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上路的时候，同行的人已经聚集到十来人，其中以中学生居多。有两人来自张学良所办的学兵队，一人是来历不明的大学生。十多个人长袍，短褂，学生装，中山服，瓜皮帽，礼帽，鸭色帽，中式裤，西式裤，马裤一应俱全。皮，毛，单，夹，棉样样不缺。后来还来了两位女学生，半短剪发，长旗袍，袢袢鞋。真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叫人弄不清是支什么队伍。

出了三原北门，见路边站着一个颇有些历练的年青人，陕北农民打扮，头扎白羊肚头巾，身穿羊皮短褂背心，背上挎着条土布包袱，动作敏捷，眼藏机警，天然流露出山野村夫式的读书人潇洒。他看见黎明一行人，主动上前打招呼：“去延安？做个伴行不？”

樊向贵抢上前几步，热情地：“能问一声先生从那里来？”

年青人眼珠转了转：“哦，刚从黄龙山逃出来，那里的土匪抓我做绑票。”

“黄龙山有土匪？”黎明觉得喉咙有点紧，那两个女学生更是脸都吓白了。黄龙山就在附近。

“不碍事儿，”年青人不当会事儿的挥挥手：“红军早把他们赶跑了，所以我才跑得脱。”

黎明还想问什么，邵英拉拉他的袖口，悄悄说：“听他胡说八道，瞧他那身整齐的衣着，像劫后余生的样儿吗？”黎明也心里犯嘀咕：别是国民党的特务吧。那人一路上也不太说话，就跟在队伍后面走。

过了金锁关，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停风息后重新上路，已经是银灿灿千树梨花，白茫茫万里素妆。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不见边际的晶莹闪亮雪原，走着走着就变成一条深沟凹陷在脚下。深沟的斜面倾斜度不一。坡陡之处积雪停留不住，带着表层浮土落到慢坡处，露出一道一道橙黄色的新土，如同洗涤过一般分外鲜洁。而慢坡处则形成了绵延起伏的雪堆，雪浪，雪屏和雪垫。这些白色的雪堆，雪浪，雪屏，雪垫和嫩生的黄土交错杂陈，明暗更替，煞是好看。被雪覆盖的坡路经人踏踩挤压成冰凌，变得像玻璃一样光滑，坚硬，脚踩上去不住地打滑。正所谓上坡容易下坡难，在冰上行走更是如此。黎明他们相互搀扶，撑爬并用，小心翼翼，慢慢地梭滑下溜，艰难地到达沟底。抬眼一望，四周竟成了高耸的大山。待爬上山顶，迎面而来的又是平展如海，望不见边际的皑皑雪原。樊向贵在雪后的山地上行路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敞开上衣，一人跑在最前方，满脑袋热气腾腾。一上山顶，这哥们儿居然豪性大发，对着无际原野大叫起来：“辽阔舒畅，壮伟瑰丽的高原呀，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古国的发祥圣地。樊向贵呀樊向贵，你的生命要像高原一样壮丽，像瑞雪一样洁白，像黄河一样奔腾澎湃。我要在诗情画意的大好河山中驰骋，在洁白高尚的冰雪世界中飞翔。”

正好一轮普照大地的红日把金光无啬地泼撒在雪地上，激发起刺人眼目的晶亮反光，有如搅动万千璀灿的星辰在闪耀。樊向贵举着双手站在白云蓝天下，真有点遨游河汗的风光。

快到延安时，黎明几个一起跑上最后一个山头，望着夕阳辉映下的宝塔前仰后合，气喘吁吁。突然，旁边冷冰冰甩过一句话：

“你们能吃屎吗？”

所有人都愣了，转眼看见高处站着那位黄龙山土匪的“绑票”，手里还点着一支卷烟。

“能。”出乎意料之外，只有邵英轻蔑地应了一声。邵英家境贫寒，在中学成绩一般，遇事耸头耸脑，梭边溜号，很少受人注意。没想到这会儿倒干脆地答了一句：“要干一番事业，就别管什么生死荣辱。”

“好，能吃屎就能革命。要有思想准备，那天把自己拉出来的屎再吃回去。”“绑票”大步走下来，紧紧握了握邵英的手，鼓励他：“好好干，会有出息。”

他路过黎明面前时也停了停，问：“小同志，叫什么？”

“黎明。”

“黎明？黎明前就是黑暗。今后的路可不大好走啊，但愿能再见面。”说完独自下山走了。

“他不会是红军里带兵打仗的？”有人嘀咕了一句。

“嗨，他要带我打仗，我还不如跳河。”樊向贵不以为然。

“他要真带我打仗，死也甘心。”邵英咬着牙说。

十一

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他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抗大编成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红军干部。所有白区新来的人都编到四大队。四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四大队住在延安东门外飞机场附近的一座营房。从城内到营房要过延河。这时的延河冰封雪冻，只有中间的一小溜清澈流水在两边的碎冰中开辟自己的艰难道路。延河在宝塔山下绕了个大弯，营房恰好在大弯的北面，背靠清凉山，面对延河水。

然而，抗大初期的生活实在是艰苦。营房所在的地势不错，既高又敞亮，但房屋颓败倾塌，门窗俱无，破烂不堪。营房大院内，东西两排敞房，靠北一个小院。按编队区分，樊向贵和邵英住在西厢，黎明住在东厢。靠北的小院住的是女生，有二，三十个。厢房里尘封气霉，除了长长的一排用土坯砌成的通炕，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学员们自己动手，打水，铺草，洒水，安放行李，忙了一整天，总算象个人住的地方了。到了晚上，新的考验又来了。天寒地冻房屋却八面透风，遇到下雪，雪花夹着北风穿墙而入，扑打在人脸上。学员们大多衣被单薄，只好仗着人多挤在一起，你拉我扯，最大限度的利用从外边带来的有限资源：毯子，棉单衣裤，帽子，围巾。不过这些东西似乎都比不上当地的麦草，又干又厚特别保暖。

不久，黎明发现自己的毛衣里长出了一种小动物，弄得混身发痒。告诉樊向贵，樊向贵说我早发现了就是没撤儿，你有什么办法吗？。黎明说：“鲁迅的王胡和阿Q有这耐性，翻检衣服，一个个捉来放进嘴里，比赛谁哔哔剥剥咬得响。”

樊向贵眉头皱老高：“我说你怎么越来越邋蹋，这话都不觉得恶心。”他们两人抱着不下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用力挤压，结果是越挤越多，连毛衣缝里都密密码码布满了白花花的小点。黎明当时的感觉就是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束手无策。他终于想起来，这东西只有用滚水烫才能断根，但问题是到那里去弄滚水？

住如此简陋，吃也别想多好。大家吃集体伙食。在大院里，每个班围着个装满饭菜的大洗脸盆就餐。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发霉的小米，陈年的包谷，上顿罗卜棒，下顿土豆条，缺盐少油，黎明有时咽都咽不下去。更让人恶心的是，黎明他们吃饭时盛菜的家伙竟是洗脚盆。

其实就在吃饭时，这帮学生娃儿就注意到给他们盛菜的家伙是个洋瓷大脸盆。脸盆盛菜虽然少见，但大家都能理解。唯一有点别扭的是那家具也太旧太破了些，盆里盆外到处是一坨坨黑红乎乎的铁锈，用这玩意儿盛菜能干净吗？唉，革命嘛，总要吃点苦。但他万没料到当天晚上就有人用这个盆子来洗脚。黎明当时的感觉就是肠道里有条小蛇翻滚直冲胃贲门，他马上想到了到延安路上“老头”说的话：能吃屎的才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