墩暂时阻挡而减速时，一个人举著隔离墩上的铁棍冲了上去，把铁棍卡在了履带中。装甲车不动了。又有几个人爬了上去，铺上棉被，
浇上了白酒和煤油。火熊熊地烧了起来，远近的市民都在欢呼。不一会儿，几个军人从装甲车里爬了出来。愤怒的人们举著木棒和小石块包围了他们。这时候，几个大学生手挽手地保护住了他们，并且劝说市民不要冲动，不要使用暴力，「他们是穿著军装的老百姓」。一些石块和棍棒甚至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但他们还是大声劝阻著并且簇拥著这几个人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去。
三、「橡皮子弹」
西边早已响起了枪声，从稀疏到密集，并且越来越近。从远处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消息。人们知道，在天安门以西长达几公里的街道上，许多市民自发地构成一道道路障，并且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著「人民军队」的推进。但直到此时，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们依然认为军队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从广场的周围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一些伤员。他们是被历史博物馆附近的警察和武警用棍棒或石块打伤的。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位自称是法新社(或南通社)的记者也受了伤。我搭平板车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南门，转给了一辆救护车的救护人员。
我遇到的第一个枪伤伤员是个学生。他是在广场上被从人民大会堂发射出的子弹击伤的。他的伤口刚好在臀部肌肉最丰富的地方，又穿著牛仔裤，所以从伤口可以看到子弹的尾部。当时我还对别人说这肯定是橡皮子弹。(后来分析，子弹很可能不是直接击中，所以伤势较轻。)
我送这位学生到了协和医院，这时的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但我见到的大多还是棍棒或石块造成的创伤。
四 通道客车
当我从医院返回的时候，军队大约已推进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附近，这时的天安门已有了战争的气氛。二、三辆装甲车在燃烧，密集的枪声显然很近。不断有伤员被人们用三轮车、自行车载著，或几个人抬著、背著东撤。我刚来到广场的边上，就见密集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当我再见到伤员时，一个个严重的伤势彻底粉碎了我橡皮子弹的幻想。我不得不正视眼前严酷的现实了。
因为没有经验，有时我连伤口都找不到。一些伤员在刚刚受到枪击时，特别在一些血管不丰富的部位，往往不立刻出血，而且弹孔的入口处直径很小，在夜间的照明中很难发现。有的人甚至只知道被打中了，却描述不清确切的位置。往往要等一下，随著出血和伤员情绪的稳定，才容易判断。
随著后撤的人们，我们退到了公安部正门前(正对南池子大街南口)的长安街上，在我处理一个腿部贯通伤的学生时，从东面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于运送伤员的车辆。一些伤员被抬了上去，我送那个学生也上了车，然后开始处理其他伤员。大概司机想再搭载上更多的伤员，所以这辆车继续向西，也就是军队过来的方向开去。
车子没走多远，刚刚开到长安街上，历史博物馆北门和公安部大门之间，就被枪声包围了。
（在个别转载里，这个地点被写成金水桥前，这可能是和另一个事件混淆了。这次我特意把确切地址加上。）
我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昏迷并且呼吸困难的伤员，只知道车前后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但印象中，还没有人受伤。
枪声停了，一个小伙子爬到前面，取下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著，向军人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的白上衣上有红十字标记，所以，我也探出身子，向远处的军人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伤员的！」并且向他们指示我白大衣上的红十字标记。
当时，车里大约有十名伤员和十几名志愿者。志愿者们没有组织，彼此也多不相识，大多数人与伤者也毫无瓜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援助的手。
喊话之后，车上的人们开始继续安置伤员，汽车也重新启动了。突然，猛烈的枪声笼罩了我们，前面有人倒下了。。。大家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是伤员的救护者，我们打著红十字的旗子啊！
枪声在激烈地持续者。趴在满是碎玻璃的车厢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如果他们冲过来。。。」－－但我没有机会多想，前面有一个伤员向我爬来。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绷带，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随身携带的药品和绷带都用光了。看看四周，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著，鼓励著…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没有冲上来。我大声喊著：「谁会开车？后退！去协和！」在摇旗和请求后，我们的车调头向协和医院开去。
一路上，我只有不停地叫喊著，鼓励著伤员们。。。
当把伤员们送入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我才知道医院的状况有多紧张。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著，伤员们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房间。站在走廊里，我大声喊著：「哪有绷带？我要绷带！」几个大夫和护士听见了，收集了许多绷带给我。抱著大量的绷带，我走出了协和医院。
五 东长安街上
载我们到协和的那辆通道客车已经无法重新启动了，所以人们只好把它推离了医院大门。我相继询问了几辆停在医院门口的救护车，车上的人说他们奉卫生局或上级的命令，等待指示，不允许开往天安门方向。
抱著绷带，我又返回到医院门口，对著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我喊道：「谁愿意跟我回去救人？」立刻，十几个人聚集在我的面前。
三位三轮车工人，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把三轮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每辆车上都挤上好几个人，然后三轮车师傅费力地载著我们向著枪声冲去。
在车上，我分配了绷带，并且简单介绍了包扎的方法。车一过南河沿，大家就跳下车，分头帮助伤员去了。
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军队在历史博物馆北侧小广场以西，北京市民们在南池子南口西侧的长安街上相互对峙著。从南池子南口以东的东长安街上当时还没有军队。很多人关心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他们几次试著冲向天安门方向，都被无情的弹雨阻挡住了，伤亡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还不时有冷枪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大家早已清楚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镇压了。从历史博物馆北侧到南池子南口的长安街一段，
已成为充满杀机，充满血腥的地带。
在死亡面前，成千上万的人们没有退缩，他们一次次的高呼：「打倒李鹏！」，「反对镇压学生！」，「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每一次口号都换来一阵弹雨。但一待枪声平息，撤走伤亡人员，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畏、这么大义凛然的人们。这些普通百姓面对虐杀居然毫无惧色！
形势一分一秒地严峻著，所有有组织的医护人员都退到了南河沿一线。印象中在南池子南口附近，当时只有我和一位据说是北医的学生，身著白大衣留在了那里。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劝说大家坐下，少去呼喊口号，不要激怒对方招致无谓的伤亡。于是，人们陆续坐了下来，在马路上和路旁的绿地形成一线与军队对峙著。
突然，一个身著黑色连衣裙的青年妇女（据说她的弟弟刚被打死），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著军队走去。所有的人也跟著站了起来，他们不顾一切地随著这位女青年向著坦克和刺刀走去。顷刻之间，我的耳畔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人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始跑了起来，冲向前方。成百上千的普通市民，像浪潮一般压了上去。人们呐喊著，那吼声掩盖了一切，彷佛天地之间这是唯一的声音。
随著人流，我也跟著向前跑去。枪声响了。刚开始，枪声淹没在喊声中，但不久就覆盖住了喊声。我看不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人群已经开始掉头奔跑。夹在人流中，我也弯腰向回跑。突然，侧前方的一个人重重的栽倒了，我马上意识到危险,
立即伏在了马路上。。。
几分钟过去了，枪声还在稀疏地继续，我偷偷地回头一望，顷刻间，我的心里涌上了一种至今也无法描述的感受：凄凉、失望、痛苦，好像都不恰当－－－因为我见到宽阔的街道上，大约每几米间隔，就躺著一个个刚才还热血沸腾的勇士！
那一刻，自己真地无法保持那份冷静了，我爬向左侧的第一个年轻人
，他的眼睛已没有光反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看这点)。当我爬向身后的第二个年轻人，用手放在他的后背，试图用臂弯托起他时，我的三个手指空空地陷进了他的胸膛！他的后背有个大洞！
枪声停了，人们开始抬伤员了。又一个年轻人被抬了过来，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他衬衣里兜著很多血，我见到伤口隐约在右侧，我估计打到肝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已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拿过一件衬衣，稍稍束了束，让人把他送走了。还有一个是个约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人说他伤在头部，我翻过他的头，手上已是白白的脑浆了。。。
没有绷带，衬衣、背心、可以用。没有运输工具，只好一个伤员爬在一辆自行车上。没有医护人员，没有绷带和药品，伤员得不到简单的处理。在公安部北侧门的墙外，一辆吉普车里上下两排就叠放了六七名死伤者。
在匆忙中，我见到几个人抬走了很可能就是带头向前冲的那个女青年，她的连衣裙已经被打烂，身中数弹，当时似乎还有呼吸。
血染红了我的双手，血染红了我的前臂，面对著一个个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急需救助的伤者，我更感到无助！
。。。
请记住：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峙了几个小时。面对血腥镇压，他们凛然不屈，他们高呼口号，并且向军队发起了数次冲击，伤亡惨重。
后记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当局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封锁下，在社会上种种的利益诱惑下，人们有意无意的淡化了这段历史，更有别有用心者，对六四进行著无端的指责和颠倒黑白的歪曲。
大多数关于六四的报导，总是把焦点集中在了天安门广场或是军队开过来的西长安街上，很少有人提及就在天安门东侧发生的这段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不应该忘记！不应该忘记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面对坦克和刺刀，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献出过热血和生命。
每逢六四，多少人默默在心里祭奠，又有多少人想把真像诉说给自己的同胞，面对死者，我们无颜保持沉默；面对历史，我们无权保持沉默；面对良知，我们不可以保持沉默！
请记住六四！
作为一个当事人和目击者，在阅读了许多回忆文章后，我发现许多重要的事件很少被人提及，鉴于篇幅，我只好在此罗列数件，希望这段历史更为丰富翔实。
1．六月三日十时许，一支部队曾跑步试图接近天安门，在南池子南口被路障和群众堵回。
2．六月四日凌晨１－２时，解放军开枪向红十字标志明显的客车射击达数分钟之久。
3．六月四日晨五时许，一队坦克和军车从东向西沿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前进沿途向群众射击数分钟后，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灯全部熄灭，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达二十分钟之久。
4．六月四日晨６－７时，军队从历史博物馆顶，公安部内和天安门方向形成交叉火力，攻击聚集在长安街上的人们，人们退入南池子大街。
5．六月四日晨8-9时间，少部军人冲入南池子大街南口，个别军人骑上丢弃在地上的自行车，携冲锋枪追杀躲逃的群众，远至南池子粮店（南池子大街中段），有一老人被击中（生死不详）。
6．六月四日晨八至九时，从天安门逃出一些医护人员、学生和少量群众，在天安门至南池子间遭士兵殴打、射击。
居住在南池子的众多北京市民，为他们提供了救护和帮助。在我处理的伤员中，至少有一人，因腹部枪伤在送医途中不治。
7．六月四日晚，军队从天安门向东，在细雨中高呼口号，正步沿长安街向东前进，每前进一段距离，就开枪射击。
8．自六月四日凌晨至六月八日深夜，在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停止杀害无辜的平民和学生。
9．六月七日，军人用四枪击倒四名市民，三人当场死亡，一个在挣扎时，被冲过来的士兵用木棒击头至死。
在这些日子里，面对著眼前死亡的威胁，面对著日后可能的迫害，无数人用行动展现了勇敢和良知。
我们不能不提及，为了抢救伤员，为了逃避搜捕和追杀，许多胡同和院落自发地形成了避难所，向陌生人敞开了怀抱。人们提供药品、食物、住所，运送死者、伤员和需要照顾的人(失散的中小学生和因刺激而精神失常者)到达安全地带。
我们不能不提及，每天深夜，都有一些市民向戒严部队喊话，劝阻他们停止屠杀人民，掉转枪口。而回答他们的是子弹，是坦克和士兵的搜捕和追杀。至六月八日（也可能包括九日）为止，这喊话声从未停止过！
我们不能不提及北京三轮车工人们，是他们抢救了无数的伤员，是他们总是向著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冲击。我相信「板爷儿」一词是在这个时候才深植人心的。
我们不能不提及日后的搜捕和追查，在我所知道的街道，没有人举报或被举报，连警察也只抓了个别有前科的交差了事。在单位，大多数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心照不宣地保护和开脱运动的参加者。
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用他们的正义和良知，默默地做了许多。。。
（文章记于1992年。终于在2004年，为纪念15周年，在海外某报刊以「史鉴」为名发表。今稍加修改。为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的全部是自己的经历。为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没有采用任何二手资料。）
三年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能冲刷掉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我记忆中的烙印。相反，随著岁月的流逝，我更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见到的真实的一幕幕记录下来，为了那些大义凛然的勇士，也为了那些无辜遭戮的冤魂。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当事人，我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血腥的，同时也是亮丽的一页。
一、山雨欲来
六月三日晚，军队将强行进入广场的消息早已是家喻户晓。北京市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但依旧认为「人民子弟兵」顶多使用大棒，刺刀，极限也就是橡皮子弹。谁也不会真枪实弹地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
那天的广场及附近，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迹象。军人和武警已经集结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和天安门，还有不少聚集在前三门的大街上。
十点左右，一批士兵跑步强行挺进到了离天安门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顷刻间组成的自行车路障挡住了。他们在群众的阻挡和劝说下，撤了回去。
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长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因种种渊源，对医学多少有所了解。在这个危难关头，自己不能坐视，不能不勉力为之。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自己蒐集了一些急救药品，准备随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必须提及我的母亲。当知道我的决心后，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在我医用白大衣的胸前和左臂，绣上了红十字.。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那一刻，为我们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镇压后的后果。他们毕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四五」等一系列运动，并且派出所民警就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二、火烧装甲车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东长安街上喧嚣四起。只见一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它反覆碾压著路面上的各种障碍物，追逐著街上的人们，据说，在南河沿附近已有一位妇女因躲闪不及被撞伤。
在长安街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愤怒的人们还是拣来很小的石子掷向装甲车，人们诅咒著。这时，几个退伍的市民向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收集了棉被、白酒和一些煤油。当这辆装甲车被水泥隔离墩暂时阻挡而减速时，一个人举著隔离墩上的铁棍冲了上去，把铁棍卡在了履带中。装甲车不动了。又有几个人爬了上去，铺上棉被，
浇上了白酒和煤油。火熊熊地烧了起来，远近的市民都在欢呼。不一会儿，几个军人从装甲车里爬了出来。愤怒的人们举著木棒和小石块包围了他们。这时候，几个大学生手挽手地保护住了他们，并且劝说市民不要冲动，不要使用暴力，「他们是穿著军装的老百姓」。一些石块和棍棒甚至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但他们还是大声劝阻著并且簇拥著这几个人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去。
三、「橡皮子弹」
西边早已响起了枪声，从稀疏到密集，并且越来越近。从远处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消息。人们知道，在天安门以西长达几公里的街道上，许多市民自发地构成一道道路障，并且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著「人民军队」的推进。但直到此时，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们依然认为军队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从广场的周围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一些伤员。他们是被历史博物馆附近的警察和武警用棍棒或石块打伤的。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位自称是法新社(或南通社)的记者也受了伤。我搭平板车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南门，转给了一辆救护车的救护人员。
我遇到的第一个枪伤伤员是个学生。他是在广场上被从人民大会堂发射出的子弹击伤的。他的伤口刚好在臀部肌肉最丰富的地方，又穿著牛仔裤，所以从伤口可以看到子弹的尾部。当时我还对别人说这肯定是橡皮子弹。(后来分析，子弹很可能不是直接击中，所以伤势较轻。)
我送这位学生到了协和医院，这时的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但我见到的大多还是棍棒或石块造成的创伤。
四 通道客车
当我从医院返回的时候，军队大约已推进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附近，这时的天安门已有了战争的气氛。二、三辆装甲车在燃烧，密集的枪声显然很近。不断有伤员被人们用三轮车、自行车载著，或几个人抬著、背著东撤。我刚来到广场的边上，就见密集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当我再见到伤员时，一个个严重的伤势彻底粉碎了我橡皮子弹的幻想。我不得不正视眼前严酷的现实了。
因为没有经验，有时我连伤口都找不到。一些伤员在刚刚受到枪击时，特别在一些血管不丰富的部位，往往不立刻出血，而且弹孔的入口处直径很小，在夜间的照明中很难发现。有的人甚至只知道被打中了，却描述不清确切的位置。往往要等一下，随著出血和伤员情绪的稳定，才容易判断。
随著后撤的人们，我们退到了公安部正门前(正对南池子大街南口)的长安街上，在我处理一个腿部贯通伤的学生时，从东面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于运送伤员的车辆。一些伤员被抬了上去，我送那个学生也上了车，然后开始处理其他伤员。大概司机想再搭载上更多的伤员，所以这辆车继续向西，也就是军队过来的方向开去。
车子没走多远，刚刚开到长安街上，历史博物馆北门和公安部大门之间，就被枪声包围了。
（在个别转载里，这个地点被写成金水桥前，这可能是和另一个事件混淆了。这次我特意把确切地址加上。）
我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昏迷并且呼吸困难的伤员，只知道车前后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但印象中，还没有人受伤。
枪声停了，一个小伙子爬到前面，取下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著，向军人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的白上衣上有红十字标记，所以，我也探出身子，向远处的军人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伤员的！」并且向他们指示我白大衣上的红十字标记。
当时，车里大约有十名伤员和十几名志愿者。志愿者们没有组织，彼此也多不相识，大多数人与伤者也毫无瓜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援助的手。
喊话之后，车上的人们开始继续安置伤员，汽车也重新启动了。突然，猛烈的枪声笼罩了我们，前面有人倒下了。。。大家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是伤员的救护者，我们打著红十字的旗子啊！
枪声在激烈地持续者。趴在满是碎玻璃的车厢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如果他们冲过来。。。」－－但我没有机会多想，前面有一个伤员向我爬来。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绷带，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随身携带的药品和绷带都用光了。看看四周，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著，鼓励著…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没有冲上来。我大声喊著：「谁会开车？后退！去协和！」在摇旗和请求后，我们的车调头向协和医院开去。
一路上，我只有不停地叫喊著，鼓励著伤员们。。。
当把伤员们送入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我才知道医院的状况有多紧张。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著，伤员们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房间。站在走廊里，我大声喊著：「哪有绷带？我要绷带！」几个大夫和护士听见了，收集了许多绷带给我。抱著大量的绷带，我走出了协和医院。
五 东长安街上
载我们到协和的那辆通道客车已经无法重新启动了，所以人们只好把它推离了医院大门。我相继询问了几辆停在医院门口的救护车，车上的人说他们奉卫生局或上级的命令，等待指示，不允许开往天安门方向。
抱著绷带，我又返回到医院门口，对著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我喊道：「谁愿意跟我回去救人？」立刻，十几个人聚集在我的面前。
三位三轮车工人，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把三轮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每辆车上都挤上好几个人，然后三轮车师傅费力地载著我们向著枪声冲去。
在车上，我分配了绷带，并且简单介绍了包扎的方法。车一过南河沿，大家就跳下车，分头帮助伤员去了。
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军队在历史博物馆北侧小广场以西，北京市民们在南池子南口西侧的长安街上相互对峙著。从南池子南口以东的东长安街上当时还没有军队。很多人关心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他们几次试著冲向天安门方向，都被无情的弹雨阻挡住了，伤亡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还不时有冷枪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大家早已清楚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镇压了。从历史博物馆北侧到南池子南口的长安街一段，
已成为充满杀机，充满血腥的地带。
在死亡面前，成千上万的人们没有退缩，他们一次次的高呼：「打倒李鹏！」，「反对镇压学生！」，「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每一次口号都换来一阵弹雨。但一待枪声平息，撤走伤亡人员，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畏、这么大义凛然的人们。这些普通百姓面对虐杀居然毫无惧色！
形势一分一秒地严峻著，所有有组织的医护人员都退到了南河沿一线。印象中在南池子南口附近，当时只有我和一位据说是北医的学生，身著白大衣留在了那里。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劝说大家坐下，少去呼喊口号，不要激怒对方招致无谓的伤亡。于是，人们陆续坐了下来，在马路上和路旁的绿地形成一线与军队对峙著。
突然，一个身著黑色连衣裙的青年妇女（据说她的弟弟刚被打死），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著军队走去。所有的人也跟著站了起来，他们不顾一切地随著这位女青年向著坦克和刺刀走去。顷刻之间，我的耳畔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人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始跑了起来，冲向前方。成百上千的普通市民，像浪潮一般压了上去。人们呐喊著，那吼声掩盖了一切，彷佛天地之间这是唯一的声音。
随著人流，我也跟著向前跑去。枪声响了。刚开始，枪声淹没在喊声中，但不久就覆盖住了喊声。我看不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人群已经开始掉头奔跑。夹在人流中，我也弯腰向回跑。突然，侧前方的一个人重重的栽倒了，我马上意识到危险,
立即伏在了马路上。。。
几分钟过去了，枪声还在稀疏地继续，我偷偷地回头一望，顷刻间，我的心里涌上了一种至今也无法描述的感受：凄凉、失望、痛苦，好像都不恰当－－－因为我见到宽阔的街道上，大约每几米间隔，就躺著一个个刚才还热血沸腾的勇士！
那一刻，自己真地无法保持那份冷静了，我爬向左侧的第一个年轻人
，他的眼睛已没有光反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看这点)。当我爬向身后的第二个年轻人，用手放在他的后背，试图用臂弯托起他时，我的三个手指空空地陷进了他的胸膛！他的后背有个大洞！
枪声停了，人们开始抬伤员了。又一个年轻人被抬了过来，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他衬衣里兜著很多血，我见到伤口隐约在右侧，我估计打到肝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已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拿过一件衬衣，稍稍束了束，让人把他送走了。还有一个是个约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人说他伤在头部，我翻过他的头，手上已是白白的脑浆了。。。
没有绷带，衬衣、背心、可以用。没有运输工具，只好一个伤员爬在一辆自行车上。没有医护人员，没有绷带和药品，伤员得不到简单的处理。在公安部北侧门的墙外，一辆吉普车里上下两排就叠放了六七名死伤者。
在匆忙中，我见到几个人抬走了很可能就是带头向前冲的那个女青年，她的连衣裙已经被打烂，身中数弹，当时似乎还有呼吸。
血染红了我的双手，血染红了我的前臂，面对著一个个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急需救助的伤者，我更感到无助！
。。。
请记住：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峙了几个小时。面对血腥镇压，他们凛然不屈，他们高呼口号，并且向军队发起了数次冲击，伤亡惨重。
后记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当局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封锁下，在社会上种种的利益诱惑下，人们有意无意的淡化了这段历史，更有别有用心者，对六四进行著无端的指责和颠倒黑白的歪曲。
大多数关于六四的报导，总是把焦点集中在了天安门广场或是军队开过来的西长安街上，很少有人提及就在天安门东侧发生的这段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不应该忘记！不应该忘记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面对坦克和刺刀，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献出过热血和生命。
每逢六四，多少人默默在心里祭奠，又有多少人想把真像诉说给自己的同胞，面对死者，我们无颜保持沉默；面对历史，我们无权保持沉默；面对良知，我们不可以保持沉默！
请记住六四！
作为一个当事人和目击者，在阅读了许多回忆文章后，我发现许多重要的事件很少被人提及，鉴于篇幅，我只好在此罗列数件，希望这段历史更为丰富翔实。
1．六月三日十时许，一支部队曾跑步试图接近天安门，在南池子南口被路障和群众堵回。
2．六月四日凌晨１－２时，解放军开枪向红十字标志明显的客车射击达数分钟之久。
3．六月四日晨五时许，一队坦克和军车从东向西沿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前进沿途向群众射击数分钟后，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灯全部熄灭，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达二十分钟之久。
4．六月四日晨６－７时，军队从历史博物馆顶，公安部内和天安门方向形成交叉火力，攻击聚集在长安街上的人们，人们退入南池子大街。
5．六月四日晨8-9时间，少部军人冲入南池子大街南口，个别军人骑上丢弃在地上的自行车，携冲锋枪追杀躲逃的群众，远至南池子粮店（南池子大街中段），有一老人被击中（生死不详）。
6．六月四日晨八至九时，从天安门逃出一些医护人员、学生和少量群众，在天安门至南池子间遭士兵殴打、射击。
居住在南池子的众多北京市民，为他们提供了救护和帮助。在我处理的伤员中，至少有一人，因腹部枪伤在送医途中不治。
7．六月四日晚，军队从天安门向东，在细雨中高呼口号，正步沿长安街向东前进，每前进一段距离，就开枪射击。
8．自六月四日凌晨至六月八日深夜，在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停止杀害无辜的平民和学生。
9．六月七日，军人用四枪击倒四名市民，三人当场死亡，一个在挣扎时，被冲过来的士兵用木棒击头至死。
在这些日子里，面对著眼前死亡的威胁，面对著日后可能的迫害，无数人用行动展现了勇敢和良知。
我们不能不提及，为了抢救伤员，为了逃避搜捕和追杀，许多胡同和院落自发地形成了避难所，向陌生人敞开了怀抱。人们提供药品、食物、住所，运送死者、伤员和需要照顾的人(失散的中小学生和因刺激而精神失常者)到达安全地带。
我们不能不提及，每天深夜，都有一些市民向戒严部队喊话，劝阻他们停止屠杀人民，掉转枪口。而回答他们的是子弹，是坦克和士兵的搜捕和追杀。至六月八日（也可能包括九日）为止，这喊话声从未停止过！
我们不能不提及北京三轮车工人们，是他们抢救了无数的伤员，是他们总是向著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冲击。我相信「板爷儿」一词是在这个时候才深植人心的。
我们不能不提及日后的搜捕和追查，在我所知道的街道，没有人举报或被举报，连警察也只抓了个别有前科的交差了事。在单位，大多数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心照不宣地保护和开脱运动的参加者。
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用他们的正义和良知，默默地做了许多。。。
（文章记于1992年。终于在2004年，为纪念15周年，在海外某报刊以「史鉴」为名发表。今稍加修改。为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的全部是自己的经历。为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没有采用任何二手资料。）
三年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能冲刷掉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我记忆中的烙印。相反，随著岁月的流逝，我更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见到的真实的一幕幕记录下来，为了那些大义凛然的勇士，也为了那些无辜遭戮的冤魂。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当事人，我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血腥的，同时也是亮丽的一页。
一、山雨欲来
六月三日晚，军队将强行进入广场的消息早已是家喻户晓。北京市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但依旧认为「人民子弟兵」顶多使用大棒，刺刀，极限也就是橡皮子弹。谁也不会真枪实弹地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
那天的广场及附近，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迹象。军人和武警已经集结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和天安门，还有不少聚集在前三门的大街上。
十点左右，一批士兵跑步强行挺进到了离天安门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顷刻间组成的自行车路障挡住了。他们在群众的阻挡和劝说下，撤了回去。
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长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因种种渊源，对医学多少有所了解。在这个危难关头，自己不能坐视，不能不勉力为之。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自己蒐集了一些急救药品，准备随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必须提及我的母亲。当知道我的决心后，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在我医用白大衣的胸前和左臂，绣上了红十字.。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那一刻，为我们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镇压后的后果。他们毕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四五」等一系列运动，并且派出所民警就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二、火烧装甲车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东长安街上喧嚣四起。只见一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它反覆碾压著路面上的各种障碍物，追逐著街上的人们，据说，在南河沿附近已有一位妇女因躲闪不及被撞伤。
在长安街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愤怒的人们还是拣来很小的石子掷向装甲车，人们诅咒著。这时，几个退伍的市民向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收集了棉被、白酒和一些煤油。当这辆装甲车被水泥隔离墩暂时阻挡而减速时，一个人举著隔离墩上的铁棍冲了上去，把铁棍卡在了履带中。装甲车不动了。又有几个人爬了上去，铺上棉被，
浇上了白酒和煤油。火熊熊地烧了起来，远近的市民都在欢呼。不一会儿，几个军人从装甲车里爬了出来。愤怒的人们举著木棒和小石块包围了他们。这时候，几个大学生手挽手地保护住了他们，并且劝说市民不要冲动，不要使用暴力，「他们是穿著军装的老百姓」。一些石块和棍棒甚至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但他们还是大声劝阻著并且簇拥著这几个人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去。
三、「橡皮子弹」
西边早已响起了枪声，从稀疏到密集，并且越来越近。从远处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消息。人们知道，在天安门以西长达几公里的街道上，许多市民自发地构成一道道路障，并且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著「人民军队」的推进。但直到此时，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们依然认为军队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从广场的周围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一些伤员。他们是被历史博物馆附近的警察和武警用棍棒或石块打伤的。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位自称是法新社(或南通社)的记者也受了伤。我搭平板车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南门，转给了一辆救护车的救护人员。
我遇到的第一个枪伤伤员是个学生。他是在广场上被从人民大会堂发射出的子弹击伤的。他的伤口刚好在臀部肌肉最丰富的地方，又穿著牛仔裤，所以从伤口可以看到子弹的尾部。当时我还对别人说这肯定是橡皮子弹。(后来分析，子弹很可能不是直接击中，所以伤势较轻。)
我送这位学生到了协和医院，这时的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但我见到的大多还是棍棒或石块造成的创伤。
四 通道客车
当我从医院返回的时候，军队大约已推进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附近，这时的天安门已有了战争的气氛。二、三辆装甲车在燃烧，密集的枪声显然很近。不断有伤员被人们用三轮车、自行车载著，或几个人抬著、背著东撤。我刚来到广场的边上，就见密集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当我再见到伤员时，一个个严重的伤势彻底粉碎了我橡皮子弹的幻想。我不得不正视眼前严酷的现实了。
因为没有经验，有时我连伤口都找不到。一些伤员在刚刚受到枪击时，特别在一些血管不丰富的部位，往往不立刻出血，而且弹孔的入口处直径很小，在夜间的照明中很难发现。有的人甚至只知道被打中了，却描述不清确切的位置。往往要等一下，随著出血和伤员情绪的稳定，才容易判断。
随著后撤的人们，我们退到了公安部正门前(正对南池子大街南口)的长安街上，在我处理一个腿部贯通伤的学生时，从东面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于运送伤员的车辆。一些伤员被抬了上去，我送那个学生也上了车，然后开始处理其他伤员。大概司机想再搭载上更多的伤员，所以这辆车继续向西，也就是军队过来的方向开去。
车子没走多远，刚刚开到长安街上，历史博物馆北门和公安部大门之间，就被枪声包围了。
（在个别转载里，这个地点被写成金水桥前，这可能是和另一个事件混淆了。这次我特意把确切地址加上。）
我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昏迷并且呼吸困难的伤员，只知道车前后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但印象中，还没有人受伤。
枪声停了，一个小伙子爬到前面，取下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著，向军人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的白上衣上有红十字标记，所以，我也探出身子，向远处的军人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伤员的！」并且向他们指示我白大衣上的红十字标记。
当时，车里大约有十名伤员和十几名志愿者。志愿者们没有组织，彼此也多不相识，大多数人与伤者也毫无瓜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援助的手。
喊话之后，车上的人们开始继续安置伤员，汽车也重新启动了。突然，猛烈的枪声笼罩了我们，前面有人倒下了。。。大家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是伤员的救护者，我们打著红十字的旗子啊！
枪声在激烈地持续者。趴在满是碎玻璃的车厢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如果他们冲过来。。。」－－但我没有机会多想，前面有一个伤员向我爬来。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绷带，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随身携带的药品和绷带都用光了。看看四周，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著，鼓励著…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没有冲上来。我大声喊著：「谁会开车？后退！去协和！」在摇旗和请求后，我们的车调头向协和医院开去。
一路上，我只有不停地叫喊著，鼓励著伤员们。。。
当把伤员们送入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我才知道医院的状况有多紧张。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著，伤员们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房间。站在走廊里，我大声喊著：「哪有绷带？我要绷带！」几个大夫和护士听见了，收集了许多绷带给我。抱著大量的绷带，我走出了协和医院。
五 东长安街上
载我们到协和的那辆通道客车已经无法重新启动了，所以人们只好把它推离了医院大门。我相继询问了几辆停在医院门口的救护车，车上的人说他们奉卫生局或上级的命令，等待指示，不允许开往天安门方向。
抱著绷带，我又返回到医院门口，对著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我喊道：「谁愿意跟我回去救人？」立刻，十几个人聚集在我的面前。
三位三轮车工人，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把三轮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每辆车上都挤上好几个人，然后三轮车师傅费力地载著我们向著枪声冲去。
在车上，我分配了绷带，并且简单介绍了包扎的方法。车一过南河沿，大家就跳下车，分头帮助伤员去了。
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军队在历史博物馆北侧小广场以西，北京市民们在南池子南口西侧的长安街上相互对峙著。从南池子南口以东的东长安街上当时还没有军队。很多人关心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他们几次试著冲向天安门方向，都被无情的弹雨阻挡住了，伤亡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还不时有冷枪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大家早已清楚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镇压了。从历史博物馆北侧到南池子南口的长安街一段，
已成为充满杀机，充满血腥的地带。
在死亡面前，成千上万的人们没有退缩，他们一次次的高呼：「打倒李鹏！」，「反对镇压学生！」，「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每一次口号都换来一阵弹雨。但一待枪声平息，撤走伤亡人员，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畏、这么大义凛然的人们。这些普通百姓面对虐杀居然毫无惧色！
形势一分一秒地严峻著，所有有组织的医护人员都退到了南河沿一线。印象中在南池子南口附近，当时只有我和一位据说是北医的学生，身著白大衣留在了那里。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劝说大家坐下，少去呼喊口号，不要激怒对方招致无谓的伤亡。于是，人们陆续坐了下来，在马路上和路旁的绿地形成一线与军队对峙著。
突然，一个身著黑色连衣裙的青年妇女（据说她的弟弟刚被打死），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著军队走去。所有的人也跟著站了起来，他们不顾一切地随著这位女青年向著坦克和刺刀走去。顷刻之间，我的耳畔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人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始跑了起来，冲向前方。成百上千的普通市民，像浪潮一般压了上去。人们呐喊著，那吼声掩盖了一切，彷佛天地之间这是唯一的声音。
随著人流，我也跟著向前跑去。枪声响了。刚开始，枪声淹没在喊声中，但不久就覆盖住了喊声。我看不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人群已经开始掉头奔跑。夹在人流中，我也弯腰向回跑。突然，侧前方的一个人重重的栽倒了，我马上意识到危险,
立即伏在了马路上。。。
几分钟过去了，枪声还在稀疏地继续，我偷偷地回头一望，顷刻间，我的心里涌上了一种至今也无法描述的感受：凄凉、失望、痛苦，好像都不恰当－－－因为我见到宽阔的街道上，大约每几米间隔，就躺著一个个刚才还热血沸腾的勇士！
那一刻，自己真地无法保持那份冷静了，我爬向左侧的第一个年轻人
，他的眼睛已没有光反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看这点)。当我爬向身后的第二个年轻人，用手放在他的后背，试图用臂弯托起他时，我的三个手指空空地陷进了他的胸膛！他的后背有个大洞！
枪声停了，人们开始抬伤员了。又一个年轻人被抬了过来，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他衬衣里兜著很多血，我见到伤口隐约在右侧，我估计打到肝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已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拿过一件衬衣，稍稍束了束，让人把他送走了。还有一个是个约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人说他伤在头部，我翻过他的头，手上已是白白的脑浆了。。。
没有绷带，衬衣、背心、可以用。没有运输工具，只好一个伤员爬在一辆自行车上。没有医护人员，没有绷带和药品，伤员得不到简单的处理。在公安部北侧门的墙外，一辆吉普车里上下两排就叠放了六七名死伤者。
在匆忙中，我见到几个人抬走了很可能就是带头向前冲的那个女青年，她的连衣裙已经被打烂，身中数弹，当时似乎还有呼吸。
血染红了我的双手，血染红了我的前臂，面对著一个个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急需救助的伤者，我更感到无助！
。。。
请记住：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峙了几个小时。面对血腥镇压，他们凛然不屈，他们高呼口号，并且向军队发起了数次冲击，伤亡惨重。
后记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当局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封锁下，在社会上种种的利益诱惑下，人们有意无意的淡化了这段历史，更有别有用心者，对六四进行著无端的指责和颠倒黑白的歪曲。
大多数关于六四的报导，总是把焦点集中在了天安门广场或是军队开过来的西长安街上，很少有人提及就在天安门东侧发生的这段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不应该忘记！不应该忘记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面对坦克和刺刀，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献出过热血和生命。
每逢六四，多少人默默在心里祭奠，又有多少人想把真像诉说给自己的同胞，面对死者，我们无颜保持沉默；面对历史，我们无权保持沉默；面对良知，我们不可以保持沉默！
请记住六四！
作为一个当事人和目击者，在阅读了许多回忆文章后，我发现许多重要的事件很少被人提及，鉴于篇幅，我只好在此罗列数件，希望这段历史更为丰富翔实。
1．六月三日十时许，一支部队曾跑步试图接近天安门，在南池子南口被路障和群众堵回。
2．六月四日凌晨１－２时，解放军开枪向红十字标志明显的客车射击达数分钟之久。
3．六月四日晨五时许，一队坦克和军车从东向西沿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前进沿途向群众射击数分钟后，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灯全部熄灭，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达二十分钟之久。
4．六月四日晨６－７时，军队从历史博物馆顶，公安部内和天安门方向形成交叉火力，攻击聚集在长安街上的人们，人们退入南池子大街。
5．六月四日晨8-9时间，少部军人冲入南池子大街南口，个别军人骑上丢弃在地上的自行车，携冲锋枪追杀躲逃的群众，远至南池子粮店（南池子大街中段），有一老人被击中（生死不详）。
6．六月四日晨八至九时，从天安门逃出一些医护人员、学生和少量群众，在天安门至南池子间遭士兵殴打、射击。
居住在南池子的众多北京市民，为他们提供了救护和帮助。在我处理的伤员中，至少有一人，因腹部枪伤在送医途中不治。
7．六月四日晚，军队从天安门向东，在细雨中高呼口号，正步沿长安街向东前进，每前进一段距离，就开枪射击。
8．自六月四日凌晨至六月八日深夜，在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停止杀害无辜的平民和学生。
9．六月七日，军人用四枪击倒四名市民，三人当场死亡，一个在挣扎时，被冲过来的士兵用木棒击头至死。
在这些日子里，面对著眼前死亡的威胁，面对著日后可能的迫害，无数人用行动展现了勇敢和良知。
我们不能不提及，为了抢救伤员，为了逃避搜捕和追杀，许多胡同和院落自发地形成了避难所，向陌生人敞开了怀抱。人们提供药品、食物、住所，运送死者、伤员和需要照顾的人(失散的中小学生和因刺激而精神失常者)到达安全地带。
我们不能不提及，每天深夜，都有一些市民向戒严部队喊话，劝阻他们停止屠杀人民，掉转枪口。而回答他们的是子弹，是坦克和士兵的搜捕和追杀。至六月八日（也可能包括九日）为止，这喊话声从未停止过！
我们不能不提及北京三轮车工人们，是他们抢救了无数的伤员，是他们总是向著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冲击。我相信「板爷儿」一词是在这个时候才深植人心的。
我们不能不提及日后的搜捕和追查，在我所知道的街道，没有人举报或被举报，连警察也只抓了个别有前科的交差了事。在单位，大多数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心照不宣地保护和开脱运动的参加者。
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用他们的正义和良知，默默地做了许多。。。
（文章记于1992年。终于在2004年，为纪念15周年，在海外某报刊以「史鉴」为名发表。今稍加修改。为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的全部是自己的经历。为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没有采用任何二手资料。）
三年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能冲刷掉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我记忆中的烙印。相反，随著岁月的流逝，我更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见到的真实的一幕幕记录下来，为了那些大义凛然的勇士，也为了那些无辜遭戮的冤魂。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当事人，我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血腥的，同时也是亮丽的一页。
一、山雨欲来
六月三日晚，军队将强行进入广场的消息早已是家喻户晓。北京市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但依旧认为「人民子弟兵」顶多使用大棒，刺刀，极限也就是橡皮子弹。谁也不会真枪实弹地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
那天的广场及附近，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迹象。军人和武警已经集结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和天安门，还有不少聚集在前三门的大街上。
十点左右，一批士兵跑步强行挺进到了离天安门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顷刻间组成的自行车路障挡住了。他们在群众的阻挡和劝说下，撤了回去。
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长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因种种渊源，对医学多少有所了解。在这个危难关头，自己不能坐视，不能不勉力为之。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自己蒐集了一些急救药品，准备随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必须提及我的母亲。当知道我的决心后，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在我医用白大衣的胸前和左臂，绣上了红十字.。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那一刻，为我们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镇压后的后果。他们毕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四五」等一系列运动，并且派出所民警就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二、火烧装甲车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东长安街上喧嚣四起。只见一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它反覆碾压著路面上的各种障碍物，追逐著街上的人们，据说，在南河沿附近已有一位妇女因躲闪不及被撞伤。
在长安街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愤怒的人们还是拣来很小的石子掷向装甲车，人们诅咒著。这时，几个退伍的市民向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收集了棉被、白酒和一些煤油。当这辆装甲车被水泥隔离墩暂时阻挡而减速时，一个人举著隔离墩上的铁棍冲了上去，把铁棍卡在了履带中。装甲车不动了。又有几个人爬了上去，铺上棉被，
浇上了白酒和煤油。火熊熊地烧了起来，远近的市民都在欢呼。不一会儿，几个军人从装甲车里爬了出来。愤怒的人们举著木棒和小石块包围了他们。这时候，几个大学生手挽手地保护住了他们，并且劝说市民不要冲动，不要使用暴力，「他们是穿著军装的老百姓」。一些石块和棍棒甚至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但他们还是大声劝阻著并且簇拥著这几个人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去。
三、「橡皮子弹」
西边早已响起了枪声，从稀疏到密集，并且越来越近。从远处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消息。人们知道，在天安门以西长达几公里的街道上，许多市民自发地构成一道道路障，并且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著「人民军队」的推进。但直到此时，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们依然认为军队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从广场的周围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一些伤员。他们是被历史博物馆附近的警察和武警用棍棒或石块打伤的。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位自称是法新社(或南通社)的记者也受了伤。我搭平板车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南门，转给了一辆救护车的救护人员。
我遇到的第一个枪伤伤员是个学生。他是在广场上被从人民大会堂发射出的子弹击伤的。他的伤口刚好在臀部肌肉最丰富的地方，又穿著牛仔裤，所以从伤口可以看到子弹的尾部。当时我还对别人说这肯定是橡皮子弹。(后来分析，子弹很可能不是直接击中，所以伤势较轻。)
我送这位学生到了协和医院，这时的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但我见到的大多还是棍棒或石块造成的创伤。
四 通道客车
当我从医院返回的时候，军队大约已推进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附近，这时的天安门已有了战争的气氛。二、三辆装甲车在燃烧，密集的枪声显然很近。不断有伤员被人们用三轮车、自行车载著，或几个人抬著、背著东撤。我刚来到广场的边上，就见密集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当我再见到伤员时，一个个严重的伤势彻底粉碎了我橡皮子弹的幻想。我不得不正视眼前严酷的现实了。
因为没有经验，有时我连伤口都找不到。一些伤员在刚刚受到枪击时，特别在一些血管不丰富的部位，往往不立刻出血，而且弹孔的入口处直径很小，在夜间的照明中很难发现。有的人甚至只知道被打中了，却描述不清确切的位置。往往要等一下，随著出血和伤员情绪的稳定，才容易判断。
随著后撤的人们，我们退到了公安部正门前(正对南池子大街南口)的长安街上，在我处理一个腿部贯通伤的学生时，从东面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于运送伤员的车辆。一些伤员被抬了上去，我送那个学生也上了车，然后开始处理其他伤员。大概司机想再搭载上更多的伤员，所以这辆车继续向西，也就是军队过来的方向开去。
车子没走多远，刚刚开到长安街上，历史博物馆北门和公安部大门之间，就被枪声包围了。
（在个别转载里，这个地点被写成金水桥前，这可能是和另一个事件混淆了。这次我特意把确切地址加上。）
我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昏迷并且呼吸困难的伤员，只知道车前后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但印象中，还没有人受伤。
枪声停了，一个小伙子爬到前面，取下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著，向军人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的白上衣上有红十字标记，所以，我也探出身子，向远处的军人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伤员的！」并且向他们指示我白大衣上的红十字标记。
当时，车里大约有十名伤员和十几名志愿者。志愿者们没有组织，彼此也多不相识，大多数人与伤者也毫无瓜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援助的手。
喊话之后，车上的人们开始继续安置伤员，汽车也重新启动了。突然，猛烈的枪声笼罩了我们，前面有人倒下了。。。大家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是伤员的救护者，我们打著红十字的旗子啊！
枪声在激烈地持续者。趴在满是碎玻璃的车厢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如果他们冲过来。。。」－－但我没有机会多想，前面有一个伤员向我爬来。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绷带，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随身携带的药品和绷带都用光了。看看四周，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著，鼓励著…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没有冲上来。我大声喊著：「谁会开车？后退！去协和！」在摇旗和请求后，我们的车调头向协和医院开去。
一路上，我只有不停地叫喊著，鼓励著伤员们。。。
当把伤员们送入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我才知道医院的状况有多紧张。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著，伤员们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房间。站在走廊里，我大声喊著：「哪有绷带？我要绷带！」几个大夫和护士听见了，收集了许多绷带给我。抱著大量的绷带，我走出了协和医院。
五 东长安街上
载我们到协和的那辆通道客车已经无法重新启动了，所以人们只好把它推离了医院大门。我相继询问了几辆停在医院门口的救护车，车上的人说他们奉卫生局或上级的命令，等待指示，不允许开往天安门方向。
抱著绷带，我又返回到医院门口，对著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我喊道：「谁愿意跟我回去救人？」立刻，十几个人聚集在我的面前。
三位三轮车工人，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把三轮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每辆车上都挤上好几个人，然后三轮车师傅费力地载著我们向著枪声冲去。
在车上，我分配了绷带，并且简单介绍了包扎的方法。车一过南河沿，大家就跳下车，分头帮助伤员去了。
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军队在历史博物馆北侧小广场以西，北京市民们在南池子南口西侧的长安街上相互对峙著。从南池子南口以东的东长安街上当时还没有军队。很多人关心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他们几次试著冲向天安门方向，都被无情的弹雨阻挡住了，伤亡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还不时有冷枪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大家早已清楚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镇压了。从历史博物馆北侧到南池子南口的长安街一段，
已成为充满杀机，充满血腥的地带。
在死亡面前，成千上万的人们没有退缩，他们一次次的高呼：「打倒李鹏！」，「反对镇压学生！」，「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每一次口号都换来一阵弹雨。但一待枪声平息，撤走伤亡人员，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畏、这么大义凛然的人们。这些普通百姓面对虐杀居然毫无惧色！
形势一分一秒地严峻著，所有有组织的医护人员都退到了南河沿一线。印象中在南池子南口附近，当时只有我和一位据说是北医的学生，身著白大衣留在了那里。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劝说大家坐下，少去呼喊口号，不要激怒对方招致无谓的伤亡。于是，人们陆续坐了下来，在马路上和路旁的绿地形成一线与军队对峙著。
突然，一个身著黑色连衣裙的青年妇女（据说她的弟弟刚被打死），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著军队走去。所有的人也跟著站了起来，他们不顾一切地随著这位女青年向著坦克和刺刀走去。顷刻之间，我的耳畔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人们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始跑了起来，冲向前方。成百上千的普通市民，像浪潮一般压了上去。人们呐喊著，那吼声掩盖了一切，彷佛天地之间这是唯一的声音。
随著人流，我也跟著向前跑去。枪声响了。刚开始，枪声淹没在喊声中，但不久就覆盖住了喊声。我看不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人群已经开始掉头奔跑。夹在人流中，我也弯腰向回跑。突然，侧前方的一个人重重的栽倒了，我马上意识到危险,
立即伏在了马路上。。。
几分钟过去了，枪声还在稀疏地继续，我偷偷地回头一望，顷刻间，我的心里涌上了一种至今也无法描述的感受：凄凉、失望、痛苦，好像都不恰当－－－因为我见到宽阔的街道上，大约每几米间隔，就躺著一个个刚才还热血沸腾的勇士！
那一刻，自己真地无法保持那份冷静了，我爬向左侧的第一个年轻人
，他的眼睛已没有光反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看这点)。当我爬向身后的第二个年轻人，用手放在他的后背，试图用臂弯托起他时，我的三个手指空空地陷进了他的胸膛！他的后背有个大洞！
枪声停了，人们开始抬伤员了。又一个年轻人被抬了过来，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他衬衣里兜著很多血，我见到伤口隐约在右侧，我估计打到肝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已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拿过一件衬衣，稍稍束了束，让人把他送走了。还有一个是个约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人说他伤在头部，我翻过他的头，手上已是白白的脑浆了。。。
没有绷带，衬衣、背心、可以用。没有运输工具，只好一个伤员爬在一辆自行车上。没有医护人员，没有绷带和药品，伤员得不到简单的处理。在公安部北侧门的墙外，一辆吉普车里上下两排就叠放了六七名死伤者。
在匆忙中，我见到几个人抬走了很可能就是带头向前冲的那个女青年，她的连衣裙已经被打烂，身中数弹，当时似乎还有呼吸。
血染红了我的双手，血染红了我的前臂，面对著一个个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急需救助的伤者，我更感到无助！
。。。
请记住：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峙了几个小时。面对血腥镇压，他们凛然不屈，他们高呼口号，并且向军队发起了数次冲击，伤亡惨重。
后记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当局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封锁下，在社会上种种的利益诱惑下，人们有意无意的淡化了这段历史，更有别有用心者，对六四进行著无端的指责和颠倒黑白的歪曲。
大多数关于六四的报导，总是把焦点集中在了天安门广场或是军队开过来的西长安街上，很少有人提及就在天安门东侧发生的这段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不应该忘记！不应该忘记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面对坦克和刺刀，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献出过热血和生命。
每逢六四，多少人默默在心里祭奠，又有多少人想把真像诉说给自己的同胞，面对死者，我们无颜保持沉默；面对历史，我们无权保持沉默；面对良知，我们不可以保持沉默！
请记住六四！
作为一个当事人和目击者，在阅读了许多回忆文章后，我发现许多重要的事件很少被人提及，鉴于篇幅，我只好在此罗列数件，希望这段历史更为丰富翔实。
1．六月三日十时许，一支部队曾跑步试图接近天安门，在南池子南口被路障和群众堵回。
2．六月四日凌晨１－２时，解放军开枪向红十字标志明显的客车射击达数分钟之久。
3．六月四日晨五时许，一队坦克和军车从东向西沿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前进沿途向群众射击数分钟后，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灯全部熄灭，天安门广场枪声大作达二十分钟之久。
4．六月四日晨６－７时，军队从历史博物馆顶，公安部内和天安门方向形成交叉火力，攻击聚集在长安街上的人们，人们退入南池子大街。
5．六月四日晨8-9时间，少部军人冲入南池子大街南口，个别军人骑上丢弃在地上的自行车，携冲锋枪追杀躲逃的群众，远至南池子粮店（南池子大街中段），有一老人被击中（生死不详）。
6．六月四日晨八至九时，从天安门逃出一些医护人员、学生和少量群众，在天安门至南池子间遭士兵殴打、射击。
居住在南池子的众多北京市民，为他们提供了救护和帮助。在我处理的伤员中，至少有一人，因腹部枪伤在送医途中不治。
7．六月四日晚，军队从天安门向东，在细雨中高呼口号，正步沿长安街向东前进，每前进一段距离，就开枪射击。
8．自六月四日凌晨至六月八日深夜，在南池子大街南口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停止杀害无辜的平民和学生。
9．六月七日，军人用四枪击倒四名市民，三人当场死亡，一个在挣扎时，被冲过来的士兵用木棒击头至死。
在这些日子里，面对著眼前死亡的威胁，面对著日后可能的迫害，无数人用行动展现了勇敢和良知。
我们不能不提及，为了抢救伤员，为了逃避搜捕和追杀，许多胡同和院落自发地形成了避难所，向陌生人敞开了怀抱。人们提供药品、食物、住所，运送死者、伤员和需要照顾的人(失散的中小学生和因刺激而精神失常者)到达安全地带。
我们不能不提及，每天深夜，都有一些市民向戒严部队喊话，劝阻他们停止屠杀人民，掉转枪口。而回答他们的是子弹，是坦克和士兵的搜捕和追杀。至六月八日（也可能包括九日）为止，这喊话声从未停止过！
我们不能不提及北京三轮车工人们，是他们抢救了无数的伤员，是他们总是向著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冲击。我相信「板爷儿」一词是在这个时候才深植人心的。
我们不能不提及日后的搜捕和追查，在我所知道的街道，没有人举报或被举报，连警察也只抓了个别有前科的交差了事。在单位，大多数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心照不宣地保护和开脱运动的参加者。
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用他们的正义和良知，默默地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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