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在这样的艰苦生活面前，有些人动摇了，后悔了，觉得越看前途越渺茫了。”黎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他本人就是这些动摇分子中的一员。他之所以没有退出去，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于人年轻和只有在资源极端匮乏时才会发扬光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黎明他们当年就是靠着互相帮助，蒙头盖脸才熬过了这个冰封雪舞的严冬。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黎明没有一门过硬的亲戚。

这时候，新来的同学给樊向贵带来一封信。信是他叔叔亲笔写来的，还附了十元钱。他叔叔让他赶快回来，说已经给他活动到汉中县的一个代表身份，很快可以递补到县教育厅当厅长。解放后他对黎明承认：“我当时觉得就算拿不到县教育厅厅长的位置，待遇肯定也比呆在红军中强。红军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人没几个，根本看不到前途。”

但他当时对黎明说得可是理直气壮。“革命不能光往人少的地方跑。现在大多数人都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只有大多数人都起来了，革命才会成功。我回到汉中可以利用合法身分从事革命工作，鼓动抗日救亡。革命不分红区白区，重要的是红军和白区工作相互配合。回去不是怕艰苦，也决不是动摇，其实白区的工作更危险。我是看清楚了，自己在白区可以给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席话如晴天霹雳震得黎明耳朵发蒙，万没想到樊向贵把他骗到这个鬼地方自己倒拔腿开溜。他的反应是樊向贵肯定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的人才可能给安排这么个美差。好家伙，捂得真严实。党的安排，形势的需要，真他妈的冠冕堂皇。他嘴里说拜托樊向贵回汉中后到自己家看看，给老人家讲讲这里的情况，让她放心。内心深处里那份嫉妒和恼火劲就别提了。

黎明去找邵英，邵英正坐在石头桌子边写通讯稿。黎明一五一十把樊向贵的打算给他说了。邵英半晌没出声，握着破旧钢笔的手一动不动，只有鼻子扑哧扑哧的呼吸声。黎明想和他商量一下他们今后的打算，刚说了一个词：“我们…，”

邵英就双手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身，暴躁地说：“你听他鬼话连篇。他就是图舒服安逸。你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后，整天闷着个头不说话，干事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好啦，找到新门道了，可以当厅长了，还革个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给你找个饭碗？做梦吧。我们无依无靠，回去照样是求爷爷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儿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铁了心，不管共产党将来是刘邦还是项羽，亦或干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草寇，我都要一条道走到黑。”

黎明的脑海中就像有两个小孩在打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分道扬镳”。我的天啦，樊向贵不光是自己的革命领路人，还是自己的革命拐杖。如今我还“瘸”着腿，这拐杖倒先没了，叫人今后如何走路？

几天后四大队召开全体大会，大队政委董必武讲话。董必武年约五十，留一撮八字胡，穿着一件过于长大的旧面袄，步履稳健，声调平缓。他先讲了抗大办学的宗旨，抗大的校风和眼前的困难。虽然是白开水一样平淡的话语，听的人也不能不为这批共产党人历尽艰辛，舍身忘死，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讲到最后，董必武说：“有几位同学提出想回白区，可以回去。我们的立场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回到白区和我们这里比一比，如果觉得还是这里好，再回来，我们同样欢迎。”

黎明感动得两眼湿润，觉得共产党真是仁至义尽。

四大队还真给开了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樊向贵可能有点自卑，没怎么说话，更没宣扬他那套白区革命的理论。

十三

欢送会后黎明独自回到房中，抱着头坐在床前。突然一个冷冰冰的声调响起：

“看见别人走，自己也动摇了？”

是那个神秘的“绑票”，他穿着发白的红军干部军服。

黎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只是抬起头伤感地：“他有一个好叔叔，我上那儿去找这样的亲戚？”

“真这么简单？还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就感觉他呆不长。”“绑票”见黎明眼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便笑着加了句：“他太罗曼蒂克。”

黎明当时不懂为什么。几十年后他在评论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时说：“如果把亚瑟比做革命，把琼玛比做罗曼蒂克，那就可以肯定作者要么虚构了亚瑟，要么虚构了琼玛。因为革命和罗曼蒂克是两股道上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那天晚上，“绑票”冷着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革命，又革命又反革命是最危险的。”

黎明把这句话牢记了一生。