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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
時間年輪剛碾過聖誕，一下就衝進元月。一進元月，覺得離春節就沒幾天了。又該回國了。於是申請簽證，訂機票，購物。儲藏室里的行李箱又被拉出來。這樣的海外旅行每年得發生幾次。
每年回來前，都聽父母說“沒時間或工作走不開，就不要回國了”。這是口是心非的話。到了年節，哪有父母不盼子女歸？
今年又回來過年。過年是藉口，實際是陪父母。回國過年是我每年給父母的無聲禮物。過年時，大多數父母會收到兒女的鈔票、年貨和拜年電話。其實，他們要的最大禮物莫過於兒孫在眼前轉悠。每個不能回來看父母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理由，如學習、工作、家庭等。哪一條理由都比看父母重要。對於極少數人，除了沒錢或生病，所有理由不成立。認識個打工仔。每年，無論多忙他都回國同家人兄弟姐妹過年。有一年，剛換工作，不能請長假。春節快到了，老兄買了機票，請兩天假，加上周末，飛回北京與家人吃了團聚年飯，然後再飛回來上班。老兄與家人相處時間也就一天半，還包括睡覺時間。
今年又回來過年。過年是藉口，實際是聽父母嘮叨。每年回來，其中一理由是聽父母嘮叨。去年的嘮叨，今年又重複。昨天的話，今天又重複。我不打斷他們，而是附和着，有時還插上幾句，好讓他們的嘮叨順利地進行。倒是父母倆總嫌對方嘮叨。從他們的嘮叨中，我讀出了他們的落伍、閉塞、孤獨、煩惱、恐懼和無奈。我有時對他們的嘮叨失去耐性。他們這邊嘮叨，我那邊用翻牆軟件看“出口轉內銷”新聞。父母注意到我心不在焉時，便不再言語。我懺悔，有時也補救，帶他們去網上漫遊，用衛星地圖把他們帶回到他們曾去過的海外，去看他們曾走訪的地方，去看我存在網絡里有關他們在海外時的影像。他們興奮，努力回憶當時拍影像的地方。
今年又回來過年。過年是藉口，實際是和父母爭吵。暮年的父母早年養成的節儉習慣一直保持至今。他們節儉到令我無法忍受的程度，為此爭論不斷。比如，早應淘汰的鋁鍋、破了邊的碗、掉了磁搪瓷盤、鏽漬斑斑的菜刀、長短不齊的筷子、變了形的飯桌、壞了腿的椅子都捨不得丟掉。我們姐弟多次買來新的替代品,把淘汰的東西扔到家門口的垃圾筒。父母會偷偷地撿回來藏起來，然後在我們不在家時繼續使用。原本很小的家變成了廢品存放處。為防止父母拾垃圾行為再次發生，我們再扔垃圾時還得多跑些路。類似扔垃圾和拾垃圾的爭奪戰在我回國過年期間時有發生。聽朋友說,有人還曾開車或打車扔家裡老人多年累積的破爛。扔時，還得跟老人說是送給保姆的。說實在的，這年頭連保姆都看不上這些東西。
煎餅油條
從溫哥華飛到北京時是下午四點多。同家人吃完飯，已晚八點多。困勁兒來了，便跑到借宿的地方睡了。醒來時，是北京時間凌晨三點多。肚子餓了，借宿的地方沒吃的，只好餓着肚子用電腦看電影光盤。快六點時，便去外面尋吃的。
走出居民小區，看到馬路邊有兩個賣早點的攤子，間隔幾十來米。第一個是煎餅攤。賣煎餅的是個介於35到50歲之間的爺們兒。“大哥，買煎餅吧。三塊一張，加倆雞蛋。”我看到賣煎餅爺們兒用手背抹了抹流着清鼻涕的鼻子，然後擺弄着他的煎餅材料。這讓我想到煎餅和鼻涕的混合物。於是往前走到第二個攤子。也是個煎餅攤。賣煎餅的是個娘們兒，年齡也猜不准，沒見她流清鼻涕。煎餅也是三塊一張。想買。抬頭看到娘們兒背後是家肯德基，於是往肯德基走。
進了肯德基，沒聞到肯德基炸雞的味道，卻聞到中餐的味道。抬頭看牆上的早餐食品牌子，赫然出現油條、香菇雞肉粥、皮蛋瘦肉粥、牛肉粥的字樣。再看，沒見到豆漿、燒餅、包子的字樣。肯德基買油條、賣粥？覺得不倫不類。其實，在國外早就看到中國肯德基賣油條的新聞。
從肯德基走了出來，回到娘們兒的煎餅攤，買了四張煎餅，帶回父母家作為早餐。到了家，跟父母聊起肯德基賣油條和粥。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凌晨四點時，時差的原因又把我給弄醒了。於是又起來看電影光盤。熬到六點，出門又去了肯德基。點了兩根油條，一碗皮蛋瘦肉粥，一杯茶。端出的油條一根不到十五厘米長，盛在紙碗裡的粥也就一兩多點。肯德基的油條、粥的味道實在不敢恭維。已記不得在肯德基吃早餐總共花了多少錢，但那三元一根油條的價格還記得。回到家，跟父母說我在肯德基吃了油條和皮蛋瘦肉粥。之後我便遭到他們好一頓數落。見人就提他們的傻兒子，說那油條也不是金條。
肯德基原本是賣炸雞的地方，卻賣起油條和粥這些傳統的漢食。看來，以炸雞、薯條、可樂當早餐的國人人數不是很多。肯爺爺無法征服國人的胃，只好入鄉隨俗，賣些讓他老家人皺眉頭的吃食了。
我明年回來時，說不準肯德基早餐內容里添了天津的煎餅果子和上海的糍飯糰咸豆漿了。
發票
在大型百貨商城中藥櫃檯替人選購中藥。選好貨後，售貨員開發票時問：“開什麼？”我一愣，說：“什麼？”之後馬上意識到裡面的道道，於是開玩笑：“能開文具嗎？” 答：“行”。在中國這環境裡，中國話說得再利索的老外，不一定能搞懂中藥與文具的關係。
去家電商店買冰箱。收款時，售貨員問：“開什麼？” 我想了想，說：“辦公用品”。 在手機專賣店，花了三千多元買了部手機，付賬時售貨員問“開什麼？”我說：“隨便，開什麼都得我自己掏腰包。”售貨員在發票上便如實寫下手機及品牌。看來，售貨員可胡開發票，至少老闆是認可的。聽說，許多官員找小姐按摸，和小姐干那事，也可報銷。當然發票上不會有小姐的影子。
蹭親友車，在加油站加油。一加油站工人手裡捏着一沓發票，尋找發票買主。據說，這是加油站促銷方法之一。發票買主都是開公家車或雇主的車。用一二十元買張一百元面值的加油發票，然後拿回去報銷。這比玩股票賺頭大，風險低。另一種賺錢法是少加油，發票上多開。無論哪種方法，這樣交易看來挺合算。
好律師
跟友人聊天時，聊到國內的律師。說找律師打官司時，要找“裡面”有人的律師。“裡面”是指公檢法等衙門，就是說得認識“裡面”能幫的上忙的人。“裡面”沒人的律師不是好律師。“裡面”有人，官司勝算好把握。“裡面”沒人，官司勝算靠運氣了。外交部發言人常說，中國是法制國家，一切都按法律行事。據說中國法律條款已“西化”了，非常完善了，可案件受理還在具有中國特色下運作，除了官服、道具和法庭操作語言不一樣，實際內涵和被推翻的前朝沒多大差別。
法律為權貴服務，多數律師是權貴的二奶。多年前權貴們只是暗地裡強姦法律，而現在是公然地強姦法律，而且是自己制定的法律。記得在二十多年前穿官服時，曾與幾個“單幹”刑事律師聊過，說吃刑事飯風險大，得罪官府時得不到本應保護律師的律師協會的協助。二十多年過去了，律師協會的作用未變，還是黨的“外室”。律師因刑事辯護得罪官府而坐牢者很多，因說真話而被吊銷執業證書、過不了年檢的更多。
兩會
回國過年趕上兩會。聚會的人裡面還有我以前的同學和同事。
兩會期間，北京街頭巷尾小區商場都是胳膊上戴紅箍的人，其作用如過去的小腳偵緝隊，不過現在的偵緝隊員都是大腳丫子。看看紅箍上印的字：首都治安志願者。真是與時俱進了。紅箍看着扎眼，讓我想到文革的遺風，想起紅衛兵。
要不是中國長大，還真不明白是兩會怎麼回事。兩會，一會是政協，一會是人大。一個像皮圖章，一個桌上花瓶。據說，兩會是人民代表為人民辦事的會。更為妥當的說法應是權貴的聚會，是貪官的聚會，是既得利益群體的聚會。不然的話，為何不允許人民代表跟人民接觸？不許人民集會遊行發言？為何人民代表車子一過，私家車就得讓路？
聽人說，有的小區人手不夠。有些帶紅箍的是雇來的民工。看看戴紅箍的人，很少有認真幹活的，不是聊天，就是發呆。據說，戴紅箍的志願者不是志願，也是有點錢可領的。貪官污吏聚會，志願者領賞錢也是應該的，況且那賞錢本身就是從他們自己身上搜刮的。
中國的老總老是扯着嗓子喊政務公開透明。兩會開了六十年了，可會議的開支從未貼在人民的眼前。收集這數據不需要什麼高科技，電腦都用不上。撥幾下算盤珠子，就能拔出來。聽說這數字是國家機密，人民不可以知道的。誰透露出去，誰就犯了泄露國家機密罪。
嘆人生
回國探親的四個禮拜里，走親訪友是少不了的。親友相聚，除了喜慶，就是感嘆，嘆人生苦短，嘆歲月無情，嘆人流聚散。每人在這世上就存在幾十個春秋，歲月轉瞬即過。在無邊際時光里，人不過是匆匆過客。每次歸來，都會看不到去年見到的一些親友、同學或相識。每次相聚，近距離體會生活的滄桑，感受四季輪迴的蒼涼。現在不知怎麼了，總聽到他人英年早逝的消息。九十多歲走了，算瓜熟蒂落。四五十歲人就匆忙走了，不得不令人嘆息。
歲月無情，不憐惜任何人，一秒一秒地往前走，把小孩兒催成老人催成病人催成死人。人的壽命長短變化無常。今天活着，並不保證明天還活着，意外時有發生。對於許多人，命運早已被安排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冥冥之中，自有定數。自出生，所有人都被安排在通往天國的的隊伍里，沒有一個人有退出的權利。天國那裡被人們描述的那麼美好，可沒人會像陽世間那樣爭前恐後往前趕，爭奪各自利益位置。在去天國的路上，多數人惶恐地被時間推着往前走，少數人勇敢地往前走，坦然面對，快樂地生活每一天。我是那多數人的一員，很不情願地排着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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