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在這樣的艱苦生活面前，有些人動搖了，後悔了，覺得越看前途越渺茫了。”黎明在回憶錄中寫道。其實他本人就是這些動搖分子中的一員。他之所以沒有退出去，一個原因可以歸結於人年輕和只有在資源極端匱乏時才會發揚光大的共產主義思想。黎明他們當年就是靠着互相幫助，蒙頭蓋臉才熬過了這個冰封雪舞的嚴冬。

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黎明沒有一門過硬的親戚。

這時候，新來的同學給樊向貴帶來一封信。信是他叔叔親筆寫來的，還附了十元錢。他叔叔讓他趕快回來，說已經給他活動到漢中縣的一個代表身份，很快可以遞補到縣教育廳當廳長。解放後他對黎明承認：“我當時覺得就算拿不到縣教育廳廳長的位置，待遇肯定也比呆在紅軍中強。紅軍要錢沒錢，要槍沒槍，要人沒幾個，根本看不到前途。”

但他當時對黎明說得可是理直氣壯。“革命不能光往人少的地方跑。現在大多數人都需要我們去喚醒他們。只有大多數人都起來了，革命才會成功。我回到漢中可以利用合法身分從事革命工作，鼓動抗日救亡。革命不分紅區白區，重要的是紅軍和白區工作相互配合。回去不是怕艱苦，也決不是動搖，其實白區的工作更危險。我是看清楚了，自己在白區可以給革命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一席話如晴天霹靂震得黎明耳朵發蒙，萬沒想到樊向貴把他騙到這個鬼地方自己倒拔腿開溜。他的反應是樊向貴肯定是共產黨，只有共產黨內的人才可能給安排這麼個美差。好傢夥，捂得真嚴實。黨的安排，形勢的需要，真他媽的冠冕堂皇。他嘴裡說拜託樊向貴回漢中後到自己家看看，給老人家講講這裡的情況，讓她放心。內心深處里那份嫉妒和惱火勁就別提了。

黎明去找邵英，邵英正坐在石頭桌子邊寫通訊稿。黎明一五一十把樊向貴的打算給他說了。邵英半晌沒出聲，握着破舊鋼筆的手一動不動，只有鼻子撲哧撲哧的呼吸聲。黎明想和他商量一下他們今後的打算，剛說了一個詞：“我們…，”

邵英就雙手一拍桌子，騰地站起身，暴躁地說：“你聽他鬼話連篇。他就是圖舒服安逸。你看他從一開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後，整天悶着個頭不說話，幹事能躲就躲，能偷懶就偷懶。現在好啦，找到新門道了，可以當廳長了，還革個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給你找個飯碗？做夢吧。我們無依無靠，回去照樣是求爺爺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兒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鐵了心，不管共產黨將來是劉邦還是項羽，亦或乾脆是那些默默無聞的草寇，我都要一條道走到黑。”

黎明的腦海中就像有兩個小孩在打架，他好像明白了什麼叫“分道揚鑣”。我的天啦，樊向貴不光是自己的革命領路人，還是自己的革命拐杖。如今我還“瘸”着腿，這拐杖倒先沒了，叫人今後如何走路？

幾天后四大隊召開全體大會，大隊政委董必武講話。董必武年約五十，留一撮八字鬍，穿着一件過於長大的舊面襖，步履穩健，聲調平緩。他先講了抗大辦學的宗旨，抗大的校風和眼前的困難。雖然是白開水一樣平淡的話語，聽的人也不能不為這批共產黨人歷盡艱辛，捨身忘死，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動。講到最後，董必武說：“有幾位同學提出想回白區，可以回去。我們的立場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回到白區和我們這裡比一比，如果覺得還是這裡好，再回來，我們同樣歡迎。”

黎明感動得兩眼濕潤，覺得共產黨真是仁至義盡。

四大隊還真給開了個歡送會。在歡送會上，樊向貴可能有點自卑，沒怎麼說話，更沒宣揚他那套白區革命的理論。

十三

歡送會後黎明獨自回到房中，抱着頭坐在床前。突然一個冷冰冰的聲調響起：

“看見別人走，自己也動搖了？”

是那個神秘的“綁票”，他穿着發白的紅軍幹部軍服。

黎明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進來的，只是抬起頭傷感地：“他有一個好叔叔，我上那兒去找這樣的親戚？”

“真這麼簡單？還在來延安的路上，我就感覺他呆不長。”“綁票”見黎明眼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便笑着加了句：“他太羅曼蒂克。”

黎明當時不懂為什麼。幾十年後他在評論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的《牛虻》時說：“如果把亞瑟比做革命，把瓊瑪比做羅曼蒂克，那就可以肯定作者要麼虛構了亞瑟，要麼虛構了瓊瑪。因為革命和羅曼蒂克是兩股道上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那天晚上，“綁票”冷着臉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個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革命，又革命又反革命是最危險的。”

黎明把這句話牢記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