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告别西安古城只能偷偷溜走，因为黎明欠着公寓老板三十多元钱。第二天天麻麻亮，黎明和邵国文装着早起锻炼的模样，大大方方走出公寓。一转过小巷，刚才那份从容马上就变成做贼心虚，两人加快步伐赶到北门，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樊向贵汇合。松了一口气的黎明和樊向贵，邵国文一起凑了几块钱，到小摊上要了几碗羊肉泡馍饱饱地吃了一顿。几十年后黎明还清楚地记得那一顿热气腾腾，滚烫肥鲜的美味是如何解饥解馋。 下午到了三原县城并没有见到红军。四处打听才知道招生的地点是在城外的一所学校，他们已经走过了头。三人转回头找到那里，这才见门口贴着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报名处的字条。接待他们的是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很热情。他先让他们填表，然后每人发给五块大洋，嘱咐他们自己到延安报到。黎明忍不住问：“在那里考试？” “到延安就知道了。” 樊向贵疑惑地问：“就我们几个去延安？” “学校宿舍还有几个人。你们要是没地方住，今晚可以和他们住一起。上路的时候多几个人也有个照应。” 万没想到报名就这么简单，怎么连张照片都不要？这算是录取了吗？如果算，怎么连入学考试都没有？如果不算，怎么还发这么多路费，有钱没处花了吗？邪门儿。三人被弄得稀里糊涂，都怀疑这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不是所野鸡大学，但谁也不敢多问，生怕到手的大洋又飞了。 他们即刻去找学生宿舍，只见门窗大开，屋里屋外空空洞洞，几张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放着简单的行李却看不到人影。黎明心想中年教师说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人了，只不知现在他们到那里逛去了。三人觉得没什么事干，又走出门在县城里转了两圈，顺便吃了顿晚饭，到掌灯时分重新回到宿舍，果然看见四五个年轻人坐在床前高谈阔论。经互相介绍知道他们也是到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相约明天起身，黎明他们当然乐意和他们结伴而行。 谈了几句，黎明发现这几个人全都改了姓名。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学也不知是恐吓还是当真严肃地说：“当红军就是当共产党，被当局知道了家人肯定要遭殃。要想不连累家属，必须改名换姓。”说的黎明三人心里发毛。 黎明心头更多一层担心：我欠着公寓老板几十元钱，将来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成了一家，老板找到红军来讨账，说我负债潜逃可怎么办。第二天一大早，三人找到中年教师，声称昨天填的表有错误，要求重填。中年教师也不阻拦，收回原表，每人另补一份。但要改个什么名字却让黎明大费斟酌。后来想，我参加红军是为了抗日。抗日胜利就是中国的黎明，于是顺笔改成：黎明。 邵国文改名邵英，樊向贵最初也想改，后来想想，觉得参加红军没啥了不起，也就算了。不一会儿，大家出来。樊向贵说：“告别西安了，咱们再回头看一眼古城，也留下点美好印象吧。” 这会儿天已大亮，太阳挂的老高，然而西安方向什么也看不清，其实也根本看不见，路途太远。但他们却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线灰色城墙静静地盘卧在天际。不多时，原本清朗的天空旋转起漫漫黄沙，起风了。黄沙很快淹没了原野，遮天蔽日向三原方向横扫过来。 就在黎明揉揉眼睛的当际，突然从黄沙中冲出一骑快马，像一羽深蓝色的雕翎落到黎明他们面前。骑手勒马停下，用手掀起崭新的红星八角军帽帽沿，额前窜出几缕乌黑刘海，原来是个女兵。她身穿熨烫整齐的蓝布军装，腰间横系棕色小皮带，显得腰俏分明，英姿飒爽。看见中年教师后朗声笑问：“有水吗，喝一口。” 中年人忙答应道：“有，有。”把桌上的洋磁茶缸递过去。 女兵也不谦让，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对着楞怔的黎明说：“小兄弟，想当红军？” 黎明可能觉得女兵过于光彩照人，低头嗫嚅着回答：“是，刚报名，今天就走。” 女兵有点怀疑：“今天？下午可能会下雪。” “下雪算得了什么。”黎明觉得她太小看人，昂着头说。 女兵爆出一串欢快爽朗的笑声：“有志气，小兄弟，你算走对了路。”然后扬鞭跃马而去。 樊向贵转身问中年教师，这女兵是谁。中年人答：“你们不认识她？她就是丁玲。” 丁玲。黎明当时的感觉是如雷贯顶。丁玲，那个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了《在黑暗中》文集的名作家，那个丈夫被国民党枪毙，本人几度神秘失踪的传奇人物？黎明如条件反射地追问一句：“她真的是丁玲？” “那还有假。全国有几个丁玲？”中年教师觉得黎明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 没想到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在红军中，看来共产党真有他邪门儿的地方。难道说我这一步真的走对了？黎明望着北方的滚滚黄沙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 丁玲的话一点不错，天空中很快飘起了稀疏的雪花。 电影马可波罗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马可波罗一行人历尽艰辛到达某地，突然冲来一支铁骑拦住去路，所有人都感觉吉凶未卜，马可波罗的父亲从中掏出一面成吉思汗颁赐的金牌。骑兵们看见金牌马上闪开一条道，马可波罗就此走进充满希望的神奇大草原。 一九三六年的除夕，黎明就这样满怀希望和同伴们踏上了一片神秘未知的土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个冷风刺骨、飞雪扑面的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素不相识的穷学生，结伴踏上了白雪皑皑，一片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也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